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概念、意义、历程

一 产学研协同创新概念

著名学者安索夫在《公司战略》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协同的概念，主要是指各独立组成部分进行简单汇总而形成的企业群整体的业务表现，尤其是子公司之间的协同。后来，德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哈肯提出将协同定义为：各个系统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互相协作形成一个区别于系统内部原有体系的新结构和特征。他进一步指出若在一个系统内各种要素不能很好协同，系统将无法发挥整体性功能而终至瓦解。协同理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协同效应，是各子系统通过相互非线性作用而产生的整体效应；（2）伺服原理，它从系统内部不同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描述系统的自组织过程；（3）自组织原理，指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能够按照某种规律自发形成一定具有内在性和自生性特点的结构或功能。协同理论的研究对象要具备复杂性、开放性、系统内部存在非线性作用、系统远离平衡态、系统随机涨落5个条件。

在我国科技系统创新效能长期不能实现有效提升的压力下，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产学研创新联盟等实践活动的诱发下，系统科学（特别是协同学）的共同演化和整体涌现等思想，为从战略层面分析各创新主体的合作共赢、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创新系统的结构优化和性能提高，提供了新的思路。陈劲和阳银娟（2012）认为，协同创新是将各个创新主体要素进行系统优化、合作创新的过程。赵立雨（2012）从创新网络的角度指出，协同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创新网络中各种创新要素的有效整合和创新资源在创新网络内的无障碍流动，在技术创新网络扩张过程中，需要用系统的观念考虑各种问题。刘丹和闫长乐（2013）则进一步从复杂网络的角度强调，协同创新是在创新逐步转向系统化、网络化范式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是通过系统内成员的密切合作与众多创新要素的协同作用，完成创新生态系统内技术或产品从创新产生至技术扩散的整个过程。

在创新系统、创新网络、集群创新和产学研结合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切萨布鲁夫和埃茨科维兹分别提出了开放创新和三螺旋理论，为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研究协同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切萨布鲁夫（2003）认为，随着知识的创造和扩散以及高级人才流动的速度日益加快，企业应实施开放式创新模式。开放式创新强调企业与大学等外部知识源的广泛合作，强调通过内部与外部创新要素的整合来提高新价值创造能力。由此可见，开放式创新蕴含着复杂系统的协同与涌现效应。在开放式创新的基础上，陈劲（2012）认为，协同创新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与此同时，国内外学者针对产学研合作创新进行了大量研究，埃茨科维兹的三螺旋理论主要是从产学合作的角度分析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并强调大学、产业和政府三方在发挥各自独特作用的同时，应加强多重互动。三螺旋理论内在地蕴含着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应当形成一种相互协同的互动关系，并在协同中提高国家创新系统整体绩效。其中，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为多个创新主体和多种创新资源的整合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教育部的“2011计划”，恰好体现了三螺旋理论中的政府作用，体现了政府对各创新主体建立相互协同关系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在教育部“2011计划”的影响下和协同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各级政府开始主动营造协同创新的环境，并在区域、产业和组织等宏观和微观层面，积极协调各创新主体间的关系，并通过技术、制度、组织、市场、文化、管理等要素之间的协同活动，构成不同的创新要素协同模式，从而使组织要素彼此耦合，获得整体放大效应。在微观层面，协同创新则是指各方达成一般性资源共享协议，实现单个或若干项目合作，开展跨机构跨组织多项目协作；在宏观层面，协同创新是特定区域或产业的知识创新体系与技术创新体系的结合与互动，是科技、教育与经济的融合发展。

协同创新是技术创新模式从封闭转向开放的必然结果，是系统科学思想在创新系统的顶层设计活动中的必然体现，是对美国学者切萨布鲁夫的开放式创新和埃茨科维兹的三螺旋理论的进一步提升。协同创新的本质是合作创新，是由企业、政府、研究机构、中介机构甚至消费者通过特定的契约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与一般性的合作创新（产学研合作、战略联盟）不同，协同创新更强调合作中的共赢和整体最优，强调异质性的合作主体发挥各自的能力和优势，整合不同合作主体的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加速创新成果的推广进程，实现知识的增值。理想的协同创新活动除了有多层次、复杂的协同创新网络结构外，还有良好的环境支持、创新资源的输入和循环流动，是各个层面创新系统的最优化结果。

