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中国现代文学的国家想象并非新鲜话题。它在强调现代中国的文学与历史、政治关系之密切这一点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近三十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意识之一，并已构成一基本的研究范式。

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大致分为宏观理论研究和微观具体研究两类。宏观理论方面的代表成果包括：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美国学者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昌切《现代进程中的民族与国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等。微观具体研究的代表作有：杨厚均《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4年）、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郑丽丽《“病”与“药”——清末新小说中的救国想象》（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09年）等。另外，无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烜赫一时的现代性理论，还是近十年以来引起学界较大争议的再解读派和民国机制论，本质上也都是试图从文学的视角重新阐释中国近代史，或者从哲学或历史理论的角度重写文学史。中国想象是这类话语谱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但是，这一问题至少还有以下几个面向或相关主题未能得到充分研究：第一，中国想象与中国形象的关系；第二，现代文学的国家想象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第三，地理因素（包括疆域、领土）对国家想象所产生的作用和意义；第四，国家与民族、地方、家庭、个人等的关系。

从分期看，以上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具体研究）的共同问题在于都没有深入讨论1937—1949年这一时期的现代文学与国家想象问题。比如，郑丽丽的《“病”与“药”——清末新小说中的救国想象》研究的是晚清时期文学，杨厚均的《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则以十七年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王一川对“中国形象”的分析，其援引的文本属于1985—1995年文学。美国学者杜赞奇的讨论则止于1937年。于是，国家想象话语表现得最为聚集统一的四十年代，成为一个研究空白，这多少是令人吃惊的现象。

这一断档的缘由，或许从杜赞奇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和发展特点的认识可以一窥端倪：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格外富有研究价值。这不仅是因为现代民族主义在此期间在中国扎下根来，同时也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以及一整套与之相关的词汇，如封建主义、自觉意识、迷信和革命等，主要通过日语而进入中文。这些新的语言资源，包括词汇和叙述结构，把民族建构为历史的主体，改变了人们对于过去以及现在民族和世界的意义的看法：哪些民族和文化属于启蒙历史的时代，什么人或什么事必须从此种启蒙历史中排斥出去。[1]

杜赞奇对其研究动机的解释，显示了晚清民初这一大变局时期对现代中国研究所能提供的丰富性。这一情况当然属实。但是如果我们的视角不局限于宏观的思想史考察，不只是思考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那种大变局的意义的话，就能清晰地看到，中国现代性问题并非在清末民初就定型，而是在不断具体和深化的变动中呈现不同的形态。

以杜赞奇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另一部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为例。该书详细描绘了在乡村现代化这一问题上，国家主义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角力。很显然，在民国的不同时期，政府力量、地方军阀力量和乡村精英势力都在不断消长和转变。而关于乡村社会管理与发展的制度、方案和计划，也有宏观的自上而下或是自下而上的区别，以及微观的乡镇自治程度和乡村建设等问题。而乡村现代化则隶属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建国问题。这一研究证明了抗战爆发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及其研究价值。

同样，李泽厚影响深远的“双重变奏”论于思想史贡献甚大，但是其对历史的描述也显得过于粗糙。这一思想的提出，是以八十年代自由—启蒙主义的角度和立场，对近代思想史进行的一次总结。他在给予“救亡”以历史的同情和理解的同时，侧重于对“启蒙”价值的强调：“……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2]其中不无一定的历史理性光芒，但是当他这样一揽子地概述整个现代史的时候，逻辑就难免出现断裂：“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然后是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好几代知识青年纷纷投入这个救亡的革命潮流中，都在由爱国而革命这条道路上贡献出自己，并且长期是处在军事斗争和战争形势下。……无论是北伐初期或抗战初期的民主启蒙之类的运动，就都未能持久，而很快被以农民战争为主体的革命要求和现实斗争所掩盖和淹没了。……从二十年代起，自由派们的研究、讨论也只能是书斋中不起实际作用的空议论。”[3]

这一质疑不能不被提出：在国家想象这一层面，我们熟悉的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真的能用“救亡”作一总的概括吗？四十年代“自由派”成员、诉求和历史意义与二三十年代有多大的可比性？四十年代的战争与革命、救亡与启蒙，在性质、地位和历史意义上与晚清民初和二三十年代能完全相提并论吗？

