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与“王朝国家”

东亚大陆开阔的地理空间为中国古人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促使其思维呈现无限制的延伸，认为地无边界，[26]从而形成了普天之下即“天下”的空间概念。而在政治上，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相应形成“王者无外”[27]或“大化无外”[28]的政治观念，认为统一天下，才拥有正统地位，政权才具有政治合法性。而其所标榜的国际秩序，相应是以中国为中心、没有边界的“天下秩序”。[29]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一直未将统治视野局限于“中国”，也就是目前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本土，而是以中国本土为核心，观照整个“天下”，皇帝为“万国之主”。“天下秩序”体现在族群层面，便是无论华夏或者夷狄，皆被纳入统治秩序。“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30]

作为“天下秩序”的直接反映，古代中国建立并长期维持了以广阔疆域、多种族群、多元文化为特征的典型王朝国家道路。在相对封闭的东亚大陆，古代中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历史脉络，借助于黄淮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核心地带，发展起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经济，对周边山脉、戈壁、沙漠、海洋、丘陵等边缘地带较为原始的混合经济，形成了明显的经济优势，中国历史从而长期保持了“内聚性”特征。三代时期，在分散的经济、社会状态下，不同政权之间长期维持了分散的政治联盟，尊奉某一势力较强的政权为天下共主。后世在追溯远古历史时，出于古代世界一贯的英雄造时世的思维习惯，突出天下共主在这一世界秩序形成中所扮演的主动角色，从而强调天下共主分封天下的历史故事。由此角度而言，可将三代时期政治联盟称作“分封型天下秩序”。显然，“分封型天下秩序”是一种松散的国际秩序，而非紧密的国家形态。

但西周时期，伴随农业经济的逐渐发展，不仅中原地区各诸侯国不断垦殖本国的土地，原先相距遥远的政权逐渐变成接壤而邻；而且边缘地区各诸侯国也不断向外垦殖土地，与边疆族群发生日益密切的互动。在这种地缘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各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边疆族群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开始了更为频繁、规模更大的战争，矛盾长期积聚，最终在西周末年爆发了“犬戎之乱”，申国联合犬戎灭亡了西周。在晋国、秦国、郑国帮助之下，才得以东迁的周王室，权威已大为下降。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各诸侯国开始谋求政治主导地位。在周天下秩序仍然存在、各诸侯国之间势力相对均衡的时代背景下，春秋时期形成了所谓的“霸主政治联盟”，即势力相对强大的国家，以“尊王攘夷”为政治口号，在名义上尊奉周天子，以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前提下，发动对于边疆族群甚至部分诸侯国的征伐战争，从而建立以自身为霸主的政治联盟。“霸主政治联盟”并非完全独立的政治形态，而是在周代“分封型天下秩序”逐渐瓦解的时代背景下，仍然在名义上保留和借助周天子权威，提升某一诸侯国相对于其他诸侯国的政治地位，霸主相对于其他诸侯国，并未获取绝对性、制度性的支配地位，因此“霸主政治联盟”完全依托于霸主实力与政治智慧，不是稳定的政治形态。“霸主政治联盟”仍然是国际组织，并非国家形态，因此其只是从“分封型天下秩序”向“集权型国家形态”过渡的一种政治形态。

战国时期，伴随东周“天下秩序”彻底瓦解，各国在名义上也不再尊奉周天子，以之作为标榜的“霸主政治联盟”土崩瓦解，各国由此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开始进行你死我活的兼并战争。为提升本国实力，不同国家都竭力推进政治改革，加强社会动员机制，以将有限的社会资源充分纳入国家体制中来，竭力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主动与优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法家顺应时代潮流，倡导彻底改造松散的“分封型天下秩序”为强力的“集权型国家形态”，具体措施便是通过在地方设置郡县，由中央直接管辖，从而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战国时期，不同国家都在法家思想的推动下，开始实行政治改革，不同程度上建立起了中央集权制度，战国从而逐渐呈现出较为成熟的国家形态。而在走向国家形态的历史进程中，地处西北边疆的秦国，由于文化较为落后，传统压力较小，最为坚决、彻底地接受了法家学说，从而相对于东方诸国，更为积极，也更有成效地推动了政治改革，极大地提升了社会动员能力，实现了历史的超车，借助由此而产生的强大国力，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