二 产学研协同创新意义

（一）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利于增强国家竞争力

国家竞争力是指一国创造其附加价值的一种能力，重点就在于创造附加价值以增加国家财富之能力。主要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部分，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来看，物质财富是精神财富的基础，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或国家竞争力就可以认为是由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所决定的；而物质财富是由一国的生产率和国家所能利用的物质资源总和来确定的。当今世界，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持续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家创新能力的培育和积累，而不是人口数量的多少和自然资源的贫富，其主要手段就是持续提高生产率，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于新工具、新技术的使用，因此不断地创新就尤为重要，而不断创新根植于国家创新系统。

国家创新系统有国别，由于科技发展阶段不同，在中西方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同一个地区的不同国家也因历史的因素导致差异的存在。在我国系指经济活动和科技活动机构和组织两者进行沟通交流机构而形成的创新网络协作系统。创新网络协作系统可以划分为六个要素，从主体的角度来划分，依次可划分为创新活动的主体、各主体内部创新机制以及主体之间的创新关联，从非主体的角度来划分，主要包括政府的创新政策、科技和产品市场环境以及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国际联系。创新活动的主体，主要包含“政产学研”，政府引领创新战略方向，产学研三方各自从不同的维度解释和实行创新战略的内涵，响应政府的号召，形成合力，推动我国创新事业的快速发展；主体的内部创新机制决定各自创新活动的领域和效率，最终影响着创新成果的质量和应用范围；主体间创新关联，是政产学研共享共有创新资源的先决条件；创新政策系指政府引导创新主体的战略方向，主要手段有法律和政策；科技和产品市场环境是政府、企业制定战略的主要参考因素；国内创新系统与国际创新环境的学习交流，可以实现科技领域跨国别的国际竞争与合作。

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利于增强国家竞争力。产学研协同创新具备了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主体、主体间创新机制、主体间创新关联和创新政策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够变革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运行机制，提高运行效率；加速创新资源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间的共享，可以促进创新质量的提升，在一定范围分担或分散创新风险，以共享创新资源降低创新成本，以市场为导向提高创新效益；促进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调整经济发展动力，践行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理念，增加国家竞争力。

（二）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比例关系。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维度上分析，主要是第一产业、新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的总值比例关系；从就业人口的维度上分析，主要指从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人口比例关系；按劳动力和资本技术的分配方式，可以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生产力不断提高过的过程中，原有生产部门不能满足所有的就业需求，原有产业也不能满足国民产品或需求，因此不断产生新产业容纳就业人口和不断满足国民产品或需要，从而不断推动经济不断的向前发展。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依次产生，企业也不断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就为人口依次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再转移到第三产业提供了可能。综上，产业结构可以定义为产业的构成、各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的结构特征。

优化产业结构即实现产业结构适应经济发展的阶段，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保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例合理，利用资源投入和政策导向维持各产业协调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核心是基础科学的突破，关键是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得到大规模商业化运用，并持续获得各方正反馈，促使产业效率向更高层次不断演化，其本质是使用科学技术知识优势生产方式，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产出，从而促进产业效率整体提升，以完成资源供给与依托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技术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相适应、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最终实现人民对美好幸福物质文化的需求。

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其概念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产业发展的需要。高校、科研院所是知识创新的主体，也是基础研究创新的重要力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是产业的微观组成部分，企业的技术创新是对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科学是技术之源，技术是产业之基，技术创新建立在科学发现基础之上。产学研协同创新既有科学发现的能力，也有技术创新的能力，还拥有产业运用的能力。

（三）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利于促进企业发展

企业发展是指企业面对未来未知环境的适应，使企业得以进一步运行发展，从而实现企业目标。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球的经济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企业带来了与外国企业交流的机会，也促进了我国经济与国外经济交流，能够使我国企业和经济借鉴国外优秀发展经验，指导我国企业和经济健康的发展；同时，我国企业面临的市场挑战也从国内一个市场变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竞争对手不仅包括资金规模、技术水平各异的国内公司，也包括竞争资金供应充足、生产水平高超、管理水平一流、员工素质极高的跨国企业，如何在国内外竞争环境取得生存空间和发展优势，必须掌握其他企业不可模仿的核心能力，特别是有关科学技术的硬知识，硬知识如若不能内部理解，不能解析其原理，就不能运用它，只有深刻理解其内涵才有可能加以运用。硬知识就是技术创新力，如果不能掌握其精髓，终究难以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只能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挣扎。