时间回溯到1902年。那一年，呼吁人们通过重视小说以利于“群治”多年的梁启超，终于自己操刀，写了一部兼有科幻小说和政治小说色彩的《新中国未来记》。梁任公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想象了一甲子之后（1962）的中国情形。

其对“未来”的想象集中在第一回中，但基本无脱“万国来朝”的那种旧式中国中心主义（故小说开头即设计了一个在中国举行的“万国太平会议”）。而且，小说虽然计划宏大，但最终只写了五回，对“新中国未来”预言的架构自第一回后也迅速消失了。王德威认为：“这不只是梁启超在经营小说美学上的缺失，他对新中国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子，以及新中国要‘如何’达到那样的未来，缺乏更丰富的想像资源，恐怕才是主因。”[4]

事实亦然。清末民初，以《新中国未来记》《黄绣球》《新石头记》等为代表的小说，的确开启了关于“新中国”的想象性叙事。然而，这些叙事都是立足于“救亡图存”的历史意识下的，其出发点是具有危机感的拯救，却难以进行理性的、建设性的、有社会基础或实践模板的想象。即便是提出了“中华民族”“新民”“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重要理念或主张的梁启超，亦未能为“未来的”“新中国”提供足够具体丰富又合乎情理的形象。

然而，四十多年后，抗战胜利伊始，有心的历史学家对梁启超这一难称成功的实验之作却做了重新的解读，回应先贤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英人威尔斯（H.G.Wells）撰预言小说数种，所料多奇中，以此为世所称，盖据事理推测，非有神术。昔梁任公先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亦曾撰《新中国未来记》小说，预言其后六十年中事，虽仅撰成数回，而所期必者固多成事实。世乃鲜注意之，何任公之不幸也！

《未来记》预言之已验者。一为民国成立，一为南京建都，一为俄国革命，一为匈牙利独立。其转瞬即将完全实现者则为菲律宾之独立。而《未来记》谓一九六二年值中国维新五十周年纪念，尤饶兴味，是年非适为民国五十一年乎（《未来记》中之民国成立，在维新开始之后，一蹴而致共和，任公所不料，实际之民国成立，可即视为《未来记》中之维新开始）。

预言之不验者。一为光绪帝还政于民，并被推为第一任大统领。（《未来记》中之罗在田，即光绪帝。罗为爱新觉罗之省称，在田为载湉之叶音。）此所料，使帝不早死，未始不可实现，因帝之死，局势遂尔全非。然辛亥革命之终结，仍系以和平方式移转政权，是非全不中也。一为民国成立之前，有南方各省之自治，而广东自治在南方各省中又为最先。此虽与后来事实不符，然辛亥革命，确是发自南方各省，而辛亥春广州之役，实为是武昌首义之先声，又国民革命亦并以广州为基地，自南而北。南方各省，特别广东之为改革策源地，任公固已见及，所料未悉误也。一为宪政党之完成建国大业，此亦与后来事实不符。然立宪党人于民国之成立，并非无功。其请开国会运动，实予清廷以重大打击。辛亥革命，立宪党人多参加民军，躬兴发难。则亦不能谓任公之希望尽成泡影也。一为中俄战争。此由日俄战后，日本取俄国在辽东之地位而代之，中国所患者为日而非俄，故亦未成事实。九·一八后之日本，即庚子乱后日俄战前之俄国。若以当前之中日战争，视为《未来记》中之中俄战争，任公之推测，仍可认为是也（《未来记》中之中俄战争，列在二十世纪之五十年代，亦恰相合）。

预言之可验者。一为在中国举行“万国太平会议”，商组“万国协盟”。一为中国语文普及世界。案吾国已跻于四强之列，而最近将来之世变实多。以后在华举行新的联合国会议，商组新的世界和平机构，非不可能。或即在任公预期之一九六二年时现，亦未可知。又据语言学者之研究，中国语确有成为国际语言可能（国讯三六七期张公辉未来的国际语言）。且法国已有将中国语言列入中学课程之计划（三十四年四月六日大公报）。是吾国语文普及世界，亦将成为事实也。

总之，任公之预言小说，即任公之建国方案，目光如炬，令人景仰。实非威尔斯之纯文人姿态出现者，所能企及。吾人于任公之预言，可验而尚未验者，能不加倍努力以求其验乎！？[5]

