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笔者以“城市”“城市形象”“传播”“新媒体”等关键词对中外相关专著、中文期刊数据库以及EBSCO中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Complete、ProjectMUSE、SAGE等数据库进行了文献检索，检索到相关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种研究取向。

1.“城市传播”研究

国外有许多研究者论及“城市传播”，例如，Scott McQuire. The Media City： Media，Architecture and Urban Space. SAGE Publications Ltd.2008.

在我国，近年来以孙玮、潘忠党、吴予敏等学者为代表的“城市传播”研究备受关注，其研究首先改变了在不断升温的中国城市研究中传播学的缺席状态，提出“在中国城市化迅速展开的过程中，城市与传播的问题正大量涌现”，认为传播学路径的城市研究“必须能够提出并解决当前中国城市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体现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4]；总结了在历年研究中传播学与城市研究特别是与“上海”相关的研究成果，认为传播学的核心命题零散地分布在各种领域的研究中，例如上海历史发展过程中中西文化的碰撞，上海城市空间安排中公共交往的状况，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信息交流，上海城市共同体建构中大众媒介的角色与影响，上海城市社会关系变迁中传播、媒介的引领作用，上海城市精神塑造、凝聚过程中大众媒介的作用以及背后的权力关系，等等。他们指出：“物理空间和大众媒介共同承担了社会中介的角色，履行信息传递、公共交往、意义生成的使命，建构了一种城市生活的社会关系。城市生活得以形成、运作、发展，依赖于此种传播构筑的多重关系网络，这个传播构筑的城市关系之网是信息之网、交往之网、意义之网。”[5]研究者们还提出：“以传播的视角视之，无论是城市空间再生产，还是城市文化精神的重构，都牵涉传播不同面向的意义，即信息的有效传递、公共交往的充分展开、文化意义的生成与共享。这三个方面总括之，就是建构一种新型的现代性关系。所谓城市，从这个角度看，是因为有着不同于乡村农业文明的社会关系而得以成立。”[6]“‘城市传播’试图以‘城市’作为贯穿人类文明演变的基点，建构以‘传播’为核心视角的城市研究范式，以‘可沟通城市’为核心概念，将城市理解为一种关系性空间……传播是编织关系网络的社会实践。”[7]

其次，“城市传播”是对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是重视本土经验，回溯人类几千年的城市文明，聚合纷繁复杂的城市研究中各个面向的“传播”议题，建构以“传播”为核心视角的城市研究范式，以回应当下风起云涌的传播革命与城市发展现实。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主流传播学预设的传播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构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与理论框架，尝试进行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因此，城市传播不是以内容（环境、健康、政治传播等），或者区域（社区、乡村传播等），或者主体（国家等）作为维度的中观研究，而是试图以“城市”作为贯穿人类文明演变的基点，在人类“存有”方式的层面，重建传播与人之关系的传播学创新范式研究。[8]

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对西方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总结，认为城市传播从三个方面展现了城市与传播的关系。

其一，城市与传播在现代性的框架中并置，形成同构关系。现代城市即是媒介，因为它构筑了人们传播、交往、沟通的平台，全方位地实现了传播的意义。[9]

其二，大众媒介是“第二城市”，大众媒介构成的传播网络建造了一个虚拟的城市，它以独特的方式再现了实体城市，并复制、重构了一个虚拟的城市系统。[10]网络等新媒体的产生，更加凸显了媒介虚拟空间的意义。

其三，强调现代城市空间的体验是融合性的，建筑物、物质空间、传播媒介、社会实践共同构筑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传播、交往、沟通过程。如果说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盛行的时代，媒介常常被视为“再现”城市现象的“中介”，那么在无限移动的新媒体时代，大众媒介和城市空间已经彼此融合，难以分割，它们共同构筑了城市传播的整体。[11]

