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搬家”至大都后，忽必烈更忙了，是两头忙、两地跑。
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等重要政府机构先后“落户”在大都，这里俨然成为了帝国政治和权力的中心，当忽必烈巡幸上都时，相应的机构立马“分身”为确保朝廷机器正常运转的分省、分台，确保朝廷机器的正常运转。
中书分省的官员们各司其职，马不停蹄，忙中有序，日夜处理着来自各地的政务文书，确保各项事务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置。紧急且需及时决策的事务，会根据经验和既定的方案，做出合理安排。若是有难以定夺之事，便“八百里加急”，马停人不停地快马加鞭送抵至忽必烈所在处，等待圣裁。
而御史分台的御史们，他们承担着监察百官、维护朝廷纲纪的重任，更加忙碌。一方面需密切关注分省内各级官员的言行举止，防止有别有用心的人，趁忽必烈不在大都之机，营私舞弊、滥用职权，一经发现，就地调查，绝不姑息。另一方面，这些御史们还需要对各地的民生状况进行巡查。毕竟家大业大地盘大，东边下雨西边晴、南边刮风北边雪，百姓的疾苦及影响生活的问题，都需及时反馈给分省官员，督促他们加以解决。
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大都的一切不受影响，这些都有赖于这些官员的认真、努力工作和付出。
在上都，忽必烈一边享受着上都所独有的自然风光、修身养性，一边也在时刻关注大都及全国的局势，常规巡幸外，还需要不是召见大臣们，询问、质询各分省、分台的工作情况。毕竟自己是皇帝，不是来此度假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忽必烈在上都的巡幸即将结束。此时的大都好似一切都没变化一样，仍和他在的时候一样。社会秩序井然，经济稳定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等等，这些成果的取得也让忽必烈更加坚信，当初设立分省、分台这一举措的正确性。
当忽必烈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巡幸队伍返回大都时，先期做好准备的分省、分台的官员们，早已做好了交接工作的准备。巡幸期间处理的各项事务详细地汇报给留守大都的官员，确保各项事务能够做到无缝衔接。
作为一个好学、聪慧的帝王，忽必烈也对这次巡幸中发现的问题、值得表扬和批评之处进行了总结，以便于下一步更有针对性的完善朝廷的管理体制。
“治大国如烹小鲜”，事事留意、件件关心、处处用力，才能引导和指挥着帝国的军轮滚滚向前。
随着这次巡幸和总结的结束，在忽必烈的心中，已经勾勒出了一幅更加具象、宏伟的治国蓝图，等待着他和他的臣子们去一一实现。
鉴于元朝目前统治面积大、人口众多、成分复杂、情况繁重等情况，忽必烈建立了行省制度。
所谓行省制度，是指将除中书省直辖的“腹里”以及宣政院管辖的吐蕃地区之外，划分为多个行中书省。日常由行省长官负责处理所管辖区的事务，但对于重大事项的决策仍需要向上请示，待指示后方可行动。由于行省制度的设立，中央对地方的管理、统治更加直接和高效了，地方也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方便管理。
但缺点也是明显的，这为后续元朝的陷落埋下了伏笔。那就是行省制度虽然赋能给了地方官员部分权力，但重大、紧急的事务需要层层上报，等待上级指令。但自然灾害、军事冲突等是等不得的，需要第一时间下达指令，尽早干预，才能消弭于无形中。
还有就是，由于元朝的疆域面积大，行省量众多，这些官员们掌握了地方的财权、人权、军权等，极易出现腐败现象，尤其是在两都畿辅，即大都和上都及其周边地区，作为元朝的“腹里”之地，这里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后期官员给百姓额外摊派赋税，以达到中饱私囊的目的。久而久之，成为了压垮大元王朝“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取的点也有，如在各地建立的驿站（类似现在的快递、物流），这些不定点的驿站实现了大都朝廷和行省地方间的高效、紧密联系，后续的税收政策、军事命令等都是通过驿站快速地传遍了帝国的每个角落。中原地区的丝绸、瓷器等商品都通过驿站顺畅地运往了边疆地区，乃至国外，相应的边疆特产也通过驿站进入了中原。
在元朝时，信息的传递主要借助于人和马，由于疆域辽阔，一日间不能达之处十有八九，而遍布全国的驿站不仅负责传递官方文书和军事情报，还提供了食宿和换马服务，这才使得“八百里加急”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加急”。
按照传统理念中“士农工商”都是处于社会的底层，但在忽必烈这里，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不仅是在制度上、措施上予以实质性的保障，同时因社会的普遍需求，也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这也使得在大都生活着的“小商小贩”更加如鱼得水，买进卖出更加频繁，在有效税收政策的合法保证下，他们的一切买卖行为都得到了根本的保障，这也让他们的底气更足，干劲更猛。
只有经济强，才是真的强，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古往今来，无数次农民起义都是因为经济导致的，但凡有口饭吃，绝不至于闹“变革”。经济稳，民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