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洋务思想

曾国藩是晚清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创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一是开创洋务运动，这两件事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他的思想从传统理学出发，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的学生李鸿章强调“变局”，主要还是指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但曾国藩的变化，则意味中国自身在这种“变局”中不由自主发生的巨大转变。

本节拟从理学、经世、洋务三个侧面探讨曾国藩的思想特点及其一生活动和事功的内在因素。

（一）理学与经世

曾国藩学问和思想的基础和核心是理学，这也是他的“立身之本”。

1841年8月，当京官的曾国藩问学于湖南同乡理学家唐鉴，唐鉴告诉他：“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曾国藩“听之，昭然若发蒙也”(2)，自此努力钻研理学。他一度学习半是师兄半是老师的倭仁，每日静坐，并检出自己不合圣道的言行思想，在修身日记中痛自刻责。在给诸弟的信中，他写道：“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3)直到1869年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之时，在他写的《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仍然谆谆告诫士子“以义理之学为先”，“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4)为曾国藩编撰年谱的门弟子黎庶昌也说他“平生以宋儒理学为主”(5)。

理学的精神在于，特别强调内心的修养，以达到传统纲常秩序所需要的理想人格。正如曾国藩说的：“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体、心、思；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6)

但是，理学家往往把传统儒家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割裂开来，只讲“诚意正心修身”，而可能忽略“治国平天下”。其结果，将导致轻视现实而耽于空谈。所以清初顾炎武就说：“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宗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7)魏源也抨击道：“托玄虚之理，以政事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释老不可治天下国家矣，心性迂谈可治天下乎？”(8)

不过，人们批评的是理学的一个方面，空谈误国的一面，但是理学还有另一面，就是对传统秩序和圣道的忠诚。曾国藩在一封信中就这样说过：“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9)此处之“诚”，未必是直接指对圣道的笃信和忠诚，但前提却是对传统教条的信仰。正是这种对传统秩序和圣道的忠诚，才使曾国藩坚决与太平天国为敌，必欲灭之而后快。在《讨粤匪檄》中，他便写道：“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湘军以书生带兵，也是以“忠诚”二字为倡。曾国藩甚至认为：“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10)对传统的忠诚在对抗太平天国中的作用由此可见。

然而，对旧传统的忠诚不等于现实的能量和策略。如果曾国藩坚守理学门户，充其量只能成为倭仁之流的腐儒。曾国藩治理学，但又绝不仅限于理学。理学由于过分强调个人修养而倾向于空谈，但并非所有理学家都是如此。南宋湖湘学派之集大成者张栻，就一方面讲义理，同时又强调事功。清代以来，考据学派极盛，但湖南士人则仍讲求义理、经济，正如有人指出的：“湖湘尤以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11)，颇有张栻遗风。湖湘文化提倡经世致用的风气，对曾国藩有很深的影响。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想已经形成小小的风气，治今文而倡经世的有龚自珍、魏源，理学与经世并兼者有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继起者即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其中尤以湖南人士为多。对清代学者，曾国藩最为推重的是那位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广为人知的提倡经世致用的顾炎武。

由于提倡经世致用，曾国藩就不像正统理学家那样排斥其他派别，而是对传统学问兼收并蓄。问学唐鉴之前，他已经倾心桐城派大师姚鼐，对作文下过一番功夫，后来受到古文经学派刘传莹的影响，对考据也有了新见解。他在给好友刘蓉的信中写道：“有汉学、宋学之分，龂龂相角，非一朝矣。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12)在传统儒家之外，曾国藩也愿吸取有用之处。咸丰十一年大年初一（1861年2月10日）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细思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这虽是曾国藩人到中年经过很多挫折以后更深的感悟，但他年轻时也是这样做的，所以黎庶昌概括说他“平生以宋儒义理为主，而于训诂、词章二途，亦研精覃思，不遗余力。处功名之际，则师老庄之谦抑；持身型家，则尚禹墨之俭勤”(13)。

兼收并蓄使得曾国藩不同于一般格于门户之见的学者，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比较全面、比较开放的理解，这对于他在现实政治活动中能够妥善地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和复杂矛盾，并取得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是相当重要的。

经世派都注重考察实际。曾国藩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14)，这中间大都是与实际从政密切相关的学问。在担任京官的十年中，他对这些事务下过相当多的功夫去考究。“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15)从《备陈民间疾苦疏》等筹办湘军以前的奏疏看，曾国藩确实能够用心考察社会，对下层民众的生活和疾苦也有着相当的了解。

