二、科技风险的本质、分类和特征

科技风险是伴随科技价值实现的过程而产生的，是指科学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所可能引发的危害或损害。这些科技风险有的是可以预测的风险，有的是不可以预测的风险，有的可能在风险爆发的时候我们才会发觉，有的甚至可能在我们受到伤害之后也未能发觉。所以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科技在增强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1．科技风险的本质

科技风险与人类价值活动、价值关系和价值追求具有密切关系，是人类在创造价值和实现价值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可能的负面效应。就科技风险来说，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三个不完全是”和“三个而是”：当代科技风险的问题性质，不完全是人类的认识问题，而是价值问题；当代科技风险的产生，不完全是阶级原因，而是科技发展本身的不确定性、科技与其他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道德取向的不确定性等综合性原因；当代科技风险的预防和化解途径，不完全是依靠科技进步本身，而是有赖于坚持科技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包括建立和完善科技风险的伦理评估与预警机制等。

第一，当代科技风险的问题性质，不完全是人类的认识问题，而是价值问题。

当代人类对科技的过度依赖和科技创新本身含有的风险，加上科技监管制度无力或有漏洞，科技被人类滥用、误用和恶用，造成了巨大风险。科技风险是指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本身固有的不确定性及其不恰当的运用产生的预期效果和实际结果的偏差。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风险会日益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科技风险比其他风险更为复杂。科技的高度发展既是风险社会的特征，也是风险社会的成因。一方面，现代工业经济的腾飞，正是以科技飞速发展为支撑动力的。科技成为人们控制自然、获取丰厚物质回报的依赖手段。从日常社会生活到国家政治实践无不以科技理性为前提和依据。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高度相关性，个体的、局部的、区域的活动不再与他人无关，而是存在着高度密切的联系，并以“蝴蝶效应”展开。高度关联性同样以科技的发展为物质基础。可以说，离开了科技这一视角，我们根本无法认清当代社会。然而，科技在为人类改造自然、造福人类创造了有利和必要的条件的同时，也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消极影响，加大了人类危害自身生存的可能性。科技的高度发展既造就了丰厚物质生活、人类日益自由的社会，又造就了高度风险的社会。启蒙时期以来人类的一个重要信念就是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个世界将变得越来越稳定和更加有秩序。而在当代风险社会，情况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了，这个世界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

第二，当代科技风险的产生，不完全是阶级原因，而是科技发展本身的不确定性、科技与其他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道德取向的不确定性等综合性原因。只有对科技风险产生的原因进行多方面、多因素的深入分析，才可能使我们对科技风险有更深刻的认识。

科技本身的不确定性是科技风险的内在根源。这属于科技的内部风险。科技本身的不确定性，首先来自科技的两面性。对于与人们的期望相反的科技活动的破坏性，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在哪个环节发生，如何发生，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人们都知道它的强大影响肯定是潜存于社会的。科技知识的不确定性，使我们知道在一定时期内科技及其运用可能只是表现出好的一面，而在另一些条件的作用下，科技表现出相对的坏的另一面。其次，科技本身的不确定性来自科技开发活动中存在的风险。科技开发活动是在人类现有知识的基础上，采用一定的科学手段和科学方法去探索未知世界，开发新产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有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以外，还存在人们价值的不确定性。科学家不可能对其成果的应用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有充分的预见性。再次，科技本身的不确定性来自科技成果在使用中的风险。科学精神的沦丧致使技术灾难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人的价值观、伦理道德的扭曲。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没有把人的价值，特别是人的生命、健康的价值置于应有的高度，没有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念，就容易把人的这些价值等同于其他价值放到同一天平上去称量，就存在着以牺牲个体或少数人的健康利益来换取科学目的、经济利益、军事用途的思想倾向和行为倾向。

