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从著述行文的法度说起

方韬博士的专著《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即将付梓刊行，嘱予为之序，并提前惠寄全书定稿，使我先睹为快。通读全书，受益匪浅，感慨良多，仅就著述行文的法度略陈己见，作为该书的序言。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在《春秋》《左传》学术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对它的研究已经推出许多重要成果，继续拓展有较大的难度，但仍有多个可供选择的切入点。综观方韬博士这部专著，作为全书核心部分的第三、四章，集中探讨《春秋经传集解》有关凡例的论述和运用，可以说是切中肯綮，触及问题的要害，研究对象具有高品位的学术价值。作为研究古代文献的学者，能否在解读、阐释原典的过程中，提升到梳理凡例的高度，很大程度上是检验学术能否达到炉火纯青的标志之一。章太炎先生对清代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学术成就予以充分的肯定。同时，又对他们在义例发凡方面未能建立起体系而感到遗憾。俞樾作为章太炎先生的业师，则在这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超越。他的《古书疑义举例》一书，是自觉地建构凡例体系的成功之作，在学术史上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完整周密的凡例体系的建立，并非容易之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有的领域甚至不是单独个人能够完成。继俞氏的《古书疑义举例》之后，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诸位先贤，又相继推出《补》《续补》《核录》《增补》等力作，在建立凡例体系方面功不可没。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最主要的学术价值，就在于自觉地建构发凡体例的完整体系。他不但梳理出《左传》解释《春秋》的“五十凡”，而且还撰著《春秋释例》十五卷，同时，他对自己所作注释的行文也建立起凡例体系，以句末“他皆放此”加以标示。所谓的凡例，指的是从事著述、进行表达的准则、法度，所涉及的是带有规律性、普遍性的因素。而学术研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就是从个别、特殊的对象中，揭示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就此而论，对于著述行文的法度进行研究，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方韬博士这部专著把关注的焦点锁定在对凡例的研究，是高起点、高难度的学术抉择，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胆识和魄力。

通常情况下，对单独个人的学术著作进行研究，要对著者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也不例外，上编第一章“杜预的生平与著述”，就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在叙述杜预生平的重大建树时，提到他参与完成《晋律》的修定。杜预还严格区分“律”和“令”两个概念，使西晋的律法更加清晰而富有可操作性。因此，杜预注解的《晋律》一直被南朝所遵奉，号称杜律。这部专著还提到杜预受诏制定官员考核制度，首倡谅闇的丧服制度，还向朝廷上奏《二元乾度历》。杜预的著述则有《丧服要集》《律本》《杂律》等。通过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杜预虽然不属于法家人物，却是一位法度之士，做事讲求章法、规则。由此看来，他注释《春秋》《左传》，致力于建立完整的凡例体系，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是他崇尚法度的理念在著述中的体现。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关注人的理念如何转化为精神产品的内在结构和外部形态。比如，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人物，他的文章不仅思想内容渗透法家观念，而且行文也有森严的法度，遵循既定的规则。可是，人们对韩非所作的文学研究，习惯于探讨文章所表现的法家思想，沿袭的是从人物思想到文章思想进行描述的理路。而韩非法家理念向行文法度方面的转化，则往往被忽略。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已经注意到杜预对法度崇尚的一贯性，第二章的相关介绍，为后几章对杜预建构凡例体系所作的论述作了铺垫，客观上展示出杜预的法度理念转化为著述行文法度的轨迹。

杜预梳理出《左传》解释《春秋》的“五十凡”，同时，他所作的注释也建立起凡例体系。这又提出另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即研究对象有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同化研究者。研究对象看似处于被动状态，但是，它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研究者，使对方按照研究对象的形态、属性打造精神产品。这种情况较为常见，是一种有趣的现象。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把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凡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是否也在建构凡例，在著述中是否有法度可循呢？这需要对他的专著进行多角度的审视。