即使在向唐鉴问学之后的数日间，曾国藩还是上午读《朱子全书》，晚上读魏源所编《经世文编》，这说明曾国藩刚开始治理学，就与倭仁取向不同，甚至与也主张经世的唐鉴不完全相同——他在经世上比唐鉴更进一步。理学与经世在一起，就是“笃实践履”。曾国藩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1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前引讨论“诚”与此处主张“实”，是出自同一封信（《复贺长龄》），充分显示了曾国藩的治学及思想倾向。后来曾国藩更把经济与义理、考据、辞章并列：“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此四者阙一不可。”(17)这不仅显示了曾国藩兼收并蓄的风格，还反映出在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学并举观点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

义理的信仰造就了曾国藩对旧伦理旧传统的忠诚，兼收并蓄和务实的学风使曾国藩加深了对社会和传统的理解，这对于他的政治活动是至关重要的。而对经世致用的提倡和考究，终使曾氏有别于一般理学家和汉学家，对于走向办洋务之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从经世到洋务

在创办湘军、带兵打仗之后，由于实际的需要，曾国藩的经世、务实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曾一度不让儿子学八股文，认为“八股文、试帖诗皆非今日之急务，尽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18)。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19)

应该说，传统的经世思想是有很大局限的，它关注的是能够“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注重政治而轻视科学技术。曾国藩也曾说过：“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20)因此，传统的经世思想并不能直接与近代科学技术沟通起来。但是经世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是重视现实、重视实际的精神。因此在中国近代这个特殊的环境条件下，经世思想发挥了在古代从未有过的新作用。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提倡经世致用的林则徐、魏源等人就努力了解西方情况。战争失败后，魏源总结经验教训，发愤编写《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首先把魏源“师夷”主张付诸实施的，又是重视经世致用的曾、左、李，这不是偶然的，经世致用思想是最初把中国与世界潮流联系起来的桥梁。

务实的精神可以使人更深切地体会到中国所面临的危机。

本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湘军统帅曾、左、李、胡都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外国人和外国事务，他们也不像魏源那样做过认真的研究，他们用以对付太平天国的，基本上是中国旧有的东西。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改变了这种情况，不仅是京师沦陷，天子蒙尘，更由于沿长江自西向东进攻的湘军遇到了沿长江自东向西渗透的外国势力，他们很快明白了中国所面临的形势。据说胡林翼视师安庆期间，曾驰马江边，见外国轮船“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因之“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21)作为几乎天天在生死中搏击的湘军统帅，胡林翼绝非胆小怕事之人，之所以如此，显然他是通过洋船敏锐地感觉到了有一个比太平天国更难对付的对手，而他还没有应付之策。与胡林翼类似，1861年11月4日，曾国藩与英人交涉过后，思虑万千，“睡时已三更二点矣，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22)。此时曾国藩还与太平天国进行着殊死的战斗，而心中焦虑不安令之无从措手的却是漂洋跨海而来的“夷人”。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以后，他还忧心忡忡地写道：“然内患虽平，外忧未艾。彼狡焉者虽隔数万里，而不啻近逼卧榻。非得后起英俊宏济时艰，世变正未可知。”(23)此等态势李鸿章则更明确地概括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24)当然，曾国藩等人还不能完全认识到，曾经傲立于世界文明之先列的中华文化，已经大大落后于欧洲，但他们确实已经有了一种危机感和忧患意识。

明白了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之后，必然要筹划应付的办法。正统理学家的策略是“以忠信为干橹，以礼义为甲胄”。很明显，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谈。洋枪洋炮和新技术有用，这在今天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在当时却是一个不容易接受的问题。首先，立国要不要洋枪洋炮和科学技术，倭仁就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25)在这一点上，曾国藩与倭仁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但从实际出发，洋枪洋炮和新技术是必须的，它也是国计民生的一部分。没有它，就无法对付来自西方的夷人，也无法自存于世界。第二，新式武器、新技术都是外洋的，学它等于是“以夷为师”，特别是，这些夷人恰恰又是曾两次和清朝开战并打进京师的敌人，这对于夷夏大防观念浓厚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困难的，只有重实际、务实的经世派，才能从现实出发，克服这层心理障碍。第三，主张经世致用的知识人治学上兼收并蓄的特性，也有助于克服这层心理障碍。对于曾国藩来说，既然可以学习和吸收传统中国孔子和儒学之外的异端，那么也较容易吸收同样是异端的西洋技艺。

曾国藩的思想，确实是沿着经世—洋务的方向发展的。1860年12月，曾国藩在讨论借夷助剿和外人代运漕米时指出：“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如能将此两事妥为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26)1861年8月，曾国藩在讨论购买外洋船炮时认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此时奕䜣等人还只是强调购买船炮，而曾国藩更想到“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27)。