科技与其他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不确定性是科技风险的外部根源。这属于科技的外部风险，主要是指由于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和文化的等各种社会因素单独或合力地作用和影响科技的产生和发展所导致的科技风险。科技活动过程的社会化、科学家对科技活动功利性的追求以及社会的科技化等产生和放大了社会风险。科技与其他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不确定性，首先根源于制度。制度缺失是现代科技风险问题日趋严重化的重要因素。一是政府管理调控制度的不完善；二是现代技术风险责任制度的缺失；三是法律制度的缺失；等等。其次，科技与其他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不确定性，来自国家政治力量的干预。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越来越受到国家权力的支配与制约。而且，对科学资源的控制能力已经明显地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都把科技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加大了财力投入和政治控制，研究组织趋向于越来越集中，变得完全置于国家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之下。科技发展的走向、目标和价值深受政治的影响和干预。在进行决策时，基于国家或部门利益的考虑，可能会有意或无意淡化科技决策的风险后果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再次，科技与其他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不确定性，来自增长至上的经济利益驱动。科技的研究、应用与资本相结合，在由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两个标准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中，新兴科学发明和技术在资本推动下，快速进入生产系统成为社会经济增长之源。在这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支配下，科学迅速转化为技术，技术和工业各自在工具主义者控制和剥削的逻辑下相互勾结在一起开始了“不成熟的社会生产”。而且，这种“不成熟的社会生产”风险，借助资本和科技力量的全球化，在全球得以蔓延。人们仅仅关注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性，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其风险的面向。因而越来越多的科技风险问题被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出来。

人类道德取向的不确定性也是科技风险的重要成因。人类道德取向的不确定性，首先来源于人们（主要是利益集团）在技术开发和应用时的利益分裂和利益纷争，以及人们围绕利益纷争而进行的道德选择的不确定性。只要在社会生活中还存在利益的分离与对立，就必然会出现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牺牲他人利益，加重他人风险的情形。其次，人类道德取向的不确定性也来源于科技工作者的功利主义。现代社会的科技活动是一种职业化的社会活动，科技工作者希望能创造出更多能增加社会财富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知识，以便在探求知识的过程中获得利益、名誉、地位与权力。他们对其研究成果在科学之外潜在应用性的关注，是风险产生和增长的基础条件之一。一旦科技工作者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或其科技才能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得以发挥，科技成果的转化就会走向歧途，势必给社会带来危害。此外，相当数量的科技工作者都受雇于人，并不完全占有其研究成果，科技成果一旦被邪恶组织所利用，其结果就会造成科技犯罪。再次，人类道德取向的不确定性还来源于传统发展观中只偏重科技的物质性、经济性的当前功利取向。追求效率最大化而忽视人的价值的“短期行为”，使得科技难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在科技监管制度无力或有漏洞的情况下，科技被滥用在非正常研究项目上，造成了社会伦理失范和生态危机等一系列全球问题，给人类社会稳定、发展和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严重风险。

第三，当代科技风险的预防和化解途径，不完全是依靠科技进步本身，而是有赖于坚持科技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包括建立和完善科技风险的伦理评估与预警机制等。

科技既是现代风险的重要来源，也是人类认识、控制和解决风险的工具。原来在工业时代，人们普遍确信科技进步本身可以消除人类面临的风险，但时至今日这种信任观念已经开始动摇了。目前中国民众的科技风险意识普遍淡薄，科技风险观念滞后，科技风险知识缺乏，避险措施简单。一旦科技风险不能有效防范，就会演变成一场科技灾难，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伤害。因此，当务之急是要通过宣传教育普及等各种措施来增强人们的科技风险意识。国内对科技风险的伦理评估现状，已明显难以满足当代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预防和化解科技风险的有效方法之一是要加强科技风险的伦理评估。评估必须遵循以人为本原则、公益优先原则、持续发展原则、社会稳定原则等。以人为本原则是指科技活动应把公众安全、健康和福祉放在首位，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谋求幸福的权利。严重危及或损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科技活动都应当被停止。既要考虑到技术设计者、操作者的利益，也要考虑到技术应用对广大消费者以至子孙后代的影响。公益优先原则是指坚持科技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增进公众幸福和改善民生，应顾全大局，着眼长远，正确协调好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优先维护和实现公众利益。持续发展原则是指珍惜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证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不仅要关心人类，还要关心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和其他生命体；不仅要关心当代人的幸福，还要关心子孙后代的幸福；严重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文明的科技活动都应当被停止。社会稳定原则是指与群众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密切相关的重大科技活动应严格接受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努力研究提出风险防范化解措施；对社会稳定高风险等级的科技项目和活动应当被暂缓或中止。

