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至1882年间，远居巴黎的屠格涅夫于衰老多病的晚年陆续写下八十余则带有诗性与哲理的简短文字，此乃作家人生末岁的感怀与沉思的零星记录，多为对往事的回忆，对所历事物的随感，也有对未来的展望，其书写形式多为抒情自白和哲性思索。这些随意而成的文字作家本人并不打算发表，只是“以词的圆润和朗声自娱”[1]，但显现其间的那份真挚的情感，深刻的论理，以及艺术上的精雕细琢，对大自然的敏感与独特描绘，构成他生命与艺术的绝唱，也于不经意间为俄罗斯文学创立了一种崭新的体裁，即散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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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诗》是屠格涅夫人生的最后一部杰作，也是其一生创作的独特总结，“像是对屠格涅夫既往作品所作的回应”[2]。就其思想立意，散文诗《玛莎》《菜汤》《两个富翁》与作家本人的《猎人笔记》很是接近，一道揭示“老爷和农民”的关系甚或探讨二者精神世界谁更富有的命题；从《门槛》与《做脏活的工人和白手的人》中我们可以读到小说《处女地》的作家宏旨，后者反映了那个年代革命者与民众之间的相互隔膜与不理解，“白手人”的事业在民众看来只是谁也不需要的暴动，而俄罗斯庄稼汉对民粹派的苦难与牺牲不寄予任何同情，且专等享受革命者的牺牲。其实这种悲剧在小说《父与子》巴扎洛夫与村民的矛盾中也已经得到了预演。同样，从《门槛》女革命家身上我们同时看到《前夜》中“新人”叶莲娜的动人形象，两部作品中的“对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前夜》中的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爱情，那么《门槛》中时隔二十年的新女性所追求的则是革命事业，由此显示出了俄国社会生活的发展，同时我们看出，及至晚年的屠格涅夫，仍记得文学使命在于“反映时代前进的新动向和新趋势”[3]；散文诗《基督》是《猎人笔记》中《活尸》女主人公露凯莉亚基督梦的兑现，凸显其作品中基督教因素的深沉含义；论及自然景色描写，散文诗系列开篇《乡村》分明是《贵族之家》中的大自然复现，与第二十章中拉夫列茨基回归故里之心情构成和鸣，展现的是令每一个俄罗斯人倍感亲切的俄罗斯乡村立体画图！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屠格涅夫的小说热衷探讨的生、死、爱等主题，在散文诗中也得到了鲜明再现。屠格涅夫的神秘小说《够了》和《幽灵》中的主题也让其散文诗鸣响着宿命的调子，凸显生命的虚浮、死亡的命定难逃，让人生徒劳的思想在散文诗中形成死亡的人格化形象。比方说散文诗《老妇人》《虫》中一切都是虚妄的“烟”与“雾”，致人死亡的毒虫，将人带向坟墓的老太婆，而且死亡总是作为梦境、梦幻，其形象总是令人吃惊地具体；《老人》《没有个窝儿》《当我不在人世时……》《“玫瑰花儿那时多美，多鲜艳……”》《当我独自一人……》，则与同时期写下的神秘小说达到了形神呼应。涅兹维茨基甚而将屠格涅夫近乎同一时期写下的神秘小说《爱的凯歌》、《死后》（《克拉拉·米利奇》）与《散文诗》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其一道“运用宇宙举隅法来写爱、幸福与义务，写大自然、天空、星辰，同时还有祖国俄罗斯、艺术、女人、青春……‘生命的神秘力量’、死亡……”[4]。另外，爱之歌在散文诗《麻雀》中鸣唱得最为嘹亮，我们重又看到《猎人笔记》中的猎人，温和善良，目睹麻雀母亲舍身救子他得出了一生思索的总结，即爱“比死和对死的恐惧更强大。只是靠了它，只是靠了爱，生命才得以维持、得以发展”，这一爱的墓志铭是对作家既往小说爱的描写的概括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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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屠格涅夫散文诗最受追捧之时当为“白银时代”，这些微型作品曾让各流派诗人和作家沉醉其中。
象征派领袖人物梅列日科夫斯基明确表态他尤为喜欢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喜欢其如梦似幻的缥缈神秘的爱情描写，以及通过象征、梦幻、预感等手段表现出来的神秘倾向，自觉认识了又一个屠格涅夫，宣称，屠格涅夫创作中的“小不点儿”（散文诗）比那些严肃的社会典型，如罗亭、拉夫列茨基、英沙罗夫等更珍贵，更不朽。此等观点带动了一批象征派诗人对屠氏散文诗的狂热崇拜，如巴尔蒙特、别雷、安年斯基、勃洛克等等。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对诗人谢韦里亚宁的撼动是根本性的，原本狂放自傲的自我未来派诗人正是因为此，后期的诗作就其音调来说散发着屠格涅夫“迷人的忧郁”，一改以往横冲直撞的怪异诗风，而具备高品位的质朴和矜持。谢韦里亚宁临终前以散文诗《“玫瑰花儿那时多美，多鲜艳……”》为底色，嘱咐在其墓碑上刻下诗行：“玫瑰花，将是（屠氏用的是过去时）多么鲜艳，多么美丽，/它被我的国家抛至我的灵柩”。