当今，信息时代要求企业发展必须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息息相关，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争夺市场和生存空间的核心动力，也深刻影响着企业未来发展层次，更关乎企业的命运走向。企业不仅需要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更要有时代需要、市场认可的技术方向，技术方向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满足市场对技术的需要。在已经到来或即将到来的创新时代，没有或缺乏创新能力的企业必将逐渐被市场淘汰，企业在可控的范围里加大创新资源的投入才有概率取得创新产出，进而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保证在以技术和产品为基础的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甚至胜势。因此，面临不确定性的未来和不可测的未来竞争，企业必须着眼未来，注重创新能力的形成，选择恰当的形成创新能力的技术方向，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技术实施的方向和重点，保证企业的优势和胜势。

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利于促进企业发展。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产业界，技术创新主体是企业这一观点已得到广泛共识，知识创新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亦如此。产学研协同创新包括知识和技术两个创新主体，知识创新是服务于技术创新的，知识创新的成果终究要在技术创新上得到运用，体现在创新的技术产品上。产学研协同创新一方面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使用企业的创新资源、特别是资金资源和数据资源，更好地进行知识创新，但更重要的是企业使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才资源、知识资源，转化为产品，并成功进行商业化应用。同时，积极发挥产学研协同的作用，也需要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让研发资金更多地来自企业或市场而不是政府，让政府的资源扶持和企业自主创新之间形成正向促进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不断以创新改进企业生产的方式和提升产品质量，才能让企业取得竞争优势，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促进企业的发展。

（四）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利于高校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历经40年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逐步从第一产业为主要地位的阶段，发展到第二产业为主导地位阶段，再到现在的第二、三产业并重的阶段，未来也许会发展到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阶段。第一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第二产业需要大批技术工人，第三产业需要有解决问题或提供服务的知识人才。不管是技术工人还是知识人才，都一定会在高校学习，但最终走向工作岗位，学习内容和工作技能要求之间的鸿沟需要高校做出调整。

我国高校需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计划经济时代，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大部分依赖政府分配，不管是高校选址、建设规模、教学器具、实验设备、校园设施还是研究方向、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质量评估内容和方法，加上高校人员调配几乎都由政府负责，学校只在很少的领域有主动权。高校与社会接轨仅依靠政府，而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不能时时把握高校与当地经济的关系，难免会影响高校培养人才。如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服务的作用。同样，教育资源配置由政府逐步走向市场，让高校与经济发展结合得更加紧密，高校根据经济发展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社会根据经济的发展选择人才，避免出现“无才可用”“无业可就”的人才资源浪费现象。

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利于高校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产学研协同创新是经济发展和高校人才培养的一种方式。学校可以通过与企业沟通和交流，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结合市场导向，注重学生实践技能，能更快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高校与企业合作协同研发科研项目，能够让高校开放，与市场接轨，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同时，还能解决一些高校科研资源短缺的问题，通过企业委托高校科研、共享场所和科研设施，能够保证高校以最小的成本换来最大的收益。

（五）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利于科研院所实现企业化转制

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科技改革的重点已转向科研院所企业化。当今，科研院所的改革从开发性科研院所转制、公益性科研院所转为按非营利性机构管理、基础性科研院所建立国家研究基地三个维度持续展开。各式各样的改革方式，为国家科技战略目标的确立和实现路径的调整都提供了不同的途径，对科技资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优化配置机制的确立起到重大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行的计划经济导致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低于其他国家，不彻底改变我国的科技体制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产学研三方高效协作，科研院所能够直接在企业内部或在企业指导下完成科技研发，能够高效率地解决企业面临的技术问题，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形成从科研到成果转化的全流程管理，所以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科技成果转化要优于我国。国际经验表明，科研院所企业化转制是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之路。

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利于科研院所企业化转制。产学研协同创新可以加深科研院所对企业市场知识的学习。如果科研院所超脱于市场运营，经费、人员、科研成果也容易与市场脱节，传统经费划拨模式并不能满足现代科研院所科研需要，科研人员缺乏市场敏感度，科研成果也不易被市场认可。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科研院所能够加深对市场的了解，学习企业的管理、运营、组织机制等知识，从而更好地体会企业的外部和内部环境，为科研院所的企业化转制积累经验。