陶元珍对近半世纪前的梁启超小说的解读，核心的意思在于“任公之预言小说，即任公之建国方案”。从《新中国未来记》小说本身看，其实很难说其中的那些期待性强于思辨性的“预言”够得上某种“方案”，也很难说里面有什么“建国”的色彩。史学家将当下历史解释为小说预言之实现，一方面是对先行者作一“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回应式慰藉，另一方面也鼓励国人前赴后继地进行“建国”大业，“加倍努力以求其验”。然而，这一切是建立在抗战胜利，以及“吾国已跻于四强之列”的基础上的。抗日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事件之一，未在梁任公预料之中，可见时代之“变幻”导致国家想象之“莫测”。

现代文学对中国想象的变化，及其反映的文学史的阶段性特征，还可以从以下两个例子看出。

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和老舍的《猫城记》（1932）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国家想象的代表作。这两部作品的共同点在于以一种童话或寓言的方式，无情地揭示和批判中国社会的各种黑暗面。两位素来极其重视语言之锤炼和文体之养成的作家，居然不惜牺牲了大部分文学性，用以表达对国家的爱之深责之切的激烈感情。

沈从文承认这一试验的痛苦挣扎：

我把到中国来的约翰·傩喜先生写成一种并不能逗小孩子笑的人物，而阿丽思小姐的天真在我笔下也失去了不少，这个坏处给我发见时，我几乎不敢再写下去。我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纯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讽刺露骨乃所以成其为浅薄，我是当真想过另外起头的了。但不写不成，已经把这头子作好，就另外走一条路，我也不敢自信会比这个为好。所有心上的非发泄不可的一些东西，又像没有法子使他融化到圆软一点。又想就是这样办，也许那个兔子同那个牧师女儿到中国来的所见到的就实在只有这些东西，所以仍然就写下来了。[6]

1928年上半年小说的第一卷在《新月》连载发表并很快出版后，那些以讽刺的手法批判中国社会的话语迅速引起广泛注意。有些人甚至将之视为沈从文某种政治立场的转向。他不得不站出来解释：“……又以为背后有红色或绿色（并不是尖角旗子），使我说话俨然如某类人——某类人，明白来说，则即所谓革命文学家是也。……说话像小针小刺，不过酸气一股，愤懑所至，悲悯随之。疑心从文为专与上流绅士作战，便称为同志者，实错误。担心从文成危险人物，而加以戒备者，也不必。”[7]

这篇小说是沈从文作品中罕见的以文学手法表达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其“愤懑”之漫溢，甚至压抑了“悲悯”的初心。“讽刺露骨乃所以成其为浅薄”是因为充满了“心上的非发泄不可的一些东西”。而文学之用为“发泄”，是沈从文一贯反对的。

无独有偶，四年之后的老舍，用寓言的笔调讲述了一个“猫国”的故事：猫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情形，以及猫国走向灭亡的必然性。

小说对时局的不满之显然使得寓言这一形式几乎没有必要。矮人入侵并活埋猫国人，大量的猫人投降，猫国外交部只会抗议，这些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政治的讽刺，表达了老舍极大的愤慨。而所谓“红绳军”“马祖大仙”及“大家夫斯基”则意在嘲讽南方的红军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但《猫城记》的更重要的内容则是批判更深层的、绵长的国民性。老舍笔下，猫人爱占小便宜，把“国魂”（猫国货币）和“迷叶”（猫国的烟草型食物）看得高于一切、习惯于自相残杀。除了贪财自私外，老舍特别地借小蝎之口指出：“糊涂是我们的致命伤……问题是没有人懂的，等到问题非立待解决不可了，大家只好求仙。这是我们必亡的所以然，大家糊涂！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等不良足以亡国，但是大家糊涂足以亡种，因为世界上没有人以人对待糊涂像畜类的人的。”[8]小说的结尾部分再次总结了猫国衰亡的内因：“有点聪明的想指导着人民去革命，而没有建设所必需的知识，于是因要解决政治经济问题而自己被问题给裹在旋风里；人民呢，经过多少次革命，有了阶级意识而愚笨无知，只知道受了骗而一点办法没有。上下糊涂，一齐糊涂，这就是猫国的致命伤！带着这个伤的，就是有亡国之痛的刺激也不会使他们咬着牙立起来抵抗一下的。”[9]