此外，还要建立科技风险的预警机制。能够起到“防患于未然”的科技风险预警机制是保障人类科技实践活动正常运行的基本防线。所谓预警，是指先通过假设问题存在的方式告知人们有什么样的危险将要出现以及应该如何处理和应对。科技风险预警机制是由信息采集系统、信息加工系统、预警指标系统、危机警报系统和危机预案系统等五个系统构成，其中哪个部分的操作都不能出现失误。科学高效的科技风险预警机制，以先进的信息技术为平台，通过信息收集和处理、数据模拟等技术对科技风险情境进行实时、动态监测，运用专家分析系统及时对科技风险进行初步评估，进而做出科学性、前瞻性的分析判断。在设定不同科技风险预警指数的基础上，合理划分科技风险的预警区间，判断科技风险处于正常状态、警戒状态还是危险状态，据此，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发出相应预警信号，使人们对其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及时有效地应对科技风险。具体预警方法有专家判断法、评级方法、概率统计方法、基于事故的风险预警方法等。预警的四个步骤是寻找警源、分析警兆、评价警度和预控警情。预警发展阶段分为事前预警、事中预警与事后预警。

2．科技风险的分类

现代科技风险如果细分，可以分出很多种风险。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将科技风险分成不同的类型：①技术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军事风险、文化风险、道德风险；②常规技术的风险和尖端技术的风险；③内生性风险、嵌入性风险和外延性风险；④局部风险和总体风险；⑤科技立项风险、科技投入风险、成果转化风险、成果应用风险；⑥已经公认的风险、未被认可的风险、尚不知晓的风险。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如果按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三重关系的视角，还可以将科技风险分为：科技造成的自然生态风险（具有反自然的性质：有效资源的耗损以及废弃物、污染和混乱的增加）；科技造成的人本风险（具有反人化的性质：科技成为人类外在的进化形式，也可能造成人类内在心灵的退化，故要实现从生存方式到生产方式再到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科技造成的社会关系风险（具有反社会化的性质：剖析科技是如何发生异化的，即异化为权力科学技术和资本科学技术，成为压迫、剥削、战争等风险的重要根源）。

此外，科技风险还可以依据风险定义进行等级区分，通常分为低、中、高三个风险等级：低风险是指可辨识且可监控其对项目目标影响的风险；中等风险是指可辨识的，对系统的技术性能、费用或进度将产生较大影响的风险，这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相当高，需要对其进行严密监控；高风险是指发生的可能性很高，不可接受的事件，其后果对人类有极大影响的风险。当然，低、中、高三个风险等级之间是可以变换的，所以，没有绝对的低、中、高风险，只有科技风险对人类的负面影响的领域之分。

3．现代科技风险的特征

现代科技风险与传统风险相比，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

第一，现代科技风险有更大的不可预测性。现代技术的发明提高了人类的生存技能，消除了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但同时现代技术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孕育了更大的风险。虽然现代技术进步大大拓展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对自然环境作用的深度，提高了人与环境作用机制的复杂性，但人类的每一次向自然未知领域的推进，在增加确定性的同时，反过来又扩大了未知领域的范围。“虽然新的信息（尤其是科学提供的信息）有时消除了原有的不确定性，但是它们也以表面上看更快的速度创造出新的不确定性。有关不确定性的知识以及相伴而来的关于风险的知识，乃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知识范畴。”进一步看，现代科技风险的复杂性增加了对风险进行把握和有效防范的难度，这种不确定性是当前人类理性和智慧难以控制和把握的。科技的进步大大拓展了人类认知领域，人类不断地向新的、未知的领域迈进。而新的尖端科技总处于科技知识体系的最高峰，人类并未对其深远而复杂的影响持有完全通透的把握和预见，因此，任何专家或专家系统不可能为这种不确定性提出准确无误的预测和解决方案。例如，美国一家医疗公司在2015年11月表示，到2017年，通过修改基因的方法，可以帮助治疗人类的眼部疾病。如果该预想实现，意味着两年内将出现人类历史上首位转基因人。该公司名叫埃迪塔医药，致力于通过修改基因帮助病人治疗先天性黑蒙。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卡特琳·博斯利于2015年11月中旬在美国麻省剑桥市参加会议时表示，有信心通过名叫“Crispr”的最新转基因技术，帮助患者治疗先天性黑蒙。博斯利说：“感觉有点快，但我们是在以科学允许的速度前进。”如果博斯利的设想实现，这将是转基因科技首次在人类身上使用。“Crispr”是一种自然的细菌自我防卫体系。细菌在自身的基因中携带了病毒的遗传密码，并且以此识别从外部靠近的病毒，从而生成催化剂，驱逐病毒的遗传密码。埃迪塔医药打算以此为基础，向病人眼中注射一定剂量的病毒，让病毒摧毁CEP290基因当中大约1000个有缺陷的遗传密码。这项技术给病人带来福音，“令人兴奋”。不过，“Crispr”技术颇受争议，因为它将永久性地改变人类的基因，并且会世代相传下去，将来可能会出现意料不到的后果。有基因专家表示，在两年内就实现如此大的突破，有点操之过急。而且目前禁止修改人类基因，所以该公司将需要卫生部门的特别许可才能如愿。