这三个不同的面向构成了城市与传播关系的三个维度：“第一是社会历史的结构性方面，现代城市和现代传播是在现代性框架中同时生成的，工业资本主义与大众媒介的关系正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面向；第二是城市的物质实体与媒介虚拟再现之间的关系，它在实体与虚拟两元框架中确认了城市与传播的互动关系；第三，将媒介与城市视为一体，彼此交融，城市、实体空间也都是媒介，传播因此成为构筑城市的基本因素。这正是当下传播革命带来的城市与传播关系的崭新图景。”[12]

“城市传播”的宏观视角和创新的研究范式为相关研究带来了新思考，其中也有涉及新媒体的理论和论述。

例如，卡斯特（Manuel Catells）认为：“新媒体不是削弱而是促进城市的发展，新媒体通过整合各种媒介，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传播融汇在一起。”这种视角改变了以往将新媒体视为绝对虚拟空间的制造者的看法，加速了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分裂的认知，并开始考察新媒体如何将城市各种类型的空间联结起来。

例如，潘忠党在《城市传播研究的探索——“青年的数字化生活与都市文化”专题研究的导言》中提出，“青年的数字生活与都市文化”研究“将研究的触角延伸到都市文化这个领域，而且开始采纳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即都市日常生活中空间的社会生产和建构”[13]。其中，在论述“城市坐落于特定空间并由之所界定”时提出：“这样的空间，更是人们展开自己在地的（localized）实践之场所。这些场所镌刻了多维度的社会关系，有些是结构性的（包括物理的结构，如物化于建筑样式和街道布局中的权力关系），有些是规则式的（如公园、商场、酒吧等功能性区分的‘开放’场所）。这些关系，规制了人们的行动和相互交往，但同时，又由人的行动和互动而激活并发生演变。因此，这些场所是动态的、流动的。更进一步说，如果城市是一种特定的人类生存形态，那么，城市空间则是人的各种活动和体验之场所（places），而它们又是在人的行动和互动中才得以生成（making or becoming）。新信息技术的引入增添了新的维度，这既是新的空间维度，更是新的场所生成（place making）行动和意义维度，而这个维度上的实体与虚拟（physical vs. virtual）的区分，在场所生成中也是动态和流动的。”[14]因此，他们的研究选择了对特定的空间形态展开这种场所生成的分析，包括实体的场所（如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虚拟的场所（如“寒山闻钟论坛”这个网上论坛）和再现中的场所（如用户生产的视频中的城市形象）。

而城市传播的目标是建立“可沟通的城市”，吴予敏认为“可沟通城市”不是单指媒介化水平和程度，也就是说，“可沟通的城市”不是仅仅由前者来诠释的，不是指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们所能够依据的全部媒介信息网络工具、渠道和资源，不是单指“智慧城市”中的普遍的“媒介人”，而是指在媒介信息网络快速发展并构成了新型城市的基础以后，应该在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上进行全面的深度的变革，以真正形成可沟通的城市社会，使这样的城市成为有共享的文化认同的社会共同体。[15]

2.“城市营销”研究

另一种研究的取向是源于西方的“国家营销”“区域营销”“地方营销”研究，这一研究框架将城市视为“产品”“品牌”，主张从城市标志和视觉识别符号系统的建构、城市符号和城市品牌符号的传播策略、城市形象片的创作现状和发展趋势、城市影像系统的建构、城市网络传播模式研究、节事活动与城市形象传播等方面对“城市”进行经营和推广。

菲利普·科特勒在《地方营销》中提出，城市所要开展的“战略性营销规划是任何一个地方主动努力寻求自我发展的中心环节”。而这些营销规划包括了“分析目标市场如何做出选择”“如何建立评估体系并加以实施”“地方提升有哪些可能发生的情况”“如何设计和传播地方形象和信息”[16]等。立足于中国，科特勒认为：“对于中国而言，最终是一个关于地方和人的问题。每个地方营销行为都有其结果。从系统化的视角审视各种可能，可以看到，中国有更大的机会成为一个更强大的经济体，有更大的机会给旅游者留下美好的印象，也有更大的机会，使那些令中国成为一个如此重要国家的各种重要的价值观念受到最小的伤害。”[17]但科特勒的研究从“困境中的地方”作为切入点，其中的许多案例也是针对陷入发展困境的城市展开分析的，因而中国城市在吸纳和采用其中的策略和方法时，应进行评估与筛选，以使得自身的城市形象建构与传播更符合自身的特征和要求。