统一中国之后的秦朝，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郡县制度，建立起以中央集权制度为组织架构的“集权型国家形态”，引领中国历史走向新的历史局面与发展道路。但与此同时，秦朝仍然继承了“天下”观念，通过开拓边疆，不断将政治影响扩展开来，建立起“内中国而外天下”的二元格局，实现了国家形态与“王朝体系”的二元结合，从而建立起中国古代的“王朝国家”，开创了整个帝制中国的历史道路。作为“王朝国家”的开端，秦朝政治气象远超前代，这从其礼仪制度的庄严恢宏便可看得出来。比如在车驾制度上，秦朝便在整合七国旧制的基础上，发展出宏大而完备的车驾体系。“至秦并天下，兼收六国车旗服御，穷极侈靡，有大驾、法驾以及卤簿。”[31]后世“王朝国家”也在继承秦朝礼仪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从而建立起制度完备、内涵丰富的王朝礼仪体系。“汉承秦后，多因其旧。由唐及宋，亦效秦法，以为盛典。”[32]

但秦朝显然对于统治疆域空前广阔、族群空前多样、文化空前复杂的“王朝国家”，缺乏充分的政治准备。法家强硬的统治意识，忽略了东方地区政治制度、发展水平与秦朝旧地的区域差别，强势推行的郡县制度未能很好地控制东方地区，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法家推崇武力扩张的政治观念，促使秦朝发动在四裔边疆的扩张，对农业经济形成了巨大冲击，使中原地区逐渐走向动荡。由此可见，秦朝虽然开拓了广阔疆域，但在如何整合方面，尚缺乏历史经验，从而与社会现实产生了剧烈碰撞，是一种“硬着陆”。这是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根源。

与强硬的法家不同，道家倡导顺应自然、包容万物，从而不仅逐渐融合其他学派，构建起内涵十分丰富的学说体系，而且发展出柔和而富有弹性的政治观念，主张顺应时势变化，实行不同的政治方案。在这之中，战国晚期出现的稷下道家，以春秋时期管仲扶助齐桓公争霸的历史事迹为蓝本，演绎出体系庞大、内涵丰富的政治理论，形成所谓的“管仲学派”。管仲学派虽从道家立场出发，以三皇五帝历史背景为依托，构建出“皇道”“帝道”，从学理上压制儒家、墨家崇尚之三代“王道”，但对于这三种政治道路的讨论，不仅较少，而且也非其理论核心，管仲学派重点讨论的是“霸道”，并借助含混“王道”“霸道”的方式，认为二者都以富国强兵为根本与基础，从而赋予“霸道”更多的政治合法性，基本立场其实仍是强调武力，只不过在其上附会以道义的名义，从而形成“内霸外王”的理论层次。

西汉鉴于秦朝的短暂而亡，放弃“以法治国”政治模式，转而从稷下道家中寻求思想营养。在稷下道家影响之下，西汉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地域，实行不同的政治方案。具体而言，便是在西汉初年，一方面沿袭秦代的“以法治国”政治模式，在关中与东方大多数地区仍然推行郡县制度；另一方面标榜儒家的政治观念，在郡县制度的基础之上，在东方部分地区[33]恢复了“分封型天下秩序”，以加强刘氏宗室对东方地区的政治控制，在条件成熟时，才最终统一为郡县制度，彻底建立起“集权型国家形态”。在长期的休养生息之后，西汉开始走向富国强兵之路，最终在武帝时期大规模开拓边疆，所秉持者实为“霸道”政治道路。为给边疆开拓披上道德外衣，并解决边疆开拓所带来的内政不稳问题，逐渐推行儒家思想观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在边疆开拓之上附会以“王道”思想观念，由此走上了“内霸外王”治国模式与政治道路。可见，西汉政权历史进程实契合于管仲学派所倡导的“内霸外王”政治思想。西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34]家法的阐释，便是这一政治思想的直接反映。

管仲学派“内霸外王”政治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两汉政权的历史进程，而且对于祖述汉朝的后世中原王朝，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内霸外王”也相应成为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治国模式与政治道路，促使中华文明在保持长期延续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自身势力与国际影响，从而成为世界文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使在近代时期，中国面对历史的暴风骤雨，仍然借助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与边疆族群的向心力量，通过借鉴西方民族国家的制度与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与保存疆域广阔、族群多种、文化多元的“王朝国家”历史遗产的基础上，虽然较为曲折，但仍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的结合与再造，构建起与单一民族国家不同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起与西方民主制度具有很大区别的一元统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