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朝国家”概念的提出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的国家形态。当今世界流行的民族国家，是十分晚近的产物。西欧在近代化过程中，产生出诸多以单一民族、单一宗教为特征的现代民族国家，彼此之间围绕宗教与领土爆发战争。为解决这一争端，各国共同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形成了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国际法的形式，确立了近代民族国家之间主权神圣、独立平等的国际秩序，一直影响至今。

但在古代世界，却存在众多不同规模、不同内涵的国家形态。而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发挥了全局性影响的，是先后涌现的拥有广阔疆域、多种族群、多元文化的庞大帝国。与近代以来兴起的，由单一民族或某一民族为主体建立的，以民族主义凝聚人心、实现社会整合的“民族国家”不同，庞大帝国赖以维系的基础是王朝的政治合法性，而非近代国家的民族独特性，由此角度而言，可将庞大帝国称作“王朝国家”。

与民族国家以民族独立为政治合法性，民族是政权的核心与主体，并催生出相应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国家制度、文化信仰不同，“王朝国家”以王朝神圣性为政治合法性，王朝是政权的核心与根本，并催生出整合不同族群的国家制度与文化信仰，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比如唐太宗时，有“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的政治言论。[1]五代后唐庄宗时，也认为“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分其南北”。[2]庄宗也下诏曰：“朕闻古先哲王，临御天下，上则以无偏无党为至治。”[3]辽重熙七年（1038），东京留守萧孝忠也奏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分彼此？”[4]金熙宗曰：“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5]金皇统六年（1146），行台尚书右丞相兼判左宣徽使事刘筈曰：“今天下一家，孰为南北。”[6]大定十七年（1177），尚书右丞唐括安礼奏对曰：“圣主溥爱天下，子育万国，不宜有分别。”[7]大定二十四年，大理司直路伯达奏曰：“人君以四海为家，岂独旧邦是思。”[8]贞祐四年（1216），监察御史陈规认为金朝实现了“天下一家”，不同地区应打破区域藩篱，共同救济民众。“昔秦、晋为仇，一遇年饥则互输之粟。今圣主在上，一视同仁，岂可以一家之民自限南北，坐视困馁而不救哉。”[9]宣宗时期，河南转运使王扩对曰：“兼制天下者以天下为度。”[10]

对于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以往我国史学界多称之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或“多民族统一国家”，[11]虽然这种概念揭示了中国古代疆域广阔、族群多种的历史特征，但古代中国并未有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可以概括。西方学者普遍称古代中国为“中华帝国”。虽然这一称谓揭示出古代中国与现代民族国家不同的国家性质，但古代中国在对外政策上的“内敛”取向与其他文明的扩张取向，具有明显的区别，相应“帝国”概念对于中国古代国家形态也有所误解与误读。1957年，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出版了《东方专制主义》一书，将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概括为“东方专制主义”。这种提法是在当时东西方冷战背景下政治先行的产物，将中国古代制度形式概括为绝对专制主义，忽视了中国制度体系的内部平衡与社会流动。

目前所知，“王朝国家”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李鸿宾在2004年发表于“中外关系史百年学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王朝国家体系的建构与变更》一文。次年，李鸿宾又发表了《中国传统王朝国家（观念）在近代社会的变化》一文。[12]2013年，李鸿宾又发表了《唐朝胡汉关系研究中若干概（观）念问题》一文。[13]在这三篇论文中，李鸿宾指出夏商周三代是分封性王朝，秦朝在继承、发展三代分封性王朝的基础之上，建立起的大一统王朝，开创了中国古代的“王朝国家”。在李鸿宾看来，“王朝国家”具有三项特征：首先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天人合一”的统治思想，其次是内外有别的民族关系，最后是疆域的不确定性与模糊状态。在李鸿宾看来，近代时期“王朝国家”遭遇到了西方民族国家的冲击，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中国被迫对“王朝国家”进行改造，最终以中华民族对应传统国家，作为解决方案。