三 国外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演变

国外产学研协同创新经历了以蒸汽机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经历了以电力、电动机和内燃机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经历了以空间技术、原子能技术、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产学研协同创新由低层次、单领域协同向高层次、多领域协同演变，是世界科技经济发展史的一个投影。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产学研协同创新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8世纪从英国发起的技术革命，是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完成于19世纪40年代，仅仅70年，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从1770年到1840年，每个工人的日生产率提高了20倍。当工业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科学和教育的落后制约了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对于科学技术的要求大大提高，企业家普遍意识到需要提升劳动者技能，工序合理安排也必须要有科学技术理论来支撑。因此，英国企业建立了一批技术学校，例如，1828年成立的伦敦大学、1832年成立的达勒姆大学、1851年成立的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要求以古典文科和神学为主要教学内容和特色的牛津、剑桥大学设立“现代学科”，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法国的技术学校在工业革命以前就开始发展了，1747年成立了路桥学校、1751年成立了皇家军事学校、1778年成立矿业学校等专门学校，推动了法国工业革命的进程。德国1810年成立柏林洪堡大学、1811年成立波恩大学，这两所大学都非常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美国独立战争后，1787年颁布土地法令鼓励地方办学。1821年波士顿建立公立中学，此后各州纷纷设立公立中学。这个阶段，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要特征是高校与企业共同培养技术人才，也开始出现高校为企业做基础研究，以满足企业对技术人才和基础理论的需要。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产学研协同创新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指1870—1914年的工业革命。用电力代替蒸汽动力，标志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端。此时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相对缓慢，而美、德等国抓住机遇发展迅速，到l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产值超越英法分别居世界第一位、第二位，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

1776年建国的美国，既缺少像英国、法国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基础，又没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基础，但是，美国独辟蹊径，闯出一条具有美国特色的科技发展之路。美国不急于一时的得失，从战略的角度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资，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导向在理工农林医等方面招揽世界各国优秀人才，以此为基础创办研究性学院，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高学识、高素养、高技能的顶级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在1882年国会颁布“莫里尔法案”提出在各州用国有土地建立理工和农业学院，在现有的大学中增设物理机械类、采矿类、化工类、电气化工及电化学等新专业。1887年国会又通过“哈奇法案”，要求各州政府必须为所在地的高校提供科学研究基金。由于政府的大力促进，高校的积极响应和科研成果的不断产出，再加上企业对高校成果的认可，高校成为了各州的科学研究的主要阵地，有些甚至成为了全国的生产技术指导中心，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技术进步。企业也认识到了生产活动需要科学研究的支撑，加上美国政府大力推进高校和企业的合作，把科学研究用于企业生产活动，企业生产活动验证了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缺陷，不断提升科研的质量，因此高校和企业建立了各种科研场所，例如科学技术综合研究所和工业生产实验室。其中，爱迪生创新了第一个大型的专业实验室，为科学家、工程师和技师提供研究的场所和资源，工程师和技师拥有科学家的理论指导，科学家可以获得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实践经验帮助，不断推进科学的进步。后来，企业纷纷建立研究所和实验中心，据统计，1914年美国科研机构有365个，其中主要源自于企业家和发明家创建。美国由企业主导、政府支持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了美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增强了美国的科技实力。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德国脱颖而出，一跃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高校为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不竭的科技动力。德国教育制度改革后，成立了一批研究型高校，例如，慕尼黑工业大学、柏林工业大学等高校，为工业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德国善于学习英、法等国取得工业革命成果的经验，注重科学研究并建立了对德国工业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研究机构，例如，国立物理、化学和机械研究所，还创建了“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鼓励学生学习世界高新科技。在德国先进的教育模式支撑下，产生了一批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起着举足轻重影响的科学家，如亨利希·赫茨、威廉·伦琴等。同时，德国注重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以及新技术、新工具的使用，把科学研究成果运用于生产，也大量吸收了英国、法国、美国等各国的最新科技成果。德国科学家在吸收最新科技成就的基础上，突出地表现了自己的创造力。电气工业领域，德国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制造出世界首架大功率直流发电机，率先完成将机械能转变为电能的发电机，之后又发明了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电动机。钢铁工业领域，通过引用英国托马斯专利，到1913年，德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金属生产国和最大的金属出口国。德国重视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促进科学技术为产业所用，推动德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实现了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产学研协同创新