屠格涅夫与布宁有着同样的创作轨迹，即以诗歌登上文坛，以小说家彪炳于世，接近晚年都走向诗与散文的合成，前者的体现形式是散文诗，后者则是微型小说，但屠格涅夫的许多散文诗，如《玛莎》《施舍》《菜汤》等因其情节性与故事性被称“短小精悍，犹如微型小说，而且往往只限于叙事状物……”[5]，而两位作家诗化散文的追求也使得布宁的散文有诗歌一样的匀整深邃，诗歌有散文一样的质朴晓畅。俄罗斯研究家们索性把布宁的一大部分“微型艺术佳作”，如《金龟子》《美人儿》《头等车厢》《罗锅背的罗曼史》《一封信》《前夜》《鹤》等归属于散文诗之列，它们具备屠格涅夫的抒情特质，其间包含着哲理和箴言，两位大师的抒情满载着诗的语汇、独特的句法结构以及特定的语言节律，他们的微型作品一般由两个层次构成，先是叙事，后是一番哲理思考和箴言式的结论。此外，无论就其景致描写、场景构筑、语言特色等等，布宁的小说《安东诺夫卡苹果》都与屠格涅夫散文诗《乡村》极其接近，两部作品像是出自同一作家之手，取自同一幅画面，像是同一构思的复制，是将细节和结构拆开而进行的独特的诗的对话。诗情画意再现屠格涅夫散文诗中故园俄罗斯美丽的还有布宁的微型小说《书》《仙鹤》《小教堂》《蚂蚁大道》等，借助其于异国孤独漂泊中抒发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
顺带说明的是，尽管布宁的大部分微型小说写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且被公认为作家人生向晚之作，但就其自身的内容，就其总体情调却又常常被列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文学范畴，其首要原因是，布宁是在革命年代离开俄罗斯的，他不可能理解和评价俄罗斯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因而“对他说来，‘生活的钟点已经停止’，他的记忆已被对他未逃亡之前的那个时代的印象所填满，他能够描写的似乎只能是这段生活”[6]。
两位文学大师的文字都有着“诗的情思，诗的意境，诗的手法”，诗的哲理与概括，同时有散文的自由（不受诗的格律制约），散文的细腻，散文的精确。两位艺术家或是触景生情，或是以情状物，其文字都具备了散文诗的真挚、简洁、多主题、多声部的美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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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是以他的散文诗亮相中国的。1915年，刘半农从英文翻译并发表了屠格涅夫四首散文诗，即《乞丐》《玛莎》《傻瓜》《菜汤》。自此，屠氏散文诗在中国不断被翻译，百年来已出版三十几个版本，彰显了其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和独特的思想艺术魅力，并拥获了一批崇拜者，如鲁迅、郭沫若、巴金、陆蠡、丽尼等名家。
人们常将鲁迅的《野草》和屠格涅夫散文诗作比较，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最钟情的屠格涅夫散文诗是《老妇人》《世界的末日》《骷髅》《做脏活的工人和白手的人》《门槛》《虫》《大自然》等，并受其影响写出了自己的散文诗，如《复仇（其二）》《过客》等等，鲁迅一些关于“梦”的散文诗无疑也是从屠格涅夫散文诗中得到启发。正是《做脏活的工人和白手的人》触发了鲁迅小说《药》的创作动因，乃至人物设计、行文结构都有明显的传承，其中“国民性”弱点以及先觉者与愚民“隔膜”的悲剧揭示，体现了中俄两国文学在这一主题和立意上的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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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诗》虽是屠格涅夫垂暮之年的作品，却如夕阳劲照，焕发经久不衰的思想与艺术生命力，它为作家一生创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它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深受我国读者的喜爱。今天的《屠格涅夫散文诗》重新出版便是明证。
注释
[1]《屠格涅夫作品与书信全集》（三十卷），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67年，第18卷，第205页。
[2]格·比亚雷：《屠格涅夫》，见《俄罗斯文学史》，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6年，第8卷，第391页。
[3]朱宪生：《天鹅的歌唱：论俄罗斯作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4页。
[4]亚·涅兹维茨基：《十九—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评论集萃》，纳尔奇克，“捷特拉格拉夫”资助出版，2011年，第248页。
[5]金留春：《诗人屠格涅夫（代前言）》，见《屠格涅夫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5页。
[6]列·尼库林：《契诃夫·布宁·库普林：文学肖像》，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60年，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