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中国：规模扩张与质量诉求

国际化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人类的足迹跨越国家和地区的边界，延伸至更广阔的空间。个体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机遇，开辟出灵活多样的生活道路。学生选择走出国门到异国他乡远距离体验异国文化、接受跨国教育已成为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踏入异国的土地，离开父母的庇护，告别自己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异国文化和全新生活方式“激流”不断袭来，留学生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兴奋与孤独之中。

从公元七八世纪大批“遣唐使”来华，到宋、明、清时期广泛接收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留学人员往来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自1950年招收33名来自5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起，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乘着中国扩大与其他国家的人文交流和中国快速发展的东风，来到中国开启和实现自己的梦想。

来华留学生教育不断增强的“硬实力”

如今，中国在全球教育市场上开始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不仅是留学生的主要生源国，同时也成为重要的留学生接纳国，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1]这具体表现在留学生教育规模、比例和结构等一系列指标上。其一，来华留学生教育规模持续扩大，来华留学生总数明显增加。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18年共计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18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中国学习；美国国际教育学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IIE）发布的2018年国际学生流动性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已超越澳大利亚（7%）、加拿大（7%），成为继美国（22%）之后全球第二大留学目的地国，与英国（10%）并列在快速增长的国际留学市场中占有 10%的份额。[2]2010年9月，为加强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推动来华留学事业发展，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教育部出台了《留学中国计划》。这项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全年在中国内地高校及中小学校就读的外国留学人员达到50万人次，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3]其二，来华留学生教育层次逐步提高，学历留学生的比例有所提高。来华留学生由学历留学生（包括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和非学历留学生（包括普通进修生、高级进修生、短期留学生）组成，来华留学生教育层次提高主要体现在学历留学生，特别是本科生和研究生所占比例提高。非学历留学生，特别是短期留学生所占比例降低。2018年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为258122人，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52.44%。其三，接受来华留学生院校不断增加。接受外国留学生院校从1979年的23所增加到2018年的1004所。其四，中国政府奖学金种类、金额以及与各国签署的政府性协议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是根据中国政府与有关国家（地区）政府、学校及国际组织等机构签订的教育交流协议或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对外提供的奖学金，包括国别双边项目、中国高校自主招生项目以及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东盟、太平洋岛国论坛、世界气象组织所签订的合作协议。除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外，还有孔子学院奖学金、省市政府奖学金、外国政府奖学金、高校奖学金和企业奖学金。[4]由此可见，我国在扩大留学生招生数量、拓展留学生教育规模、提高来华留学生层次、扩大留学生接受院校、增加留学生来源国别、增加留学奖学金种类等以数量增长为主导的硬实力层面取得了较快发展。

留学生教育的目标与价值取向引领着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基本走向。在全球层面，英国等许多高校特别是一些非顶尖高校招收留学生的主要目的是创收，他们将留学生教育作为一种商品。日本高校招收留学生则不仅仅考虑创收，其在院校层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化解本国学生生源匮乏的困局。美国和加拿大将在全球范围内“吸收、培养和使用”留学生作为引进人才和外部智力的重要手段。相比这些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主要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为友好国家培养人才；改革开放之后过渡到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通过扩大接收外国留学生规模，推进与发达国家留学生互换，以此增加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的派遣，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培养急需人才，促进社会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后，进一步上升和回归到服务教育自身发展，促进高等院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5]

来华留学生教育“软实力”提升的必要性

在来华留学生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留学生教育迫切需要质量的提升，促进来华留学教育向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转变。规模、硬件设施和奖学金吸引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软实力”吸引是留学生教育的质量体现。奈（Nye）指出，“当留学生返回祖国后，如果能够对留学国做出积极的评价，才可以表明留学国文化对其产生了吸引，才称得上转化为影响他人的实力”[6]。当留学生对留学国持消极感知甚至认为受到的是“负面的伤害”时，不仅没有表现出对留学国的认可及其“国际化”变化，反而产生更深的对留学国的偏见。根据《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记载，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教育援助，本着“国际主义义务”精神，给予留学生类似“外宾”待遇，专门设立留学生公寓和提供留学生伙食。然而留学生对此却并不领情，稍有不满就采取校内罢课、罢餐和游行等极端措施向学校和政府施压。[7]当时“领头闹事”的加纳学生伊曼纽尔·约翰·海维（Emmanual John Hevi）原计划在中国学习七年医学却仅待了一年便离开中国。他返回非洲后不久便出版了《一个非洲学生在中国》（1963年），向世人展示了他在中国的留学经历和对中国的看法，整本书有大量对留学中国经历的消极感知，许多学术界和新闻界人士都认为他对中国的态度过于偏激、强烈。当时中国正处于大饥荒，非洲学生在中国除了免学费、免住宿费外，每月还有100元津贴，每天早上也能够保证牛奶和鸡蛋供应。享受如此优厚特权，海维仍感到不满，他在对这段经历的回顾中是这样描述的，“中国人的生活标准太低”。后来海维了解到在中国享受的已是特权后，他常常感到普通中国人对他们的敌意。他在记录中提到，1962年发生的一起涉外事件导致大多数非洲学生离开了中国。[8]虽然留学生海维的故事是极端个例，却提醒我们，增加留学生数量、给予留学生丰厚待遇和对留学生物质的吸引不一定意味着我国“大国吸引力”的提升以及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的提高。留学生教育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关键在于教育质量的提升。