先秦时期的礼法度数，往往与形名联系在一起。所谓的形名，就是探讨实际存在与名称的关系，循名而责实。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阐释凡例，采用的正是循名责实的方式，是这部解经著作所遵循的重要法度。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第二章第二节专设“《集解》辨名”栏目，用以辨析《春秋经传集解》书名的含义，是在进行循名责实。在把杜预这部著作与何晏的《论语集解》、郑玄的《毛诗笺》等进行对比之后得出结论：“应从陆德明、孔颖达说，《集解》实为集合经传做解。”所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合乎《春秋经传集解》这部著作的实际情况。何晏的《论语集解》，集解二字是动宾结构，表达的是集善之义。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一个“把”字句，其中的集和解是并列关系，均作动词用。书名表达的意义，指的是把《春秋》《左传》两部著作集合在一起并且加以解释。方韬博士这部专著，对凡例所作的辨析也往往采用循名责实的方式，是行文所遵循的重要法度。

法度是在客观实践中生成的，在具体运用过程中，法度是准绳，同时又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方韬博士这部专著的行文法度，建立在充分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贯穿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综观方韬博士这部专著，是以坚实的考据为依托，绝大多数篇幅都是文献的梳理、对比以及语词的辨析，是一部实证型的学术专著。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内证的运用方面得心应手，解决了一系列学术悬案和难题。关于《春秋经传集解》撰著的起始年代，以往的研究结果多是推测或怀疑之辞，无法落到实处。方韬博士的专著写道：“笔者以为从现存的外部材料已经很难考证杜预撰著《春秋经传集解》的具体时间，只有寻找到有力的内证才能有所突破。”基于这种想法，他选择杜预对地名所作的注释为切入点，最终得出如下结论：“至晚在晋武帝咸宁二年，杜预就开始了注释的工作。”这个学术悬案的研究，至此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再如，他对《左传·僖公十五年》一段四十七字疑文所作的考辨，也是充分运用最有力的内证，最终通过对语词的辨析得出结论：“这段话极可能是为不谙《左传》文例者伪造。”内证充分，立论坚牢，这桩学术悬案也得到解决。方韬博士这部学术专著第三章第四节开头写道：

如果说，征引群籍是杜预注释《春秋》《左传》的外证法，那么，用《左传》来解释《左传》就是杜氏的内证法了。杜预极熟《左传》本文，故用此法更是得心应手。

这段话对杜预运用内证法所作的概括很准确。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同样大量运用内证法，而且卓有成效。运用内证法进行考辨，也是方韬博士这部专著的行文法度。

著述行文所遵循的法度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文献为依托。然而，并非所有的文献都是真实可信的。这就提出从事著述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对所涉及的文献进行辨析，而不能盲目地相信、照搬取用。也就是说，要有必要的怀疑精神。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不止一次地提醒人们，对于所依托的古代文献必须慎重对待，而不能掉以轻心。他在列举清人对《春秋经传集解》的错误判断之后指出：“也许清人的这种误会正是由于轻信了唐修《晋书》。”再如，关于西晋时期的学术走势，学界普遍认为是调和三传的倾向，即《公羊传》《穀梁传》《左传》的融合。对此，方韬博士在专著中指出：“此说可能并不全面，而这一判断可能基于《晋书·儒林传》，因此我们仍须对正史儒林传保持警惕。”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不盲目地轻信古人，而是对所涉及的文献进行深入的辨析，去伪存真，是方韬博士著述行文所遵循的又一项法度。这种做法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古代及近现代学术经历了漫长的疑古阶段，许多典籍被判定为伪书。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面世，疑古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遏制。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成为当下古代文史研究者的广泛共识。在这种学术潮流的主导下，又出现了另一种值得警惕的苗头，就是盲目地相信古人，把所有传世和出土文献的记载都作为信史看待。这种做法同样无益于学术研究，它的负面效应已经显露出来，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学术研究不能怀疑一切，但是应该具有必要的怀疑精神，否则，很难对前人有所超越。方韬博士这部专著的求真务实，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怀疑精神。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有许多观念和解释与《公羊传》《穀梁传》等经学著作相异。方韬博士敏锐地觉察到这方面的问题，并且作出明确的揭示。然而，他的这部专著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深入探索造成差异的原因。对于杜预的“经承旧史”说法，书中作出如下解说：“是其回归先秦《春秋》观的结果。同时，也可能受到出土文献和《穀梁传》的启发，并与西晋史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对于杜预的以传附经，方韬博士也作了历史探源，按照以传解经、以注附经、以传附经三个历史阶段加以梳理，指出杜预对王弼的借鉴。杜预所建构的《左氏春秋》学，其继承关系模式是周公—孔子—左丘明。对于这种关系模式，方韬博士从古文经学的确立及魏晋政治两个层面加以解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总之，对于所涉及的重要问题进行追本溯源，是方韬博士这部专著遵循的又一法度。

