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洪武初年明朝与北元南北分治的政治立场

从重建“汉人主体国家”的角度出发，朱元璋在疆域界定上，也倾向于构建以汉地为主体、适当包容部分边疆地区的“有限疆域”。洪武元年（1368）六月，明军已占领鲁、豫二地，直指上都。在此之际，徐达觐见朱元璋，领受处置元帝的方略。按照徐达的想法，应乘胜追击，进入蒙古高原，彻底消除蒙古威胁，以除后患。“臣虑进师之日，恐其北奔，将贻患于后，必发师追之。”[191]但朱元璋却不赞同这一做法，仍从传统的“内华夏而外夷狄”的地缘立场出发，主张放弃对蒙古高原的政治统治。

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气运之盛，理自当兴。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其败，俱系于天。若纵其北归，天命厌绝，彼自澌尽，不必穷兵追之。但出塞之后，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扰耳。[192]

徐达接受了朱元璋的旨意。“达受命乃退。”[193]在攻占大都之后，并未继续北上追击元顺帝，而是致力于西进收复山陕地区。

如果说朱元璋在上面的议论中，并未明确表达自身的疆域观念的话，那么在洪武二年，用平等的外交礼节，“致书”而非“颁诏”元顺帝，以金与南宋南北分治的故事为比喻，可以明确看出朱元璋实秉持与北元南北对峙的疆域立场。“朕今为君熟计，当限地朔漠，修德顺天，效宋世南渡之后，保守其方，弗绝其祀，毋为轻动，自贻厥祸。”[194]胡钟达指出，朱元璋致爱猷识理达腊书，往来函件称“书”，以示不臣；称北元皇帝为“元主”“元有主”，以示其非正统之君。这大体是袭用陈寿《三国志》的说法。[195]洪武十一年，在朱元璋致北元脱古思帖木儿汗的书信中，其疆域观念更是表露无遗，即“君主沙漠，朕主中国”，[196]也就是明朝与北元以长城为界，保持南北分治格局。可见，朱元璋在北部疆域设定上，直接受到北宋故事的影响，满足于实现北宋以来汉人收复幽云旧疆，回到唐朝末年汉人政权的疆域格局。鉴于此时明军实力远在北元之上，并不断在蒙古高原取得战争的胜利，朱元璋从重建“汉人主体国家”的立场出发，建立以汉地为主体，适当包容部分边疆地带的“有限疆域”观念，已十分明确。洪武七年，朱元璋在招抚大理的诏书中，进一步明确表达了这一观念。“始因有元失驭，海内云扰，华夷无主。朕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群雄尽平，复我汉人故国，统一中夏，于今七年，四夷诸蕃皆已称臣入贡。”[197]

可以佐证于此者，即武将集团曾在占领大都之后，提出征伐辽东，朱元璋却反对这一方案，认为辽东属“海外之地”，[198]不必使用武力征伐。“昔元都既平，有劝朕即取辽阳者。朕谓力不施于所缓、威不加于所畏，辽地虽远，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当自归。”[199]洪武二年，明军尚未北上漠南之时，朱元璋便已经宣布“荷天地眷佑，海内一家，临御称尊”了。[200]朱元璋对于甘肃的态度更为消极，甚至不将之视为汉人传统的统治范围。洪武三年明朝平定漠南，尚未规取甘肃之时，徐达上《平沙漠表》，[201]朱元璋便大封功臣，[202]称“今天下已定”“今成一统之业”，与诸将论取天下的经过，并戒谕安不忘艰、保全功名之意。[203]洪武三年十二月编成的《大明志书》，代表了明朝官方对疆域的认定，所谓“东至海南，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204]不包括塞外，甚至也不含有辽东、甘肃。由此可见，朱元璋此时对于跨出汉人疆域并无太大兴趣。

