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整合何以可能

不同阶段的社会建设和发展成就促进了社会整合的实现，而这样的社会变迁往往会带来社会分化问题与社会整合难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可以说在世界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急速变迁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冲击，以至于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关系风格、结构特征等不断变化，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重组不断对原有社会秩序的主要基础与管理机制提出现实挑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两次重要转变，即个人通过组织与国家中心体制的联结渠道发生了转变。[11]新中国成立伊始，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和多年战争蹂躏，中国社会已经是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积弱已久、百废待兴。另一方面，中国还处于一个并不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中，时刻面临外部环境的各种威胁。这一时期，全国人民都热切期盼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状况能够得到彻底改变，形成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重组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建立了“公家”，这是一种新的组织形态。由“公家”成立的组织遍及城市和乡村，成为人们生产和工作的单位。“公家”组织的建立，推动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行为标准，在传统宗法社会家庭归属之外构建起一个全新的归属系统——单位。社会组织的结构，通过层层行政联系，形成了社会诉求向中心传递、资源分配向边缘扩散的正式的组织化渠道，正是这一组织体系把个人和国家联系起来。

中国于20世纪50年代逐渐形成的“国家-单位-个人”一元化社会管理格局、各不同体系之间高度匹配的全能型政府的社会体制，以及政治、经济、社会高度重合的总体性社会秩序，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和管控能力，也让总体性的社会认同得以形成并延续至改革开放前。但这些制度安排却导致国家对人民负有无限责任、民众对国家全面依赖、社会流动性很低等诸多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期，全球形势动荡不安，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亦不容乐观。在无法效仿和照搬其他国家经验亦难以骤然谋划出脉络清晰和措施完满的总体性转型方案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举国上下齐心协力，以大无畏的勇气改革旧有制度、转变发展模式，蹚出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全国人民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发现并求证了“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两个不等式。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实践，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有力地促进了高水平的社会阶层流动。一方面，随着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不断发挥，劳动力市场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通过努力拼搏和公平竞争，实现了向上的阶层流动；另一方面，政府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党和国家注重在宏观发展战略层次发挥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动产业升级，努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等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等大区域协同发展。这些举措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创造了个人发展的机会，促使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快速转移，整个社会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快速增长，体力劳动者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有机结合、协同发力，从多个维度提升了社会阶层流动水平，激活了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社会组织结构形态最显著的变化是出现了一系列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离开单位代表的体制内组织、在体制外组织就业的人数不断上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就业优先政策的实施，中国就业总量大幅增加，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党的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新兴就业岗位不断涌现，第三产业、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1978年，城镇9514万就业人口中仅有个体从业人员15万人，其余就业人口都集中在国有和集体单位。2018年，城镇非公有制经济就业人员占比从1978年的0.2%提高到83.6%，[12]这意味着大多数就业人群都在体制外组织内工作，而不是在体制内。当大部分社会成员不再归属于单位，而是存在于千差万别、由市场催生的新组织之中时，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以及表达诉求的方式等都将有别于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主导的消费认同以及阶层认同开始显现，社会认同日趋多样化。在结构层面，伴随快速市场化而来的是社会分化的加速，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与冲突频发，非直接利益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社会团结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在社会不断形成各阶层意识的同时，社会舆论场内“众声喧哗”，对改革共识和改革目标的认同度降低，进而影响到生活层面改革共识的达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分化及社会群体重新组合的速度不断加快，全球化、信息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断加深，使新时代凝聚社会共识的任务更为复杂艰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增强，私人生活逐渐从集体中独立出来，社会也在市场转型中不断分化。社会个体迅速摆脱原有体制的束缚，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但与此同时社会公共性变得十分脆弱，人们不仅仅缺少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更缺少获取这种能力的机会和路径。因而，社会如何再整合的问题再一次被提到我们面前。

面对社会生活再组织和社会秩序再协调的需要，国家不仅提出了“社会管理”，而且把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都列为政府的三项基本职能。此后，社会管理逐步从综合治理范畴中脱离出来，最终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后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为积极应对农民工群体、居民区业主群体、互联网群体等诸多新社会群体不断涌现的社会结构新变化，党和国家持续推动社会管理格局转向社会治理新格局。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确定为社会管理体制，并进一步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使社会治理成为与社会管理并驾齐驱、保证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在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同时，中国的基层民主化进程也在积极推进，二者都旨在探索新时代背景下“秩序与活力”再平衡的新途径。在此背景下，一个运作更加有序且充满活力的社会开始逐渐生长和成熟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更为深刻、复杂、多维、超越传统的变迁。其中，以互联网信息技术、大数据、AI技术、航天科技、新型材料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生活的新变量。新技术在加速改变中国社会生活、提升人们生活福利水平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难以控制的社会风险。以互联网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不断解构传统上我们已经习惯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和交往方式，并进一步深刻重构社会生活的基本逻辑。一个更加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更加强调个体化、个性化特征的社会生活世界正在加速形成。面对前期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积累的诸多问题，面对碎片化的社会生活与个体化的价值观念以及由此发生的价值分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敏锐地认识到社会基本矛盾发生的巨大转变，并由此进一步明确了改革发展以人民为本位、以美好生活为出发点。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补齐民生短板，都密切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防范和化解重大社会风险，深入贯彻公平正义的理念，优化民生保障政策。在确保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通过体制机制建设和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中国既防止了片面追求增长而忽视民生的做法，也避免了一味承诺、过度福利化的民粹主义倾向，破解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两难。中国共产党统筹改革发展、民生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力求在更高的层面上引领社会成员的理想信念、思想观念和生活理念，在更加多元、流变的经济社会环境中重塑社会认同。

当前，中国发展不仅面临国外的挑战，也必须面对新的全球化和新的智能技术带来的冲击与挑战。新的全球化和新的智能技术在影响各国产业结构的同时，也给各国的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冲击——社会流动性增强，公众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弱化，各国的“社会整合能力”不断经受着新的考验。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中国更需要探索在如此复杂的条件下，如何凝聚新的社会共识，以形成推动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以中国社会整合实践为线索的中国发展，不仅与中国社会整合中制度优势的转化有关，还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秉持的“底线思维”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发展观与共享发展观。而这些战略思维与社会治理方略，归根到底，都建基于中国社会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中国遵循的和平发展理念和整全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