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战后日本政治资金问题的演变及特点

二战结束后，日本不得不接受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占领，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多项民主改革。然而，此时对于日本的政治家来说，如何在几乎成为一片废墟的国土上进行重建、复兴日本经济才是最为重要的课题。在此背景下，执政党纷纷推出各种以经济重建为目标的优惠政策，同时以政府为主导的各种大规模的实业投资也开始在日本各地陆续展开。在这些优惠政策及实业投资的背后却蕴藏着政、官、财各界的紧密联合。战后初期形成的政、官、财之间的紧密关系成为孕育战后日本“金权政治”的温床，这三者的关系也成为理解战后日本政治的重要线索。战后日本政坛经常发生大规模的政治资金问题，而来自财界的非法政治献金及贿赂往往成为案发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规范政治资金、净化选举成为日本社会关注的焦点。本节在对战后日本政治资金问题的演变进行回顾及对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资金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来全面分析战后日本政治资金问题的特点。

一 战后日本政治资金问题的演变

日本战后初期物资极度匮乏，为了尽快实现经济重建，政府采取将资金和物资向钢铁、煤炭等一些重要产业部门倾斜的政策，而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复兴金融金库。国家将集中起来的资金通过复兴金融金库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进行分配。这一方面有利于集中有限资源，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优先确保相关重点行业能够率先复苏，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为今后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打下基础。在该历史背景下，战后初期资金及物资分配的权力被集中到执政党及特定的政府部门，而企业围绕这些特权展开的非法政治献金拉开了战后日本政治资金腐败的大幕。

在1947年社会党片山哲内阁时期，为了将煤炭、矿山资源收归国家管理，执政党议员向国会提出《炭矿国家管理法案》，此举遭到了日本煤炭主及矿主们的强烈反对。为了阻止该法案的成立，矿主们通过保守派议员向议会施加影响，最终制定的《炭矿国家管理法案》按照矿主们的要求进行了修改并获得通过。最后此事被曝光，数名国会议员及矿主以贿赂罪的罪名受到起诉，事后查明部分矿主通过向保守派议员捐献政治献金的方式来影响该议案的制定，但由于此时关于政治资金管制方面的《政治资金规制法》尚处于讨论中，对政治家收受政治献金的行为还缺乏有效的制度进行约束，最后，收受政治献金的议员逃脱处罚，矿主则被判有罪。此案的发生使日本社会开始意识到企业政治献金对于日本政治生态的影响，至于影响到何种程度，日本社会却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直到1948年昭和电工事件的发生才使日本社会意识到企业政治献金对于日本民主主义的挑战。

为了从复兴金融金库获得企业开展生产的资金，昭和电工的日野原节三社长向政府高官及政府金融部门的干部行贿。此案在1948年6月被曝光，该社长被逮捕。此后，大藏省官僚福田赳夫及在野党民主自由党[26]的大野伴睦也随即遭到逮捕，最终导致芦田内阁总辞职。该案经过14年的审判，于1962年进行宣判，除了日野原节三社长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5年及大藏大臣栗栖赳夫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且追缴罚金150万日元而外，其他政、官、财各界的人皆无罪释放。因此，室伏哲郎认为：“昭和电工案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官、财各界的涉案人员都被判无罪，或者说被判了缓刑，结果使此案实际上以未处罚任何一人而告终。”[27]昭和电工案的发生震惊了日本社会，更让人震惊的是连当时的芦田均首相也因受牵连而被起诉，尽管最后被判无罪，但是这个看似政治决断的判决无法消除日本国民对于政治的不信任。同时，在此次事件曝光之时刚好公布了《政治资金规制法》，日本社会十分期待该法律能够严惩政治家非法收受政治献金的行为，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该案件并不适用于《政治资金规制法》[28]。除此之外，昭和电工案之所以受到关注还在于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下属的民政局高官也被曝收受了昭和电工负责人的贿赂，最终此案在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强力干预下，不仅昭和电工案中受牵连的政治家没受到实际的刑罚，炭矿管理回收事件中的主要政治家也逃脱了惩罚。因此这些带有政治性质的刑事案件以非常政治化的方式解决了。[29]