虽然朱元璋并不主张积极开拓边疆，但北元退至草原后，并未如朱元璋所期待的那样，不再与中原汉地有所关联，而是励精图治，致力于恢复在汉地的统治，因此汗廷并未远徙漠北，而是留居漠南开平（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不仅仍保持随时南下之可能，而且对近边残留之臣不断发号施令，[205]从而使明朝北部边疆仍处于全面战争状态之中。不仅如此，辽阳行省平章纳哈出仍驻守东北，扩廓帖木儿仍盘踞宁夏、甘肃地区，这两支北元军队呈现东西夹击之势，仍对北方明军构成严重威胁。除此以外，在更外围的地带，东部高丽、西部西番、南部云南，皆仍奉北元为正朔。可见，洪武初年明朝虽大体收复了汉人旧疆，却仍处于四面受敌状态，与中唐以后汉人政权面对四裔族群四面内压之势如出一辙。有鉴于此，朱元璋遂改变之前划疆自守的战略决策，采纳武将集团之前提出的进军草原的建议，发动对北元的进攻，以从根本上瓦解四周的敌对势力。洪武二年，常遇春、李文忠受命北伐漠南，先后攻占会州、全宁（今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开平。[206]经此战役，明军虽重创北元汗廷，由于采取的是军事“肃清”战略，而非政治进占，并未固定控制漠南草原。这从洪武三年李文忠再次北伐时开平仍为北元所占据便可看出。[207]

在此次军事打击后，朱元璋再次致书元顺帝，劝告其放弃恢复中原的迷梦，指出这才是保全北元政权的上策。“朕谓君自知胡无百年之运，能顺天道，归我中国故土，上策也。”[208]反之，如果仍觊觎汉地，如同匈奴、突厥那样不断南下，将是失策之举。“未几边将来报，君率残兵，留连开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奠安、国用富实，尚不能削平群盗，今以孤兵自随、远寄沙漠，若欲效汉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没不常，以为边患，是君之计不审也。”[209]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明朝实力十分强大。“方今中国封疆尽为我有，全二千城之富庶、握群雄累岁之劲兵，华夏已平，外夷咸附，壮士无所施其勇，智将无所用其谋，而君乃欲与我为敌乎？”[210]此前在明军北征之下，元顺帝只能北遁漠北，便是明证。“君若不思保境土，以存宗祀，而欲吐余烬于寒灰，是不知天命也。朕发铁骑四出塞外，精兵百万，联阵二千余里，直抵阴山之北，即君遁逃，亦出侥幸。”[211]朱元璋由此恐吓元顺帝，若再不打消恢复元朝的意图，明朝便会在明年春天，再次大举进攻。“春和日暖，沙漠草青，汉兵出塞之时也；霜雪冬寒，则归而守险，君虽有百万之众，何能为哉？”[212]明确指出这封书信是给予元顺帝的最后机会。“朕以诚心待人，明示机策，使君闻之，庶几改图易虑、安分顺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审之。”[213]

但北元仍不向明朝表达和平的信息。洪武三年正月，朱元璋趁北元受困于寒冷季节，物资匮乏、马匹瘦弱之时，再次命将出征，分取漠南与西北。“复命右丞相信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为左副将军、都督冯胜为右副将军、御史大夫邓愈为左副副将军、汤和为右副副将军，往征沙漠。”[214]以彻底消除北元对北部边疆的潜在威胁。朱元璋对诸将表达了此次北征的目的，即灭亡北元汗廷。“元主迟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军犯我兰州，其志欲侥幸尺寸之利，不灭不已。”[215]徐达率军西进，击败扩廓帖木儿，扩廓帖木儿北渡黄河，遁于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216]李文忠率军北进至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西），北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走克鲁伦河中下游。[217]至此，北元军队主力已遁至岭北，除少量残兵之外，漠南已空。北元不复与汉地接壤，对明朝北部边疆的威胁暂时消除。明朝君臣遂以平定沙漠隆重庆贺，徐达上《平沙漠表》，朱元璋也称“今成一统之业”。