为来华留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是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声誉和竞争力的必要手段。单纯追求规模、搞外延扩张而忽视教育质量的提升、管理的规范，不可能实现长远的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进一步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不断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同年（2010年）出台的《留学中国计划》针对来华留学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凝练出“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的16字来华留学工作方针。我国留学生教育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也日益对提升质量有所重视。

我国学者开展了针对来华留学生对中国形象认知的调查研究，叶淑兰通过对上海20所高校561份问卷和48个深度访谈案例进行分析发现，获得中国奖学金有助于提升留学生在华就读的自信。然而，总体上看，奖学金等利益因素对于提升留学生眼中的中国形象效果微弱，并不显著。物质利益因素对于主观层面留学生中国观的提升并没有什么效果，中国提供经济支持反而可能使他们产生“经济收买”或是要求“知恩图报”等警惕性心理。一项针对两广地区15所院校的东南亚10国来华留学生开展的问卷调查中，留学生对中国形象的评分结果显示，硬实力方面的评分相对较高且来华后高于来华前，而软实力方面的评分较低且来华后更低于来华前。[9]为确保我国在全球留学生教育舞台的持久和核心竞争力，在来华留学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我国迫切需要围绕保证和提高留学生教育质量这个中心，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向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转变。

不同主体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质量诉求

来华留学生教育涉及多方利益主体，主要有国家、高校、留学生以及留学生的家人四类。为实现留学生教育的战略意义，国家对留学生教育质量的诉求主要集中在留学生对其有较好的印象、感知和评价。也许只是几个或几十个青年去国外留学，却会慢慢改变交流双方的相互认知，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国家与世界的长远关系。塑造外国人眼中良好的本国形象和认知，是许多国家形象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对留学生教育质量的重要诉求。我国留学生管理部门的官员也表达了这样的诉求：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我国外国留学生只占高校在校生很小一部分比例，并不把增加国家经济收益作为发展留学生教育的诉求。我国更希望通过留学生教育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能够培养更多的对华友好人士，使其在中国学习的知识和技术有利于回国后的发展。[10]

留学生教育对我国高校具有重要意义，留学生教育不仅可以为高校扩充收入，还可以提高高校的国际化水平。高校对留学生教育质量的诉求主要聚焦在增加高校留学生注册率以及提升高校声誉。留学生比例是诸多评估机构衡量大学实力的指标之一。2014年QS世界大学排名（Quacquarelli Symond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指标体系使用留学生比例指标，权重为5%；2014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THE）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留学生比例指标权重为2.5%。[11]我国高校正在加快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高水平大学，提高留学生注册率，等于高校为自己在世界排名中增加筹码，从而提高声誉和竞争力。

留学生踏入异国的土地，告别自己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异国文化和全新生活方式“激流”不断袭来。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12]，留学生对留学教育质量的诉求首先表现为对居住环境、饮食条件、服务设施、人身安全等基本需求。除了基本的健康和安全需求外，留学生对留学生教育质量的诉求也表现为在留学环境中获得归属感和被尊重。在我国学者开展的留学生调查研究中，留学生普遍反映，来华后与中国学生的交流较少，平时主要参加本国留学生的活动，或者通过社交媒体与母国亲朋好友交流。留学生希望学校多举办能够促进中外学生感情的活动，部分留学生希望和中国学生一起居住，以帮助他们更深入地感受中国文化。[13]留学生不仅是“旅居者”“外国人”，更担负着来华接受高等教育的任务。留学生有较强的自我实现的需求。针对我国某高校留学生的调查发现，大多数留学生来中国是因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想要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一半学生对所选专业感兴趣，认为自身具有良好禀赋和能力完成学业，并希望将来留在中国工作。[14]对上海四所高校的问卷调查发现，留学生希望自己可以同中国学生一样被同等看待。他们认为培养计划未被严格执行，部分培养要求被降低，导师和同学对于留学生过于迁就、过于放松。[15]

对于留学生的家人来说，留学生离开父母的庇护，到陌生的异国环境求学，家人的担心和牵挂自留学生走出国门的那一刻起就从未停止。留学生家人对留学教育质量的诉求表现为家人希冀子女能够在异国他乡平安、健康，同时能够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以致用。然而，倘若留学生在留学期间遭遇不幸，则是令留学生家人最为悲痛的。2008年一位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强奸致死，其母亲到悉尼参加女儿的葬礼。不久后这位母亲宣布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个留学生支持基金，以指导新来的留学生关注和保障人身安全。这位母亲告知媒体，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希望所有留学生和公众能够知道留学生安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对每个家庭都是非常重要的。[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