第二，现代科技风险带来的危害更大。科技的发展意味着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增强，同时也意味着人类自身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增加。在这个高风险技术的世界里，这些危险的技术系统大部分具有“酿灾潜能”，不但造成财产损失和家园毁损，而且危及人的生命安全。这些技术系统能一举夺去千百人的性命，缩短成千上万人的寿命，或使几百万人变成残废。这样的系统正在逐年增多。并且，现代技术风险具有典型的“飞去来器效应”，即“那些生产风险或从中得益的人迟早会受到风险的报应。风险在它的扩散中展示了一种社会性的‘飞去来器效应’，即使是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也不会逃脱它们”。由于现代技术风险的这种极端危害性、不可预测性与不可控制性，大部分风险已不能纳入传统保险的范围。科技风险一旦形成，其对人类社会的危害程度往往是难以估量的。

第三，现代科技风险的危害还表现在其作用过程更加隐蔽，难以察觉。科技风险具有“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可见”的特征。由现代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潜伏”社会风险，已经超越了人类所能感知的范围。科技风险的危害不但难以预测，同时还会有极大的隐蔽性，使人难以察觉。这种人类无法察觉的风险才是人类社会的最大风险。人类现有的意识和反应能力还不能达到对科技风险和危机先知先觉的地步，只能对周围环境中的突然来临的冲击和剧烈迅速的变化做出反应，但往往为时已晚。例如，虚拟现实技术广阔的应用前景令人振奋，但其中潜在的风险也让人担忧，某些厂商过分夸大了虚拟现实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的优势，忽视了虚拟现实所造成的颠覆性破坏。“斯坦福监狱实验”“米尔格伦实验”等大量的心理学实验证实，人类大脑具有可塑性，容易被环境无意识地改造。虚拟现实可能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会延续到现实世界中。如果一个人在虚拟环境下被赋予比自身更为年长的身份，回归现实后，他可能更倾向于购买养老产品或预留养老金。虚拟现实不仅会改变人类对人性的一般理解，甚至会影响到人类对身份统一、意识经验、自私、真伪、实在等具体概念的理解。神经虚拟现实技术可影响、改变甚至创建“真实记忆”。虚拟现实的特征以及对实验内容的全部把控，使得一种新型的精神、行为操纵成为可能。从伦理层面来考虑，这将会对人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就目前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水平而言，其营造的感官体验更多的是个体式的，可能导致人们在沉浸其中时，由于主体间缺乏交流而产生“自闭”心态，进而对现实世界漠不关心，甚至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在这样的虚拟空间中，基于传统人际互动建立起来的忠诚、信任、正义等价值都可能被颠覆并解构。基于传统认知模式的观念及真理标准受到庞杂无序的信息洪流的冲击，可能使人类丧失思考空间和思考能力。在能够适应虚拟现实环境的新的价值规范和认知方式建立起来之前，既有的精神伦理、道德伦理面临着颠覆性风险。

第四，现代科技风险不再是孤立的，而是扩散和相互联系的。一方面，科技的发展与影响不再局限于某地，而是影响到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形成“全球风险”。正因为现代技术发展的全球化以及科学家与技术专家的全球分布，现代技术风险也逐渐向全球扩散了。另一方面，科技发展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当代世界，而且可能影响到我们未来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确，现代科技风险的影响多是跨区域、全球性的，对多数人甚至整个人类构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