老舍用把猫国人贬得一无是处的笔调，表达了他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不知道哪位上帝造了这么群劣货，既没有蜂蚁那样的本能，又没有人类的智慧，造他们的上帝大概是有意开玩笑。有学校而没教育，有政客而没政治，有人而没人格，有脸而没羞耻，这个玩笑未免开得太过了。”[10]又说，“猫国人是打不过外人的。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外国人们自己打起来。立志自强需要极大的努力，猫人太精明，不肯这样傻卖力气。所以只求大神叫外国人互相残杀，猫人好得个机会转弱为强，或者应说，得个机会看别国与他们自己一样的弱了”。[11]

从《阿丽思中国游记》和《猫城记》能集中地反映出，沈从文与老舍的国民性批判是有别于鲁迅那一代的五四新文化人的。同样是对社会弊病和人民积习的暴露与批评，他们并非以正面的批评予以表现，而是采取滑稽和闹剧的方式，将事件和情境荒诞化。这样产生的含泪的笑的语言和情节，处处表现了无情与绝望。

所以，夏志清认为，《阿丽思中国游记》和《猫城记》“在其感时忧国的题材中，表现出特殊的时代气息。它们痛骂国人，不留情面，较诸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又说《猫城记》是“中国作家对本国社会最无情的批评”。[12]老舍自己也曾说，他写《猫城记》的首要动因“就是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又说：“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它毫不留情地揭显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写到了一半，我就想收兵，可是事实不允许我这样作，硬把它凑完了！”[13]这一点与沈从文的“非发泄不可”，以及不惜牺牲文学性，使得“讽刺露骨乃所以成其为浅薄”，是多么相似！

1937年抗战全面开始后，中国作家一改过去的批判国民性的作风，转而歌颂国民的付出与贡献，肯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即使是批判和讽刺，其对象也变成法西斯敌人和汉奸。

沈从文一定程度地调整了姿态，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减少了，对国家愤懑的情绪也减弱了，转而追求文学对抗战建国的意义。他肯定文学在晚清以来的民族国家想象中的社会功用，并试图继承这一传统：“文学当成为一个工具，达到‘社会重造’‘国家重造’的理想，应当是件办得到的事。这种试验从晚清既已开始，梁任公与吴稚晖，严几道与林琴南，都曾经为这种理想努力过。”[14]

老舍则呼吁作家对抗战这一空前的“大时代”有所贡献：“每逢社会上起了严重的变动，每逢国家遇到了灾患与危险，文艺就必然想充分地尽到她对人生实际上的责任，以证实她是时代的产儿……拿今天的抗战比起以前的危患，无疑，以前的大时代的呼声是微弱得多了；无疑的，伟大文艺之应运而生的心理也比以前更加迫切而真诚了。”[15]

老舍对这一“大时代”的贡献首推其《四世同堂》。与他的其他小说相似，《四世同堂》也思考了国民性问题。但这部宏大制作探讨了一个新的主题：在民族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的优越性，不但得以保存下来，而且更见坚强了；而劣根性，像那些在汉奸走狗身上所表现的，则被淘汰。

老舍特别塑造了钱默吟这一中国文化的形象：“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又借瑞宣的思考说出了这一主题：

他看到了真正中国的文化的真实力量……不，不，他决定不想复古。他只是从钱老人身上看到了不必再怀疑中国文化的证据。有了这个证据，中国人才能自信。有了自信，才能再进一步去改善——一棵松树修直了才能成为栋梁，一株臭椿，修直了又有什么用呢？他一向自居为新中国人，而且常常和富善先生辩论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他主张必定铲除了旧的，树立新的。今天他才看清楚，旧的，像钱先生所有的那一套旧的，正是一种可以革新的基础。[16]

瑞宣思想的转变何尝不是老舍自己的呢？从《猫城记》到《骆驼祥子》再到《四世同堂》，老舍对国民性的认识更加成熟，对国家的前途也转而为充满信心了。钱默吟对瑞宣的话很能代表当时知识分子对抗战意义的认识心理：“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大赤包们不是人，而是民族的脏疮恶疾，应当用刀消割了去！”[17]