有研究者关注了大众媒体在城市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认为：“大众传媒的作用在于建构与传播城市的形象特征，以此来影响公众对城市的总体认知和评判。在城市形象的建构与传播过程中，城市之间存在着无形或有形的竞争，大众传媒在竞争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那些传媒实力强的城市，往往在宣传策略上高人一筹、快人一步，能够很好地做到城市形象的营销和推广，使城市形象光彩的一面为众人所知；而那些传媒实力较弱的城市，在推广城市形象时，传播的速度和手段都要逊色一些，导致城市形象的认知度较低。” [18]尽管并没有直接使用“城市营销”的概念，但实际的论述其实也符合科特勒在“城市营销”宏观概念下的传播观念和框架。

还有研究者着重讨论了电影与城市营销传播的关系，从营销主体、渠道、宣传方式和营销流程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电影城市形象营销的主体是政府，媒介渠道是电影，宣传方式是植入和软文辅助，文本构成方式是意象的组合和隐喻，以及与电影配合的旅游设施建设。作为城市营销的管理方和运营方，政府首先应该对城市的发展进行长期的战略性规划，对城市资源的优劣势、城市发展的参照体系、城市的产业结构和人文科技的发展规划、城市营销的区位定势、城市形象的品牌传播等一系列发展指向进行深度研判。同时整合影视资源，借助放映式、电影节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后期持续营销传播，使城市意象融入城市品牌文化，从而使影视创造的意境成为城市特色。在城市形象的植入过程中，要同时考虑信息承载者、营销渠道和信息接收者的条件和特点。信息承载者要选择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城市整体概念的物体，应当具有可识别性，并有承载较多意义内涵的能力，或者是情节和台词，植入时都应当考虑到物体语义上的可能性。在营销渠道的电影上应当与政府充分沟通，要构筑可以提升原本信息的语境，以合理的故事情节安排适当的隐喻方式，丰富物体在能指意义上的内涵。电影营销依然要以消费者为导向，在了解受众的喜好和文化解读能力的基础上，充分展现城市形象的独特魅力。”[19]

在新媒体环境下，城市营销研究出现了对城市的许多新称谓，诸如“流城市”“移动城市”等，都能透视出新媒体对城市研究的影响。

例如，有学者认为，城市文本的开发、城市品牌形象的塑造、城市事件营销和城市主题文化扩散的多媒介组合等是城市传播的构建路径，并实现着对社会文明的建构。“新媒体时代，媒介网络化和集群化促成了多种多样的媒介文本形式，城市传播渠道文本也不例外，基于媒介的城市在信息传播中将有主文本和诸多副文本交叉互动，文本之间在技术的发展基础之上实现了超文本互动，也就是文本的空间性发生变异与延展，文本的交换和错置产生新的意义和价值，文本的空间交换超越了一种文本传播的局限，信息流动的跨文本化，城市在超文本网络的建构之下将成为‘流城市’。”[20]认为所谓“流城市”就是实体城市和虚拟城市内部要素高度复合同构的文本形式。“‘流城市’将在未来的城市传播中发挥实体城市和智能城市相结合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的空间层次的交叉互动，构建出不同的城市媒介景观，媒介在社会文明的建构中，将在图景式的地理意义与历史意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城市也要致力于拓宽现有渠道文本、开发新渠道文本，如手机媒体的城市传播文化拓展等。”[21]

