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4年初，随着大理国君逃亡、大理城被占、军民集体妥协的大好局面，忽必烈决定班师北还。
但临走前，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云南地区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这一地区是蒙古帝国的未来扩张的跳板。因此，他留下大将兀良合台戍守云南，以确保该地区的安定与秩序。
武将有了，那文臣也必不可少，为了更有效地抚治云南，忽必烈任命刘时中为宣抚使。刘时中是一位经验丰富、善于治理的官员，他的到来也使得云南地区的民生得到了改善，社会秩序很快就稳定和恢复了下来。
同年秋天，经过一段时间的抵抗与逃亡，大理皇帝段兴智最终选择投降，名存实亡的大理国正式灭亡了。
而这段远征大理的经历对于忽必烈来说，这既是对他军事领导能力的考验，同时也是对他综合能力的一次考核。他凭借出色的战略眼光、果断的决策能力和卓越的指挥才能，成功征服了大理，为蒙古帝国在西南地区的扩张奠定了坚实基础。
更为深远的是，这一胜利不仅彰显了忽必烈的军事才能，更使他在蒙古诸王贵族中赢得了广泛的拥戴和尊重。许多贵族看到他的领导能力和远见卓识，纷纷选择支持他，这使得他在后来的汗位争夺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忽必烈本人对大理之行极为重视，甚至在二十余年后的岁月里，他仍能清晰记忆这段历史。他将自己远征大理这件事，与成吉思汗的班朱尼河盟誓相提并论，足见这次军事行动在他心中的重要地位。
班朱尼河盟誓是成吉思汗在困境中召集部众、坚定信念、最终走向辉煌的重要历史事件，忽必烈将远征大理与之相提并论，无疑是对自己这次军事行动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回到本土的忽必烈，受到了蒙古的分赏，他赋予忽必烈一个特权，即允许他自行选择南京（汴梁）或京兆（今陕西西安附近）作为封地。
这在蒙古帝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不仅表明了蒙哥对忽必烈此次任务表现的高度认可，同时也将那颗防备的心彻底放回了肚子里。而对于忽必烈来说，选择哪一处封地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利益，更对蒙古帝国未来的治理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难以抉择的关键时刻，儒士的作用又凸显了出来，忽必烈采纳了姚枢的建议，最终选择了京兆作为自己的封地。姚枢的智谋和远见为忽必烈指明了方向，而忽必烈也展现出了他的果断和信任。
此时的京兆地区虽然户口较少，但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这为忽必烈日后在汉地的统治和治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种情况随着1256年蒙哥汗的决定有了根本的改变。考虑到京兆地区户口过少的实际情况，蒙哥特意为忽必烈增封了怀庆路孟州（今河南焦作），至此忽必烈拥有的封户达到了四万五千余户，一跃成为了蒙哥统治时期获得汉地食邑封户最多的宗王。
这一系列的分赏和增封，不仅是对忽必烈个人能力和功绩的全面肯定，更是对他目前所采用汉地治理能力的认可。自此，忽必烈开始以京兆为基地，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吸收儒士精英，发展经济文化，为蒙古帝国在汉地的长期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忽必烈的卓越智慧和领导力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尤其是他善于听取和采纳谋士的意见和建议，成为了广为传颂的优点。再加上他审视夺势，能做出正确的决策的优势，为他后续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运自有定数，焦虑不如坦然。与其担忧，不如做好自己该做的，其他的老天自会给你，不论早晚。
属于忽必烈的时代，也正在悄然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