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当下鲁迅与传统文化研究的两个重要视角

“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课题是由文化鲁迅、传统文化和鲁迅文学世界三大要素支架起的学术探究空间。鲁迅一方面是从传统旧文化阵营中走出的文化乡愁者，另一方面是新文化阵地的开拓者。这种复杂的身份决定文化鲁迅和鲁迅文学世界的学术内理具有多向度的生发性。而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跨越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各种原始文化基因在政治、经济、地理等条件的诱发下产生分层，形成中国传统文化“金字塔”式的外在结构形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三条干流。第一条是上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它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第二条是中层文化的干流，它主要是市民文化。第三条干流是下层文化，即由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1]构成要素的繁复性，决定鲁迅与传统文化这一课题所衍生的学术空间，不可能在某一视角或某一层面显现全部的学理意义，选择怎样的角度才能对其达到高屋建瓴的整体把握，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纵观鲁学研究现状，颇具代表性的理论视角有两个：比较文化学和知识分子心理学。

比较文化学的视角，以西方社会为参照物，在西方/东方、文明/愚昧、开明/保守的二元价值追寻中，注重对鲁迅文学世界中所显现的乡土中国保守性、落后性的学理性批判。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落入乡土中国这一假想的公共启蒙空间中，鲁迅以现代知识分子精英身份，理性、冷峻地击破凝郁于传统文化内理的“毒瘤”，并以现代社会指路者的身份，耗其一生，为这一文化空间源源不断地输送正义和真理。在鲁迅研究史和接受史上，这是一种经典的思维模式，暗合大众对鲁迅文学世界的期待视野：鲁迅的形象被凸显为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启蒙形象。启蒙是鲁迅处理自身所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但如果研究者过于注重于此，就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和建构的能力，形成一种隐含的倾向：鲁迅与传统文化的交流是单向度的，隐没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资源对文化鲁迅的源流意义。

知识分子心理学的视角，以鲁迅主体的人格世界为研究主场地，在历史情境的复原和再现中，探寻鲁迅文学创作的潜在文化基因和深层心理动机。鲁迅不再作为一个被研究者的当下意识形态所控制的文化图标，在隔时空的文本分析与陈述中标示出来，他知识分子的身份作为一个有意味的问题被鲁迅研究界所关注。鲁迅本人存身的当下历史情境成为探究鲁迅独特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重要文化背景，鲁迅研究界的众多研究者禁不住对这段历史深情地回望、反复地审视，想象出身于中国旧知识分子家庭的历史人物鲁迅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鲁迅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和心理层面实现了怎样的交锋，才会成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这样一个鲁迅文学世界。在鲁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学理透视上，知识分子心理学的视角将研究的焦点调向创作者深层的文化心理，追溯20世纪初新旧文化阵营激烈对抗、中西文化观念大碰撞的时代，发生于鲁迅身上精神文化理念的艰难抉择和价值裂变。这种“由文到人”转向“由人到文”的研究思路是现代人学观念穿透概念的樊篱，引导当下文学研究回归文学本体的实证结果，这种学理逻辑思路在精神底色上和五四一代文化人对人学思考的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透过鲁迅心理所建构的文化镜像，研究者致力于展现一代知识分子在“风雨如晦”的时代潮流中面对传统文化的自主选择和独特创新。由于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中“士”阶层的身份标属，决定了一定意义上知识分子文化就等同于上层精英文化。透过知识分子心理视点考察鲁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所涉及的传统文化不免带有层面单一、范围狭隘、偏重局部的硬伤。

那么在审视鲁迅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时，有没有一种方法既有批判国民性的现代启蒙精神又去其独断性，既有心理探寻的细腻坚实而又去其狭小性。在此意义上，民俗文化学视角似乎可以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