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视野中研究思路的开拓

在处理鲁迅与传统文化的课题上，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学者主要集中在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的关系上，探究鲁迅在思想、审美、学术几个方面对经典的批判和继承：较早的如1940年郭沫若的《庄子与鲁迅》，1947年许寿裳的《屈原与鲁迅》；新时期的代表如1952年王瑶的《鲁迅与中国文学》，1982年许怀中的《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和1985年王敬文的《鲁迅的小说与我国古典小说》等研究成果。90年代以后，鲁迅与传统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与传统主流文化的关系上，探讨鲁迅在知识源流和精神品格上与主流文化的本质联系，重要代表作如：1990年林非的《鲁迅与中国文化》和1995年的王骏骥的《鲁迅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文化经典还是主流文化都属于传统文化中的上层文化，它们都隶属于传统文化，占据一定比例，并不能够概括传统文化的全貌。这些学者的著述充满真知灼见，但以鲁迅和上层文化的研究成果来回答鲁迅与传统文化的课题，显然分量不足，有以偏概全之疑。本书在借鉴前人经验和弥补不足的基础上，尝试在以下三个方面做拓展性的研究。

（一）以民俗文化为主体透视点来整体梳理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在一个文明中，思辨性的大传统比重少而非思辨性的小传统比重多。大传统完成其教化在学校或寺庙，而小传统的运作及传承则在其无文的乡村生活中”，两个传统“一直相互影响及连续互动”[10]。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民俗文化所占比例远远大于正统文化，在整个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它拥有一整套区别于正统文化关于天与人、人与人、人与自我，以及生与死等相对独立的知识范畴与价值观念，相较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它一直生存于历史的边缘，表现出无所为而为的状态。精神结构的多维复合性又使它与上层文化密切相连，民俗文化所标识的价值、经验在具体行动过程中流露出正统文化的侧影，是庙堂文化在民间的投影。精忠报国是正统文化的政治期待，而乡民中朴实的家园意识在民族危亡时期却展示为朦胧的爱国理念；正统原则还常常“会被偷换成乡间道德的符号”，“成为民间的私货”[11]。其对孝行的推崇和对忤逆的谴责，对守节的提倡和对不贞的贬斥，都应和于民间朴素的伦理观念中。正统文化这种下行的文化渗透行为使民俗文化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具有双重身份，它代表自己又不仅仅代表自己：透过农村日常生活中的人情风俗、四时节庆、民间信仰与宗教及民间艺术等方面的民俗文化，学者看到的是复合着历史、社会、文化多种元素的民族缩影。一如亚历山大·H.科拉普所指出，民俗学是努力从民间生活方式和语言中建立起的一门人类各族的“精神史”。[12]如果把鲁迅与传统文化这一课题看作巨大的球体，民俗文化显然是支撑起这一巨大球体的阿基米德支点。

关于鲁迅与民俗文化关系的考察，一俟鲁迅作品的问世就已经有人开始就此论述。20世纪90年代之前，论及民俗的学者大多志不在此，他们对民俗文化的研究大多是“旁及”式的——因为要研究鲁迅乡土小说的人物或思想，便不得不对人物和思想起背景烘托作用的民俗文化。90年代之后关于鲁迅与民俗文化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1999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方竞的专著《鲁迅与浙东文化》；2004年由绍兴文理人文学院、浙江省鲁迅研究会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文化视野中的鲁迅》；2006年广东阳江市鲁迅研究会主编，香港中国窗口出版社的《鲁迅与民俗文化》。《鲁迅与浙东文化》是陈方竞的个人专著，主要从“地缘”和“血缘”两个方面探讨浙东文化地理环境和文化品格对鲁迅学术和性格的影响。虽然陈先生将传统文化微缩到浙东文化，但他对鲁迅与浙东文化的论述主要还是集中在精英文化和上层文化的范围内，对民俗文化和民俗事象涉及较少。《鲁迅与民俗文化》和《越文化视野中的鲁迅》是民俗文化研究合集，前者是会议发言稿的收录，鉴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大多人对鲁迅与民俗文化的论述浅尝辄止，研究整体上过于感性、表面和零碎，缺乏深度挖掘和理论支撑；后者是学术论文合集，这些学者具备丰富的理论素养，他们分别从民俗学、心理学、艺术论等方面深入探讨鲁迅文学理念、创作特点、人格构建和性格缺点等与其出身和接收的民俗文化的关联，视野开阔，论证深刻，甚有启迪后人之功。

由此可见，学术界对鲁迅与民俗文化关系的学术探索并未形成统一的体系，相较于鲁迅研究其他方面的丰厚成果，过于薄弱，过于青涩。这种不足是一种遗憾，更是一种机会，它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在学术层面再次言说鲁迅的可能性。本书试图将民俗文化作为研究重点，以所掌握的民俗知识作为理论依据，来整体梳理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望能够为这不足作一份小小的贡献。