老树发新枝，诗人变战士，这是知识分子对抗战的国家想象和自我想象。这一“大扫除”多少也算是老舍想出的“主张与建议”。有了抗战，他看到了摆脱“由愤恨而失望”的契机。

写《猫城记》的老舍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思想的人”，因此也未能在小说中给出“积极的主张与建议”。[18]这并非仅仅是一种自谦，更能反映出此一时期的中国作家在直接涉及国民性的批判这一主题时，往往带有过强的“问题”小说的意识，而失却了他们惯有的理智和冷静。这一理智和冷静的失控，与二三十年代中国人国家和民族意识的激烈不无关系。从“五四”时期开始，作家对国家感情的激烈就直接刺激了青年情绪与浪漫主义的结合。郭沫若有《炉中煤》，闻一多则有《红烛》。当郁达夫在《沉沦》中喊出“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的时候，闻一多也用《死水》和《一句话》，用“咱们的中国”与“绝望的死水”，迸发出对“中国”极度的交织着爱与恨、失望与希望的两极化的感情。尽管“多研究些问题”也为部分知识者所认同，但其成就主要局限在学术和教育领域的某些课题中。理性的建设显然不是时代主潮。

沈从文所谓的“愤懑”庶几可以视作某种流行的时代情绪。这一情绪反映出知识者在民族和国家振兴方面的束手无策。至于某部分知识者将个人的失意落魄完全归结于国家的落后贫弱（如《沉沦》中男主人公的呼号：“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其逻辑和动机更是值得质疑（约半个世纪后被称作“伤痕文学”的大部分作品也带有这一特性）。

换言之，这类抒情不仅是一种朴素的爱国感情的表达，而且建立了一种将个人命运系于国家的特殊而复杂的联系。它可以有两个指向：一是郁达夫《沉沦》和鲁迅“幻灯片事件”体验的那样，认为国家强弱决定国民待遇（不过鲁迅的思考更全面深刻，因而走向了“立人”的个人主义而非国家主义）。典型的文本还包括朱自清的著名散文《白种人——上帝的骄子》。二是强调个人对国家的爱和贡献。四十年代文学普遍带有这一特征。前者体现了国民对国家、个体对集体的依赖性，后者则体现国民对国家、个体对集体的主动性。前者往往包含失望的情绪，后者则常常走向乐观与希望。

即便是描述老中国历史之厚重沉痛，人民之贫苦萎靡，社会之混乱黑暗，两种宏大叙事或抒情都是不同的。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和穆旦的《赞美》，与闻一多《死水》构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艾青长诗的最后一节是：

中国，

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这种对情人或母亲一般的温柔口吻几乎是空前的，它绝迹于鲁迅（可以对比“我以我血荐轩辕”）至沈从文、老舍的笔下。艾青笔下的“中国”似乎是一个与诗人隔桌而坐的老友，而不是一个远方的、宏大的给作家们带来巨大心理和精神压力的历史与文化的载体（如“轩辕”“猫国”）。

这首写于1937年12月底的诗（此时首都南京已经沦陷），在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的处理上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该诗很大的笔墨用于勾连“我”与“中国的农夫”这一特别群体的情感共鸣。这一处理将知识者置于最广大的群众之中。组成“中国”的部分就不再被划分为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两类人群，而只有“中国人”这一新的符号。“我”的身份、经历和情感都被与“中国的农夫”同一化了：

告诉你

我也是农人的后裔——

由于你们的

刻满了痛苦的皱纹的脸

我能如此深深地

知道了

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的

岁月的艰辛。

而我

也并不比你们快乐啊

——躺在时间的河流上

苦难的浪涛

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

流浪与监禁

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最可贵的日子，

我的生命

也像你们的生命

一样的憔悴呀。

这种个人与国家、知识者与大众关系的微妙变化，在穆旦的《赞美》（第三章将详细分析）和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中也有相似表现。这种变化既建立在大的历史语境（抗战）的基础上，也与作家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动荡的1937—1949年，从“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开始，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或亭子间，无数的生活或精神的流浪者诞生了。像戴望舒、艾青或穆旦这样经历坎坷的漂泊者，并非少数。他们的精神品质的变化也投射到对国家的认识和想象中。