学术研究的宗旨是求真，辨别是与非，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如果只是走到这一步，那么，所作的研究仅仅完成一半。学术研究除了给出是什么的答案，还要进一步探索为什么如此，也就是要进行追本溯源，对于所出示的结论找出原因。只有走到这一步，学术研究才有可能有较大的深度和广度，使得所推出的成果给人以厚重感。而要解决为什么如此的问题，比给出是什么的答案具有更大的难度。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并非总是显而易见，一目了然，而往往是若隐若现，甚至是处于隐蔽状态。原因要找得准确，合乎历史实际和逻辑上的因果律，避免牵强附会。所有这些在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中处理得比较妥善，因此，没有流于表面现象的描述，揭示出一系列本质性、规律性的因素，有较大的深度。

方韬博士这部专著是实证型的，按照实证的理路进行操作，是这部专著总的法度。为这种实证型法度所决定，整部专著所作的探索基本都是从微观层面起步，而不是先作宏观审视，然后从微观层面加以印证。进行实证而从微观层面起步，可以说是古今学人能够获取创新成果的不二法门。综观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的目录就可以发现，几乎每一节都是微观求证的相对独立的单元。多数节又对这个相对独立的单元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落实到更加具体的微观部位。实证而从微观层面切入，是方韬博士这部专著的基本法度。

当下普遍追求学术成果在形态方面的“高大上”，争先恐后地申报各类重点项目、重大课题。不过，学术成果能否达到名副其实的“高大上”程度，不在于研究对象的大小，而是取决于研究的精深程度。即使选择的是“高大上”类型的研究对象，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最终推出的只能是豆腐渣式的精神产品，或者是学术泡沫，文化垃圾。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分布在全书的数十个微观实证单元，犹如几十根植入地表深处的钢制支柱，撑起整部专著厚重的学术层楼，坚牢而不可动摇。究其原因，就在于这种运作法度合乎学术研究的规律。

微观层面的实证，属于专题研究，有利于做精做深。但是，把数十个专题研究单元组合在一起，是否会影响全书结构的合理、体系的严密？这是此种类型研究经常遇到的问题。方韬博士这部专著，妥善地处理了专题研究与全书结构、体系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他没有刻意建构完整庞大的体系，也没有预先设置强制性的结构，而是通过众多专题的有序排列组合，自然而然地形成合理的结构框架，完整严密的体系。他的成功秘诀，就在于专题研究的编排严格遵循分门别类、以类相从的原则，这是该部专著的又一项法度。清晰的类别划分，来自严密的逻辑思维。面对纷繁复杂的学术信息，能够做到条分缕析，充分显示出方韬博士缜密的逻辑思维。而逻辑思维的各项规定，乃是著述行文的基本法度。

从古到今，都把能否遵守学术规范作为判断研究成果的准绳。通常所说的学术规范，指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法度，可以说是对学人的起码要求。而对那些有造诣的学者而言，他们不但遵守学术规范，而且能够创造性地加以运用，还可以创立具有本人特色而又合乎科学的规则、法度。如果确实能够走到这一步，那么他的学术就进入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境界。方韬博士这部专著，已经显示出他在方圆规矩之中从事学术研究的自觉性和创造性。相信他会再接再厉，更上层楼，成为新一代学人中遵循学理、运用学术法度的典范。

李炳海

2017年1月12日于扬州寓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