（二）多学科混合交叉的研究方法

面对鲁迅的民俗文学世界，大多研究者习惯从单一的民俗学角度出发，将其封闭在乡土文学的终极价值上。从民俗学的角度望向鲁迅的文学世界，收获的是文本表层所展现出的由民间语言、民间艺术、民间思想和民间朴素的宗教信仰所组建起来的20世纪初乡土中国的印象世界，而隐伏于风俗画之下表达鲁迅为文的潜在话语却不能被发掘出来。“用‘乡土文学’或‘乡土小说’来描述鲁迅的小说创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贬低了鲁迅小说创作的艺术价值，容易引人进入误区，对鲁迅的艺术创造产生狭隘化的理解甚至误解。”[13]

鲁迅的民俗理念透过民间文化这一文化体系，显现于在民族现代化过程里对国民性改造和新文化体系建构的探索中。探索者鲁迅思想的深邃性、所探问题属性的跨界性和民俗意蕴内涵的包容性，使文人鲁迅对国民性改造和新文化体系建构的思考和探索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学领域，必然会对与此相关的文化意识形态做出回应，借此将思考和探索的触角扩延到旧中国社会机体的各个角落。将民俗文化作为研究主场地，意义在于民俗文化是一个丰富的文化场域，富含多种视界，能够为研究鲁迅复杂的文化行为提供多学科的混合交叉视角，研究者便于在视角的自由调换中对鲁迅与传统文化的精神交接和碰撞既能够宏观的整体把握，又可集中地寻微探幽。

民俗文化学视角是民俗与文化两种视点交叉而产生的一种复合视角，是民俗学与文化学两个主体学科的交叉。文化学视点的引入，连接起鲁迅的文学世界和外在的社会机体，将研究者对鲁迅民俗世界的探索从审美美学的层面推向哲学美学视野。民俗学的分支（宗教民俗学、历史民俗学、语言民俗学、艺术民俗学、心理民俗学）和文化学的分支（文化社会学、文化地理学、文化符号学）以及文化史学、文化哲学，共同建立起阔大多维的视域广场，促使学者在不同知识视野和思维途径与鲁迅和鲁迅的文学世界会面。这种多维复合的视域广场既能够在历时的文化空间中展现鲁迅民俗文学世界审美品格的民族性和独创性，又能够在共时的历史场景中深挖鲁迅对中国社会和民族精神思考的敏锐性和整合性。研究对象被纳入哲学美学视野与思维方式之中，问题的本质才有可能获得基本的认知。

（三）以动态的模式将问题作为主体加以显现

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提出“研究一点鲁迅研究的方法”，强调“用历史的眼光来衡量鲁迅，而不是用鲁迅的眼光来衡量历史”[14]，这种主张自主地意识到研究鲁迅要置身于他所在的历史与文化境域之中来认识鲁迅，解读鲁迅世界，而不是从鲁迅的文本出发寻找结论，以鲁迅对历史的认识代替对历史与文化的认识。“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15]文化鲁迅、鲁迅文学世界、传统文化构成鲁迅与传统文化这一课题研究的三大要素，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三者都是对此课题产生独立意味的主体研究对象，以一方解释另一方，或以一方回答全局的主观研究行为，最终会导致一个不圆满的研究结果。为使我们关于鲁迅与传统文化的研究结果以客观、历史、真实的面貌呈现，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不仅要对作为客体与对象问题存在的历史与状态进行澄清，即史实的搜集与考证，更应该把出现在研究视野中的现象都作为具有主体意识的精神现象加以显现。基于对研究结果的客观性追求，在具体的操作环节中研究者要将材料的收集点推到鲁迅与民俗文化最初的交锋时点上，并在接受、偏离、回归这一鲁迅民俗文化接受史的动态再现中将鲁迅的民俗观念表述出来。

回到鲁迅与民俗文化发生关系的起点。回到起点就是从零开始，要求研究者把关于鲁迅的一切理性认知积累都清空，置身于由史实和材料所构建的历史人物鲁迅所生活的客观历史场景，力求发现两者的真实状态。两者关系的历史真相包括三个部分：被鲁迅本人意识到的，被以往研究者开掘出的和仍未被发现的。这需要从鲁迅与民俗文化关系发生的实际状态出发，在历史境域的回溯中发现这一关系被鲁迅本人和研究者遗落的事实。发现的过程也是一个梳理的过程，我们要像拼图一样将已被发掘的真相填入正确的历史位置，再将自己的发现补充进去，在鲁迅流动的生命形态追溯中力图显现两者全部的真实状态。

突出民俗观念在鲁迅文学世界中的整体显现，不再人为地将鲁迅的文学世界分割为孤立的文本加以研究，而是把它看作由一部部血肉相连的文本汇合而成的有机生命体。这些文本虽然表现形态各有不同，但是它们都在共同表现鲁迅的文学理念。民俗理念是鲁迅文学理念中一个重要的思想，贯穿于鲁迅文学世界，特别是小说世界中。在文本的串联中，研究者要将它们共通的意象和思想粘连起来，在这些打通的文本群落中，民俗理念将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自主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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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5页。

[2] 参见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9页。

[3] 《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4]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5] 乐黛云主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

[6]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0页。

[7] 《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8] 《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

[9]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208页。

[10]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页。

[11]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20页。

[12] 参见林骧华《文艺新学科新方法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13] 李希城：《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接受、偏离、回归》，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14] 孙玉石：《研究一点鲁迅研究的方法》，《鲁迅研究月刊》1983年第5期。

[15] [德]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