本书以四十年代文学的新中国想象为研究对象。其“想象”一词，并不局限于“乌托邦”这一狭隘意义层面。它不只是一种对未来的幻想，更侧重于一种憧憬性设计。它兼有引导、启迪和示范的综合意义。同时，与晚清民初或五四时期的众多国家想象的带有悲壮和激进不同，四十年代的国家想象致力于一种对“新中国”这一形象的具体化和理性化认识。它不仅具有理想性特征，而且具有可实践性特征。它摆脱了“救亡”的压力和阴影，而转变为“建设”的象征。

“新中国”这一词语，自晚清开始出现，二三十年代也时不时出现在政治或文化领域。但是，自抗战爆发后，这一词语开始空前频繁地被使用在不同时空。如上所述，抗战这一近代中国唯一一次真正胜利的对外战争，才正式开启了国人对国家未来的全面而乐观的期待。而且，现代文学在前二十年的中国想象是空洞的或躁进的，破多立少；第三个十年的新中国想象则是相对具体的或积极的，破少立多。有如朱自清对历史的敏锐的判断：

我们在抗战，同时我们在建国：这便是理想。理想是事实之母；抗战的种子便孕育在这个理想的胞胎中。……再说这也是时候了。抗战以来，第一次我们获得了真正的统一；第一次我们每个民族都感觉到有一个国家——第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中国是自己的。完全的理想已经变成完整的现实了。[19]

本研究分别讨论了与四十年代新中国想象相关的三类作家：文化本位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作家。这一结构源于四十年代知识群体的政治立场与文化倾向之别。首先，在“建国”这一时代主题引导下，知识者对“新中国”的构想实际上包含政治与文化两大部分（经济部分被与政治相关联，见下文）。因此，文化本位主义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社会思潮，并且得到相当多的新文学作家的认同。一些重要的历史和哲学著作对执政者和文化人士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以钱穆《国史大纲》和冯友兰《贞元六书》最具代表性。其次，自由主义作家进入四十年代，呈现了较大的分化。少数作家坚持文学本位，致力于文化、精神的独立性的争取，并试图以“文化”对抗“武化”，以此建构新中国的精神基础。多数作家则进一步社会民主主义化，加强与“现实”“人民”“群众”的联系。但是，其中不少人在处理“人性”与“人民性”关系的倾向上，仍然坚持了固有立场。他们注定成为“新中国”的边缘人。最后，左翼作家在“讲话”的引导下，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这一形势的鼓动下，开始深入农村，以体验生活的方式，讴歌中国农村的变化。这些知更鸟或报喜鸟关于新农村、新社会的史诗般的叙事，一方面直接引导了1949年后中国文学的主流走向和叙事模式，另一方面也遮蔽了复杂的中国社会（包括农村社会）诸多问题的持续存在。历史的断裂性被夸大的同时，1949年后建立的“新中国”，因为聚集了太多在极短的时间就被匆匆处理的内容，最终呈现各种消化不良问题。四十年代文学的新中国想象的几股力量，无论是文化本位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左翼，最后也都没有在新中国的文化体制中寻找到自己预想的历史位置。

注释

[1][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导论，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3]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5、41页。

[4]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1页。

[5]陶元珍：《梁任公〈新中国未来记〉中之预言》，《民宪》1945年第2卷第3期。

[6]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序》，《沈从文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该文在小说连载时名为“序”，出版时改为“后序”。

[7]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二卷的序》，《沈从文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146页。该文在连载时名为“序”，出版时改为“第二卷的序”。

[8]老舍：《猫城记》，《老舍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81—482页。

[9]老舍：《猫城记》，《老舍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89页。

[10]老舍：《猫城记》，《老舍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60页。

[11]老舍：《猫城记》，《老舍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82—383页。

[12]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丁福祥、潘明燊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7、469页。

[13]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0、208页。

[14]沈从文：《“文艺政策”检讨》，《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275页。

[15]老舍：《大时代与写家》，《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51页。

[16]老舍：《四世同堂·偷生》，《老舍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1页。

[17]老舍：《四世同堂·偷生》，《老舍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66页。

[18]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210页。

[19]朱自清：《爱国诗》，《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