例如，还有学者从媒介视角分析移动城市媒介化传播，认为，移动城市下，城市与传播交织在一起，实现了城市与传播的同构，也就是说城市即为媒介。从传播介质方面来说，移动城市空间聚合了多种媒介形式，媒介与城市空间融合在一起。面对社会变迁，传播媒介在空间生产中的作用也发生改变。传统城市中，大众传媒是城市传播的主要介质，市民想要获取信息，进行信息交流，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来进行。而在移动城市中，传播已不再是大众传媒的一统天下，各种媒体形式有机地整合和汇聚，形成复杂的集成空间，最终实现城市即传播的格局。在移动城市里生活的人们，不可避免地依存于媒介。通过互联网的联结和传播，城市里的人、物已经编织成了庞大的网络。市民本身就是媒介，通过移动设备将各种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传播。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移动城市的传播更加方便。智能手机已从单纯的通话装置变为具有多用途的计算机，代表着移动城市时代的到来。移动城市下，移动设备联结的不再是两个人的关系，而是多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人与人、人与地理以及人与各种媒体、平台、服务中心的交互关系；移动城市下，城市传播的理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移动城市下，对城市形象的理解已经突破了大众传媒塑造的概念。刘易斯·芒福德对城市形象的观点更加符合当前移动城市的实际情况，他认为：“城市形象是人们对城市的主观印象，是通过大众传媒、个人经历、人际传播、记忆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22]此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城市即媒介以及媒介在移动城市的影响力。对城市传播而言，移动城市的出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移动城市的传播是一种大传播。传统的城市中，城市传播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传统媒体；而在移动城市下，市民和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使得传播主体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城市传播主体更加多元和立体。大众传媒、微博和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以及其他新媒介的纷纷涌现，使得移动城市的传播环境、舆论环境、传播主体都明显区别于传统城市的传播。市民在移动城市传播中的身份是双重的：一方面，市民是城市信息传播的接收者，主动关注城市的信息，对传播内容进行转播和评论；另一方面，市民又是城市信息传播的参与者和信息的生成者，将自己所获取的信息传播给他人。应该说，市民积极主动参与传播对于城市具有重要的意义，传播可以为城市形象塑造和城市治理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移动城市的传播，使城市变得可以全面沟通和对话，促使城市更加富有活力。[23]

总而言之，在城市营销过程中对于新媒体的选择和使用话题的讨论，是近年来媒介技术的发展及其影响不断扩展和深化而引发的一个备受关注的新内容，例如，Mila Gasco-Hernandez，Teresa Torres-Coronas（“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City Marketing： Digital Opportunities for Cities Around the World”.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2009）等研究中，讨论的是媒介选择作为营销的一个环节，新媒体作为媒介选择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如何为满足营销总体目标和需求而存在的。利用新媒体互动性、体验性强等特征，增加“互动传播”“体验传播”等成为城市形象传播运用新媒体的新策略、新途径，用以调动受众的关注度、兴趣、情绪、参与程度，强化受众的认知、理解和记忆，提升传播效果。[24]还有研究者从刘易斯·芒福德的论述——“对话是城市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城市中最有意义的活动是对话。虽然城市的传播技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但其是否能扩大人类沟通和交往，并与人、环境和谐共处，是衡量传播技术进步还是退步的重要标准”出发，认为“社会化媒体具有参与性、对话性、互动性、社区化和联通性强的显著特征，它的出现为扩大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市民之间的沟通与交往提供了技术可能”，并对利用社会化媒体实现城市传播的路径进行了阐述，包括“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培养城市意见领袖”“整合社会化媒体平台”“搭建公益信息平台”等。[25]

3.具体城市的形象传播策略研究

城市形象传播与城市建设的实践息息相关，因而用以研究和指导某一具体城市形象传播实践的成果也成为城市形象传播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致包含了对具体城市的形象传播策略从定位、创意、表现等方面进行的论述。

以“城市形象”和“定位”为关键词搜索知网，获取了近1300篇针对城市形象定位展开论述的文献，其中，既有以大型城市和知名城市为研究对象的，例如《基于扎根理论的澳门城市形象定位研究》（李韶驰、程文丽，《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厦门自贸区形象定位建构探析》（吴小冰，《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等；也有以中小城市为研究对象的，例如《论城市形象的定位与建设——基于泰州城市形象的调查与思考》（《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县域旅游品牌的定位策略研究——以沂南县为例》（刘亚秋，《商场现代化》2016年第27期）等；而随着新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趋显著，也出现了很多以新媒体、大数据等热门关键词为背景的城市形象定位分析，例如《大数据时代基于城市意象方法的武汉城市旅游形象定位与新媒体传播研究》[康帆、陈莹燕、龙燕，《美与时代》（城市版）2017年第1期]等。