不久湘军攻下安庆，曾国藩立即在安庆设内军械所，试制新式武器。几年以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还说：“枪炮固属目前急需之物，而轮船亦不可不赶紧制造。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敝处试造三年，刻楮不成，有同儿戏。亦当效愚公移山，勉卒此功。”(28)1871年，曾国藩更和李鸿章一起奏请派幼童到美国学习。幼童留美的故事，为史学界甚至社会许多人士熟知。但就曾国藩来说，我们观察他的转变更有意义——一个熟读儒家经典、服膺理学的人，一个组建湘军以与“异端邪说”血战的人，居然成为派幼童远赴西洋学习的第一人。某种意义上，曾国藩的转变，代表了相当一批士大夫的转变，即从经世求变到学习西方，虽然这转变相当艰难。

就这样，从购买洋枪洋炮到自己试制，又进一步派遣留学生、设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学校，迈出了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曾国藩从一个经世致用的力行者，成为开历史先河的实践者。

（三）不可克服的矛盾

曾国藩办洋务，成为开历史先河之一人，但是终其一生，没有在洋务的水平上再迈进一步。他的后继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紧守“中体西用”的藩篱，轻易不敢越雷池一步，何以如此？

尽管曾国藩提倡经世致用，尽管他在军事、财政、吏治诸方面下过相当多的功夫去考究，但其思想的核心始终是“义理”。而理学的核心又是强调怎样做合乎正统规范的人，怎样维护现存政治社会秩序，怎样维护纲常名教。就像1863年他写给儿子的信中教训的：“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29)

义理纲常为本，西方来的技术就是末了，充其量只能是义理纲常的补充。本节前面所引的《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论者多所引用，以见其重视“经济”，但往往忽略其另一方面，即强调义理，以义理为先、为核心、为根本。曾氏作此文是在1869年，如果从1861年设安庆内军械所算起，曾国藩办洋务已近十年，但是西方的科学、近代的技术在他的《劝学篇》中连提都没提到，他念念不忘的仍是“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30)。

他即便是在办洋务的过程中，也脱不了浓厚的理学味。1862年，率军围攻太平天国天京的曾国荃向兄长要洋枪，曾国藩虽然办到，却喋喋不休地说：“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前年十月、去年六月，曾与忠酋（李秀成）接仗，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春）、张（国梁）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31)

义理纲常与西技是一对矛盾，如果过于重西技，很可能冲击义理，而以义理纲常为本，就会阻碍西技的引进。其结果是引进新的只是为了维护旧的，就像宋明理学援佛入儒，其目的本为光大儒，虽使儒增不少新彩，但核心还是三纲五常那一套。正如董仲舒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注定所引进的只是枝枝节节，并且，外来的东西经过改造全变了样。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非曾国藩所创，但曾氏实已发其端。假使没有强邻环伺，西技也不必用了。这注定了洋务新政只能是低层次的改革，它的成就无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

从思维方式上来说，曾国藩未越雷池一步，也与其由理学而经世有关。理学经世与今文经世不同。今文经世派大胆呼吁变革，而理学经世派更多是重实际、实用，由此而引进西学，但未敢轻言变。如魏源“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32)。龚自珍“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3)。龚自珍的议论使后来的人读之“若受电然”（梁启超语），在曾国藩那里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今文经世强调变，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而理学经世则较难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曾国藩如此，后来的张之洞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经世观念本身也有不可忽视的弱点。首先，经世观念往往急功近利，忽略根本，它不是从外来文化本身的根本价值着眼来研究它、评价它、吸收它，而只是以这种文化对眼前的现实是否有用作为判断的标准。这样，在当时经世派所能看到的，也就局限于洋枪大炮、科学技术了（甚至还不是科技体系）。其二，自古以来，经世学派强调经世，不是为了动摇现存秩序，恰恰是为了维护现存秩序，使现存的统治更有效率、更强有力，正是如此，曾、左、李、胡等经世派才运用他们远远超过一般腐儒的本领，去拼死镇压有悖传统（至少在形式上）的太平天国。他们不但不敢破坏现存统治秩序，而且引进西方技术本身的目的之一就是维护现存体制。这样，他们当然不会迈出那离经叛道的一步了。

曾国藩治学以理学为核心，但他对传统文化能够兼收并蓄，重视经世致用，这使他获得了卓越的政治才干和丰富的经验，能够在太平天国的挑战面前，肩负起统治者赋予的卫道重任。而经世致用的延伸则使他率先摒弃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引进西方技术，开历史之先河。但走向近代的趋向又被旧的信仰——义理纲常所阻滞。曾国藩之后的洋务派，就在中体西用的怪圈内长期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