但在平定漠南之后，明朝并未在这一地区实行政治进占，北部疆界仍在幽云旧疆一线，依托燕山之险，实行防御。可佐证于此者，即洪武三年李文忠军已北征应昌，但在回师之时，仍在兴州接受北元残众的归降。“师过兴州，遇元将江文清等，率军民三万六千九百余人来降，至红罗山又降其将杨思祖等一万六千余人，师还北平，遣人送江文清、杨思祖等赴京师。”[218]兴州地处古北口以北之地，即“山后”东部。红罗山，位于“元上都以东、全宁路以南的要隘大宁虹螺山”。[219]在接纳山后降众之后，明朝曾短暂控制该地，洪武三年七月，“以古北口山外云州、兴州隶北平府”。[220]云州位于兴州西北。但洪武四年三月有内徙顺州、宁州、宜兴州民众的做法。

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奏，山后顺、宁等州之民密迩虏境，虽已招集来归，未见安土乐生，恐其久而离散。已令都指挥使潘敬、左传、高显徙顺、宁、宜兴州沿边之民皆入北平州县屯戍，仍以其旧部将校抚绥安集之。计户万七千二百七十四，口九万三千八百七十八。上可其奏。[221]

顺州位于北平东北七十里之地，宜兴州位于兴州西北，二地皆位于云州以南。徐达将顺州、宜兴州作为沿边之地，云州也在边境地带，没有内徙顺州、宁州民众，却仍保留云州民众于当地的可能。因此，徐达这次内徙民众，应是将“山后”降众整体迁移至燕山以内。

三个月后，即洪武四年六月，徐达进一步大规模内徙“山后”民众于山前诸州，人口近23万。

魏国公徐达驻师北平，以沙漠既平，徙北平山后之民三万五千八百户，一十九万七千二十七口，散处卫府，籍为军者给以粮，籍为民者给田以耕。凡已降而内徙者，户三万四千五百六十，口一十八万五千一百三十二。招降及捕获者，户二千二百四十，口一万一千八百九十五。宜兴州楼子、塔崖、狮崖、松垛、窨子峪、水峪、台庄七寨户一千三十八，口五千八百九十五。永平府梦洞山、雕窝崖、高家峪、大斧崖、石虎、青矿洞、庄家洞、杨马山、买驴、独崖、判官峪十一寨，户一千二百二，口六千。达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屯田北平府管内之地，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开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顷。大兴县四十九屯，五千七百四十五户。宛平县四十一屯，六千一百六十六户。良乡县二十三屯，二千八百八十一户。固安县三十七屯，四千八百五十一户。通州八屯，九百一十六户。三河县二十六屯，二千八百三十一户。漷州九屯，一千一百五十五户。武清县一十五屯，二千三十一户。蓟州一十屯，一千九十三户。昌平县二十六屯，三千八百一十一户。顺义县一十屯，一千三百七十户。[222]

可见，明朝对于山后之地，并未有固定统治之意，因此才有了在拥有军事优势的前提下，反而内徙军民，空置其地的做法。

徐达内徙山后军民的理由是“密迩虏境，虽已招集来归，未见安土乐生，恐其久而离散”。所谓“密迩虏境”，应指当地仍有大量北元残兵。洪武三年，江文清、杨思祖归附明朝之后，受朱元璋委派，返回“山后”，招徕当地仍未归附明朝的北元残众。[223]在二人努力下，洪武四年至六年“山后”北元残众陆续归附。[224]

徐达内徙“山后”民众，还应与这一族群的组成及其“胡化”面貌有关。中唐以后，北方族群逐渐呈现内压之势，原先由中原王朝较为固定控制的太行山以外地区，逐渐由契丹、女真、蒙古所控制，北方族群在此招徕、融合多种族群，建立起多族群、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混合之地与威临中原汉地的前沿阵地。鉴于这一地区相对的独立性与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中原王朝从自身地理方位出发，逐渐形成一个专有的地理名称——“山后”。关于“山后”之“山”具体指哪条山脉，学界有不同说法，但以太行山的说法为主流。[225]