第三次工业革命又称第三次科技革命，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持续到现在，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主要标志，信息技术、航天技术、互联网技术的大规模应用，直接为产业发展奠定基础。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地取代英国和德国，成为了世界金融、科技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尼瓦尔·布什教授发布《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报告，格外强调了基础研究的作用，对政府提出探索“无止境的领域”的意见，建议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鼓励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探索能力，加大企业的参与度，让科研成果直接应用于企业。政府认识到了科技的重要性，科研成果转化为财富的成功转变了人们对科学价值的理解，使得对科技发展更加重视。其中，最为成功的案例为硅谷、波士顿128公路、北卡三角研究园等科技园区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美国实施《拜杜法案》，对专利法变更，产生了新的生物医药技术研究领域，增加大学持有科研股份和变更资金投入渠道等，“学”界和“产”界加大合作范围，产学研成果对接越来越紧密，基本形成了“学有所向”“产有所果”的大学与企业的有效对接。企业捐赠关系、企业与研究的伙伴关系、企业与经济发展动力，学生就业机会、继续教育、技术的许可等看似完全不同的项目，都被视为与企业互动的组成部分，并得到推动和维持。

日本20世纪50年代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萌芽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急需恢复和发展经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要求企业拥有大批技术人才和知识人才，为了解决人才严重不足的现状，日本行业组织提出产学联合培养人才，并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政府出台了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政策，以适应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要求。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发展成为经济和技术大国，虽然是经济和技术大国，但遭遇了经济全球化，面临着欧洲，特别是美国的压力，为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取得优势，日本政府推动了产学研协同创新，以促进产业技术创新。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政府迫切希望振兴本国经济，恢复国民对经济的希望和信心，再次提出并重视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日本经济发展，形成影响世界高端制造的产业，例如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新材料、纳米技术、量子通信等。

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产学研协同创新以培养企业需求的技术人才为主，进行了工业化转型，谋求以产业升级带动经济发展，把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为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性产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强迫科学技术的供给，组织企业和高校进行联合培养人才，按照产业转型升级培养科学家和技术工人。进入20世纪70年代，韩国完成了第一轮工业化进程，推动更深层次的转型和升级，颁发了大量有关提升技术研究的政策，包含了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引导政策，促进了韩国科技体制的建设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以提升国家创新能力为目标，把培养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设立国家科研机构，大量吸收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培育自己的核心技术，推进国家研发工作，以技术立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 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源起

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由于历史原因，经历了先缓后快、由局部到全面的发展过程。产学研协同内容、协同范围、协同方式、协同效果也因不同的阶段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这种特征与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紧密相连。

（一）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萌芽时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为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萌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早期阶段，我国经济体制主要依靠政府计划，不同的管理部门分管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各自独立发展。经济取得的成果只能归功于经济主管部门，教育取得的成果只能归功于教育主管部门，经济形势不好不能归因于教育提供的人才，人才不能尽其所能，这不但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影响高校培养人才。在发展过程中，政府逐渐认识到了科技与经济的关系，也有意识推动高校与企业合作，此阶段主要是政府指定的点对点的合作形式，合作的内容也由政府规定，方式同样被限定。高校和企业没有合作的自主权，也没有合作内容和方式的选择权，这种在计划经济下的产学研合作，简便快捷，步骤明确，目标清晰，关系松散，能够促进国家重大研究的完成，但这种产学研合作方式难以完成非国家重大项目对技术的需求，也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也不能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二）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培育时期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是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培育时期。197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为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焕然一新的面貌，改革是纲领，开放是手段。从经济领域分析，外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吸引巨量海外资金、大批工程师和技术人才，采用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加快吸收消化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先进技术；内部资源配置方式逐渐由政府过渡到市场，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国有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的同时，非国有经济也大量涌现，例如乡镇企业的崛起，它们对新技术也有强烈的需要，由于规模、资金、人才等条件限制，难以使技术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借助外力提升创新能力。从组织机构层面分析，开放让不同的组织走出自己组织的范围，开始与周围组织产生主动往来。加之当时科技体制改革，让科研院所和高校接触市场，主要是接触市场中的企业，展开一些技术交流活动，其主要形式包含技术转让、提供咨询等业务。随着交流的逐步加深，企业意识到科研院所和高校有大量人才和技术，可以通过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解决技术难题，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科研院所和高校也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得到实际应用，同时也能给自己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频繁交流，为随之而来的产学研协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时期

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时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不断加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发展，不管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在海外市场，国内企业难以与国外企业竞争，对国内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通过分析发现，国内企业难以抗衡国外企业的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落后。为了改变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局面和现状，国家经贸委、国家教委和中科院给出解决方案，于1992年4月正式组建“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其目标是通过产学研合作实现科技和经济的结合，促进全国范围内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间的交流，加快科研成果的产出，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欣欣向荣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