由于昭和电工事件波及面广、涉案高官众多，特别是芦田均首相也被牵连，昭和电工事件成为战后日本四大政治腐败事件之一。在这之后，日本社会又发生了保全经济会诈骗事件[30]、造船腐败事件等牵涉政界高官的政治资金腐败事件。其中，造船腐败事件影响甚广，并成为吉田内阁倒台的肇因之一。为了让《建造外航船舶补助法》及《损失补偿法案》在议会通过，各船厂及协会向政界高官捐赠政治献金而涉嫌贿赂。1954年1月检察机关开始对各大船厂进行强制搜查，搜查过程中陆续逮捕了政、官、财各界的嫌疑人。最后，由于犬养健法务大臣行使指挥权，暂停了对该案核心人物佐藤荣作的逮捕和搜查。最终，尽管此案涉及人员众多，但仅有10多位嫌疑人被宣判有罪，且都缓期执行，而像佐藤荣作、池田勇人等政界高官则免于起诉。造船腐败事件的发生促使《政治资金规制法》进行改革，在1961年的第一次选举制度审议会中提出了禁止企业、工会等团体的政治献金，不过该提议以还需讨论为由并未执行。除此之外，犬养健法务大臣对检察机关行使指挥权的行为使政界核心人物免于起诉，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日本司法界带来十分恶劣的影响。室伏哲郎评价道：“造船腐败事件是日本战后政治腐败史的重要分水岭。”[31]该事件发生之后的1955年1月，日本财界组建“日本经济再建恳谈会”[32]，希望断绝个别企业与政界的交流，统一政治献金的路径，推动日本保守势力的联合，这事实上推动了战后日本自民党一党独大的“55年体制”的形成。

造船腐败事件之后，关于加强对政治献金进行监管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在保守、革新对立的“55年体制”下，政治献金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随着财界与自民党关系日渐紧密而逐步恶化。如1955年发生了卖春腐败事件[33]、1961年发生了武州铁道事件[34]、1965年发生了九头龙大坝事件[35]及1966年后半期以自民党为中心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腐败事件。特别是以自民党为中心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资金腐败案件[36]成为《政治资金规制法》改革的契机，在第五次选举制度审议会中提出了关于限制企业政治献金的修正案，然而由于国会内部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对立，最终使该修正案未被审议而成为废案。

进入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震惊日本社会的洛克希德事件。洛克希德公司为了与其他公司竞争，在推销新型飞机的过程中向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及其他政界高官行贿。尽管田中在1974年12月就因政治资金问题而下台，但最终检察机关还是以违犯外汇法及受贿的罪名对其提起诉讼。1983年一审判处田中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亿日元，田中不服当庭上诉。最终经过旷日持久的审判，日本最高法院于1995年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洛克希德事件中前首相田中角荣被判刑可以说终结了战后以来“刑不上内阁高官”的传统，该事件涉事人员除前首相和内阁高官外还包括许多财界的重要人物。受洛克希德事件的影响，“防止客机腐败问题协议会”提议对《政治资金规制法》进行修改，明确政治家的私人资金和用于选举活动的政治资金之间的区别。

尽管洛克希德事件的发生引发日本国内关于政治家的伦理道德及政治资金问题的讨论，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围绕政治资金问题发生的各种腐败案件依然层出不穷，特别是1988年发生的利库路特事件成为战后日本最大的腐败事件。利库路特公司负责人为了提高该公司在财界和政界的地位，向政治家、官僚及媒体转让还未上市的子公司的股票，待子公司上市后政治家及官僚又趁高价卖掉，从而获取不正当收入。此次事件不仅涉及中曾根前首相、竹下登首相、安倍晋太郎干事长以及宫泽喜一大藏大臣4位自民党内部四大派阀的首领，在政治资金方面比较自律的中坚派议员也被牵涉，显示出与田中角荣时期不同的“金权体质”。[37]

利库路特事件的发生使日本社会要求加强对政治资金进行管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政治改革”成为日本社会最为重要的课题。最终在1994年成功实行了政治改革，引入小选举区制度和政党援助制度，强化对企业及团体政治献金的监管，修改《公职选举法》，强化惩罚机制，即一旦有公职的政治家犯受贿罪，一律要求解除其公职。

1994年政治改革之后，除了强化对企业及团体的政治献金的监管外，还引入了政党援助制度，意图减少政治家对于企业献金的依赖，遏制政治资金问题的发生。然而，政治资金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为了规避处罚，企业常常利用迂回及秘密的方式依然源源不断地将政治资金送入政治家的“钱袋”。2000年的KSD事件[38]、2002年的铃木宗男事件[39]、2004年的日本牙科医师会的秘密献金事件、2008年的西松建设事件、2009年的陆山会事件[40]等违犯政治资金管制制度的事件接连发生。引入的政党援助制度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尽管政党援助金必须用于政治活动，同时要按时提交政党援助金的使用报告。但是许多议员将政党援助金花在购置房产、提高个人生活水平而非用于政治活动，并且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中进行虚假登记，比如中岛洋次郎事件。当然，1994年的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规模的政治资金腐败问题的发生，原先自民党时期经常发生的政、官、财各界广泛参与的政治资金腐败案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财界由于受到舆论的压力也一度停止了向政党捐献政治献金。但是选举活动对于政治资金的需求量并没有减少，1994年政治改革对于政治资金管制体系的强化反而导致迂回献金及秘密献金泛滥，再加上对于政党援助金的滥用及虚假登记，使政治资金问题出现新的发展趋势。所以，频繁发生违规使用政党援助金的事件不仅使原先存在的政治资金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且有可能会促使新的政治资金问题发生，导致政治资金问题向复杂化的方向发展。