“山后”作为专有地理名词，始于唐末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于军都山以北设置“山后八军”，以防御契丹与河东李克用。后唐时期，“山后八军”与山前诸州，已是当时一个独特的区域。[226]南宋史炤《资治通鉴释文》注“山后八军”在涿、营、瀛、莫、平、蓟、妫、檀。元代胡三省著《通鉴释文辨误》，对《通鉴释文》讹误之处加以辨析，指出史炤所谓“山后八军”驻地实为“卢龙巡属八州，非山后八军也。涿、营、瀛、莫、平、蓟皆在山前，惟妫、檀在山后。又有新、武二州，与妫、檀为四州，置八军以备契丹、河东，故有山后八军巡检使”。[227]即“山后”地理范围最初是妫、檀、新、武四州之地，位于今北京延庆、密云东北。石敬瑭割山前七州幽、蓟、瀛、莫、涿、檀、顺，山后九州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即所谓“幽云十六州”与契丹，[228]“山后”范围进一步扩展至狭义太行山以北，直至黄河的广大地域。北宋宣和三年（1121），收复幽云十六州，次年改山前诸州为燕山府路、山后九州为云中府路。[229]金灭亡北宋后，于山后之地设西京府，“山后”由此成为西京的代名词。元代时，山后诸州分属大都路、兴和路与大同路。[230]

“山后”由于长期处于长城内外政权拉锯之地，族群来源十分复杂。靖康元年（1126）金军南下时被俘的北宋官员范仲熊在被押送途中，对于沿途社会有一定记载，回归汉地之后，著成《北记》，其中便记载：

丙午岁十一月，粘罕陷怀州，杀霍安国，范仲熊贷命，令往郑州养济。途中与燕人同行，因问此中来者是几国人，共有多少兵马。其番人答言：此中随国相来者，有鞑靼家，有奚家，有黑水家，有小葫芦家，有契丹家，有党项家，有黠戛斯家，有火石家，有回鹘家，有室韦家，有汉儿家，共不得见数目。[231]

可见在“山后”族群之中，北方族群来源甚多，汉人虽人数最多，却在北方族群影响之下，尤其为适应北方族群建立的政权，逐渐呈现“胡化”趋势，在长期的南北战争中，养成了骁勇善战的品格。有鉴于此，成吉思汗在遗诏中称：“山后民质朴，无异国人，缓急可用，不宜轻动。”[232]元朝定都大都后，山后族群遂成为拱卫皇室的中坚力量。皇帝每次离开大都，向北巡幸上都时，都由“山后”汉军负责大都的军事安全，实以之为朝廷心腹。“每岁大驾幸上都，发各卫军士千五百人扈从，又发诸卫汉军万五千人驻山后，蒙古军三千人驻官山，以守关梁。”[233]

如果考虑到这一历史背景，徐达内徙“山后”民众，便不仅是出于空置其地的考虑，还因为这一群体长期“胡化”，在相当程度上缺乏对明朝的向心力，仍有可能再次叛归北元，也就是徐达所称“未见安土乐生，恐其久而离散”。于是不如径而内徙，彻底断绝其与北元之间的地缘关联，以消除隐患。

徐达内徙“山后”民众，最为直接与重要的原因是朱元璋接受了郑州知州苏琦的建议，在漠南草原采取内徙民众、空置其地的做法。洪武三年，苏琦上书言三事，其中称：“其沙漠非要害之处，当毁其城郭，徙其人户于内地。”[234]对于苏琦的建议，朱元璋十分肯定，指示“有可采者，其参酌行之”。[235]朱元璋之所以实行这一政策，是因为他既然将北部疆域设定于幽云旧疆，对于漠南草原并无政治进占的想法，与其将在政治上仍存观望、有所徘徊的北元降众保留于漠南草原，不如径而将之内徙幽云旧疆，从而消除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