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事重重

孩儿时，我最烦的心事儿就是别人喊我的绰号“外国人”。我当时头发发黄，眼珠发黄，鼻梁鹰钩，长得像个外国小孩。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与海外沾边的事儿都挺丢人的，所以我出门经常戴顶帽子，遮掩黄发。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陕北人，根红苗正；兄弟姐妹也都一脸老陕模样，子承父相。我自己也很纳闷，怎么刚开长就长成小老外了呢。我生长在西安，好在后来头发越长越黑，也越长越像兵马俑了，这个烦心事儿渐渐也就没了。如果那个时候有DNA，我可能真会刨根问底的。

上学后，我最梦幻的心事儿是当名外交官，去外交部上班，然后外派出国工作，顺便周游世界。当时，我很羡慕会讲外语和老外天天打交道的人。想当外交官多多少少受了父亲在西安市外事办公室工作多年的影响。在那个“闭关锁国”的时代，外面的世界很神秘，很诱人。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父亲第一次去日本京都和奈良访问，带回来的精美礼品和彩色照片让我们目瞪口呆。其中有一台砖式录音机，大家从没见过，一按键可以录音，再一按键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太神奇了。我们那时住在市政府家属院，记得楼上楼下的局级邻居们听闻后纷纷登门体验，排起了长队。那个老土场景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活灵活现。

下乡后，我最急迫的心事儿是回城。当年所有的中学毕业生都得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与农民打成一片锻炼自己。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人、离开城市，来到陌生的农村，开始了一个崭新的生活。我算幸运，被分到了西安市长安县沣西公社新旺大队的果园。在那里我学会了施肥、剪枝、看园子，以及拉车走乡串村卖桃、卖苹果。记得第一次跟一位老农出去卖桃，他边走边喊“鲜桃来了！鲜桃来了！”后来他累了，就让我喊。我好尴尬，欲试又止，反复多次，结果一声都没喊出来。老农无奈地对我说：“你的脸皮什么时候能磨到跟桃皮一样厚呢？城里娃太娇嫩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让你们下乡太英明了。”两年后我赶上了最后一批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机会，也就是只要村主任推荐就可以上大学。我当时选择了西安外国语学院，想学英语、当翻译、逛世界，虽然那个时候我连英语26个字母的发音都不准。

工作后，我最渴望的事儿是出国。大学毕业后我留校教英语，北京去不了，外交部更别提了。20世纪80年代出国潮刚兴起，出国的人少，出国的机会也少，毕业时我选择留校教书就是看上了学校与美国几所大学有校际交换项目。当时觉得我学了英语，又教了英语，不去一趟讲英语的国家，那太遗憾了。而且，我还想出国读个博士，感受一下当博士的感觉。

出国后，我最挂念的事儿是有份工作。那阵儿都穷，出国时我向二哥借了40美元，到了美国我傻眼了，发现合租一间房间每月都要几百美元，没钱寸步难行。第一周上课，为了省时省钱，我连续几天顿顿吃的都是面包、花生酱，一下子吃伤了，现在一听到“花生酱”就反胃。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意识到钱有多么重要。为了生存，我忘却了曾经的大学讲师的身份，开始打工。我洗过碗，打扫过学生宿舍。为了省钱，汽车机油自己换，理发请家人帮忙。在美国上学、工作的十几年里，我竟没去过一次理发店。

回国后，我最理想的事儿是做个企业顾问。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纽约加入了世界顶级的安永咨询公司，后被派回国内开拓亚太区跨国客户的咨询服务市场。这个时期，是我人到中年的痛苦转型阶段。我放弃了在大学的教书生涯，改行做了管理咨询，从零做起。与我共事的同事都是美国名牌大学MBA毕业的20多岁的年轻人，而我已步入不惑之年，毫无竞争优势，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而正是这十几年的咨询经历，包括后来加盟零点集团，让我经历困难重重，面对挑战层层，咨询项目连连，接触行业多多，锻炼成长跃跃，视野开阔泛泛，行思蜕变深深。

创业后，我最野蛮的心事儿是未来商习院。它可能是我一生中野心最大的事儿，是我内心喜欢干的一件事儿。2015年秋我和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创建了旨在培养未来思想企业家的一所颠覆式商习院。它以习为主，以商为辅，习商未来。这是一所“未来学院”，关注未来，引领未来。这是一所“我学院”，学员真正当家做主。这是一所“心学院”，倡导用心做人做事。这是一所“No学院”，对毕业永远说不。这所学院融学习、咨询、创业、资本为一体，聚焦科技、艺术、设计、人文等师资资源，让一批又一批中国的企业家成为具有前瞻性思维和“心”实力的未来家！

明天，我渴望未来商习院能够成为一个触景生“思”的地方，一个“思”不自禁的地方。我希望我们探索的“五思维人”的全触景深度思维模式能够帮助中国的企业家全方位提升自己的前瞻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系统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颠覆性思维。让我们的学员成长为有思想、有情怀、有魅力、有未来的新生代企业家。

一生成长，“心”事重重。一路奔波，追求孜孜。心事儿有大有小，有嫩有熟，有先有后，有苦有乐。一路走来，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一定要追求内心愉快的心事儿，并愉快地去实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