以“城市形象”和“创意”为关键词搜索到近400篇文献，其中包括：与具体某一城市相关的，例如《美国城市形象片的创意发展趋势研究——以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和旧金山为例》[聂艳梅，《广告大观》（理论版）2013年6月]、《城市形象宣传片的创意与传播探究——以河南部分城市形象片为例》（张海欣，《新闻知识》2014年第5期）等；讨论城市形象创意思维的，例如《颠覆与超越：中小城市形象建设的创意思维解析》[郑晓明，《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等；同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将目光投向新媒体，讨论其与城市形象创意的关联，例如《新媒体环境下城市形象片的创意与传播》（刘孟达，《当代电视》2016年第7期）、《自媒体时代城市形象的创意传播》（郭小霞，《青年记者》2015年第8期）等。

以“城市形象”和“设计”“表现”为关键词共搜索到4000余篇文献，从图形表现、标志设计、设计符号、色彩表现、美学规律等各个方面展开了论述，例如《浅论城市形象海报设计中的图形表现》（刘晓丽，《美术教育研究》2016年第9期）、《城市典故在城市形象标志设计中的表现》（朱威，《上海工艺美术》2012年第3期）、《城市形象宣传海报的创意与表现》（刘亚非，《新闻战线》2016年第14期）、《城市历史形象的复原与表现——中国近代第一城博物馆陈展创作解析》（卫东风，《艺术探索》2008年第5期）、《浅述色彩在城市形象中的审美表现》（吴敬，《科技展望》2014年第20期）、《城市形象视觉符号设计中美学规律的应用》（于佳，《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等。

此外，从媒介的类型和视角出发，对不同媒介类型中的城市形象传播以及城市形象传播应如何使用和整合不同媒介达成传播目的所展开的研究文献也有较大数量，例如《美日韩报纸上的鞍山形象与城市对外传播》（薛铁，《中国冶金教育》2017年第1期）、《从信息整合及传播途径看〈寻味顺德〉的传播优势》（罗婷婷，《新媒体研究》2017年第2期）等；新媒体语境作为城市形象传播的重要背景时刻影响着城市形象传播实践，例如，《新媒体语境下城市宣传片的困境与突围》（吴浚，《新闻战线》2017年第1期）等；而新的媒介类型也带给城市形象传播更多的创意展示形式，也延展了城市形象传播研究的范围，例如，《论城市微电影与盐城城市形象建构与传播——以〈盐城之恋〉为例》（姚永明，《今传媒》2017年第2期）、《VR技术给城市品牌传播提供的新视角》（杜欣，《青年记者》2017年第2期）、《城市形象网络传播路径建构与策略研究——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王燕星，《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城市形象微电影的创作和传播》（瞿新忠、丁晶晶，《艺术科技》2017年第1期），《微电影中城市形象植入与传播策略研究》（孟翀、张峥，《当代电视》2016年第11期）、《基于新媒体的城市形象整合营销传播研究——以“2015杭州大使环球行”项目推广为例》（孟茹、潘丹，《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等。

总体而言，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城市建设的关注程度不断提升，城市建设面临的急需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也不断增多，自2011年起，国内外研究者对“城市形象”的关注度持续上升，研究成果数量稳步增长，但研究仍较为零散，从研究的视角来看，研究者们从宏观、中观、微观各个层面进行了分析；从学科来看，将传播学加入城市研究中，扩充了城市研究的外延，丰富了城市研究的内涵，对城市形象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均大有裨益；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新媒体的加入对城市建设而言意味着一场重要的变革。与此同时，也使得城市研究、城市形象研究、城市形象传播研究面临更多值得探讨的研究空间，这也必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