2016年，徐珺玉、毕天云《王朝中国的国家本位》提出了“王朝中国”的概念，指出王朝中国以国家为本位，相应也是“王朝国家”，包含三个方面内涵：政治权力上的皇权至上，家国关系上的“家天下”，民族关系上的多元统一与华夏正统。[14]在此前后，一些学者也使用了“王朝国家”这一概念，但并未加以界定与说明。[15]

可见，关于“王朝国家”，学界已有一定界定。不过，相对于“王朝国家”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尚有可进一步挖掘的学术空间。所谓“王朝国家”，是指在近代以前，不同文明先后涌现出众多拥有广阔疆域、多种族群、多元文化的庞大帝国，既在明确的国家疆域内，建立起坚实的国家体制，又努力构建辐射广大的王朝体系，由此而形成的一种内外既合为一体，又有分别的国家形态。如果运用当今的政治学话语进行表述，那就是王朝国家是民族国家与区域国际秩序，乃至全球国际秩序的统一体、复合体。

揆诸中国，可以发现中国古代长期以中国本土为中心，构建起没有边界的“天下秩序”。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一直未将统治视野局限于“中国”，也就是目前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本土，而是以中国本土为核心，观照整个“天下”，皇帝为“万国之主”。[16]相应的，历代中原王朝所定政权的名号，并非单纯的“国号”，比如明朝人便自称“大明国”，[17]还是“有天下之号”，[18]所覆盖疆域并不限于中国本土，还包含时来朝贡的“荒服”等层次。“九服”也相应是中国古代疆域的代名词，[19]与天下、万方、九垓、九野、九宇、九域、九围、九有、九区、九土、九县同一含义，与象征所有空间的三灵、四方、四海、四垠、四隩、五方、六合、八荒、八方、八纮、八表并列。

王朝国家的规模性，促使中国古代在制定制度、开展治理时，必须考虑到空间的巨大性与复杂性。所谓空间的巨大性，是就其疆域意义而言。所谓空间的复杂性，是就其族群与文化意义而言，即作为内地的中原与江南，与作为边疆的广阔地带，生态环境、族群分布、经济发展、文化程度存在着相当大差异，甚至极大差异，从而导致政治地理存在一定的不平衡，甚至极大的不平衡。与内地长期在经济、文化方面发挥了引领性作用不同，边疆地区的军事战乱与民众叛乱，长期制约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甚至常常扮演了不同王朝的历史爆点的角色。

相应的，王朝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种内在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既要参照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地方制度；又要在观照全国整体发展水平，尤其是充分保障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边疆地区的基础上，制定全国性制度，从而维持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这就使中国古代的许多政策，都明显具有滞后于发达地区的保守性质。

由此角度出发，可以对中国古代不同时期，不仅不同地区长期保持了不同的制度，而且中央在推进制度的整体改革时，往往面临着很大阻力，最终功亏一篑，有着更为理性的认识，即中国整体的巨大性与各地的复杂性，是制约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整体划一与整体改革的历史根源。

近代以来，伴随民族国家的崛起，王朝国家形态开始面临巨大的历史性挑战，作为最终的结果，横踞欧亚的奥斯曼帝国、长期屹立于南亚的莫卧儿帝国都惨遭肢解。中华帝国同样受到了严重冲击。但耐人寻味的是，西欧新兴的民族国家，只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规定的国家之间主权神圣、独立平等的国际政治观念，贯彻于欧洲，与此同时却在全球范围内开启了全球扩张，建立起众多的殖民地，英国甚至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日不落帝国”，从而建立起近代意义上的王朝国家。

“二战”以后，伴随殖民秩序的迅速瓦解，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主权神圣、独立平等的国际政治观念，开始更为普遍地传播与实践。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同国家的外在规模与内在结构有很大的不同，相应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部分大国拥有与王朝国家相似的广阔疆域、多种民族、多元文化，在国家治理与国际观念上，具有与传统的王朝国家相当程度的历史呼应与映照。由此可见，王朝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并非完全是明日黄花的历史遗产，而是仍然具有相当的时代活力。这种时代的传承，不仅源于历史的延续性，更源于国际结构由于不同国家之间规模与实力的不同，而内在地具有一种不均衡、不平等的宿命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