二 战后政治资金腐败问题的特点

战后日本政治资金问题的发生，使“金权政治”成为战后日本政治的代名词，特别是大量的民选政治家及高级官僚的涉案，增加了选民对政治的不信任，严重影响了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发展。战后日本的政治资金问题的演变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牵涉广泛，包括日本政、官、财各界知名人物

战后日本政治资金问题的发生往往牵涉大量的政、官、财各界的知名人物。特别是以强调客观、中立及专业分工为原则的公务员多次参与政治资金腐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国会议员及企业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自从奉行殖产兴业的明治维新以来，国家权力深深地介入经济社会发展。在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中，依靠政府的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及政策优惠，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的增长。在经济发展的背后，就离不开财界运用经济手段来影响与决策相关的国会议员及高级官僚，从而满足其政策偏好。同时，伴随着自民党的长期一党执政，在执政的自民党和省厅官僚密切的联系中形成本人-代理人关系，双方往往能在确认对方的政策偏好之后共同制定政策[41]。从昭和电工事件到造船腐败事件再到洛克希德事件和利库路特事件，战后日本爆发的四大政治资金腐败案件中，政、官、财联合的政治结构受到日本社会强烈的批评。

（二）涉案官员级别高，首相涉案成为最明显的特征

在战后日本政治资金腐败事件中，涉案人员除了普通的国会议员外，内阁大臣及事务次官之类的高级官员也多次被起诉。不过在战后日本政治资金腐败问题中首相涉案才是最为明显的特征。战后日本已经多次发生内阁成员或者首相本人涉及政治资金腐败而被迫下台的事件。有的政治资金腐败事件在官员执政期间未被查出，直到数年之后随着案件的曝光，涉案的官员才被追责。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中，受政治资金问题影响而辞职的首相主要有：1948年昭和电工案的发生导致芦田均内阁总辞职，1954年造船腐败事件的发生成为吉田茂内阁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1988年利库路特案的发生又导致竹下登内阁总辞职，1992年发生的佐川快递案成为细川户熙内阁辞职的导火索，鸠山由纪夫的政治献金问题也成为其辞职的原因之一。尽管上述首相主要是受到在野党及舆论的压力才被迫辞职，并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1976年涉嫌收受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巨额贿赂的前首相田中角荣则未能幸免。田中角荣在1974年就已经因为政治资金问题而引咎辞职，但是受洛克希德事件的影响，被处以刑罚，使其成为战后日本首位被判刑的首相。

（三）自民党国会议员成为政治资金问题的主要参与者

战后日本“55年体制”的成立，使自民党长期处于日本权力的中心，几乎垄断了日本的政治资源。为了更好地维持一党独大的权力体系，也为了扩大政治资金来源，自民党与财界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自民党与省厅官僚形成了本人-代理人关系，原本掌握在高级官僚手中的政策资源也逐渐向自民党集中，形成特殊的政、官、财一体的统治体系。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自民党族议员的形成更是强化了自民党在政、官、财一体统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由于部分族议员为了获得选票和政治资金往往热衷于成为财界的说客，族议员和相关省厅与企业及行业协会间的关系日益紧密，成为战后日本政治资金问题发生的“温床”。自民党特殊的拉选票“机器”——后援会的存在也促使自民党议员加强与企业及行业协会间的联系。因为要想维持或者扩大后援会的活动规模，每年需要花费数千万或数亿日元，这些资金最主要来自企业及行业协会的政治献金。[42]这种建立在资金需求基础上的关系很容易使后援会与企业及行业协会成为腐败的共同体。

本节主要以战后日本四大政治资金腐败事件为中心，对战后日本的政治资金腐败的发展及其特点进行回顾和分析。战后日本政治家围绕政治资金发生的腐败事件极大地威胁了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发展。尽管1994年进行了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规模的政治资金问题的发生，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规范政治资金，反而使企业及行业协会通过迂回及秘密献金的方式来捐赠政治资金，再加上政党援助金的滥用，改革后的政治资金问题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