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作为一种特殊视域的文化研究

文学作品的产生必然要伴随着文学阅读，并进一步产生文学研究，文学研究一直伴随着文学的发展而存在，其方法多种多样。西方现代批评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以及中国现代的意境论、节奏论、象征论、阶级论、语言论、人格论、印象论等，都是文学研究历史进程中重要的批评方式。然而随着中国不断地融入到世界文化之中，全球化的背景在各个领域均体现得十分明显，当代社会生活已然渗透到每个人的实际生活中。人们对文化产品的关注似乎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强烈，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在此时被“颠覆”，只因其并不能完全满足现有的文学生产机制。我们似乎更需要一种能够打破学科界限、将多种学科交叉、使多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式，文化研究也就自然应运而生。文化研究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然而真正兴起却是在90年代，作为一种傲然屹立于中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群体中的研究方式，它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学研究方法，它代表着文学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里，各个学科之间可以交叉共融，可以相互重叠，却丝毫不见“违和感”，这在以前的研究过程中似乎从未有过。

文化研究既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发展阶段或者一种研究方法，便与文学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自文化研究伊始，创立和从事文化研究的研究者本身就是文学批评家，如威廉姆斯（R.H.Williams）、霍尔（S.Hall）、霍加特（R.Hoggart）、汤林森（John Tomlinson）等都是重要的文学批评家。文化研究便成为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然出现的方式方法。在全球化背景下，当文学不再是唯一的文本阅读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当多种文化样式不断地充斥着我们的视觉神经时，文化研究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当下最“时尚”似乎也是最“便利”的研究方式。

如何定义当下的文学作品范围，这似乎也是文化研究者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新鲜的文化方式不断涌现，大众文化、网络文学、城市文化、影视文化、视觉文化等纷纷占据着受众的生活。文学与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文学的定义也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变的。比如埃斯卡皮（R.Escarpit）在《文学社会学》中提出：

只要能让人们得到消遣，引起幻想，或者相反，引起沉思，使人们得到陶冶情操，那么，任何一篇写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G.K.切斯特顿甚至指出：火车时刻表也有文学用途。[1]

乔纳森·卡勒（Jonathan D.Culler）的观点更为极端：

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的任何作品。[2]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在起源时就与文学研究关系‘暧昧’。”[3]文学与文化的相通之处自不必言说，但文学毕竟不等同于文化，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必然并不相同。“只是看到文化研究与文学社会学的相似之处，甚至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是具有误导性的。”[4]

文化研究并不仅仅只是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的范围极其广泛，诸如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哲学、美学、传播学、文献学、民族学、宗教学等都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文化研究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的研究，而是一种大的文化视野下的研究理论。它的出现是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层面极大丰富的产物。

人们当然可以说，文学即是文化的一个部分，文学研究即是文化研究之一种。批评家们跨出了封闭的文本而来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之上。然而，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毋宁说文化研究是将整个世界看成了一个需要分析的大型文本。[5]

与传统文学研究多关注精英文学不同的是，文化研究最多关注的是大众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跨学科性。首先文化研究不只局限于文本，这是其丰富性的体现。从影视到广告，从通俗歌曲到娱乐节目，几乎一切当下流行的元素都可进入文化研究的视域与范畴。越是曾经被精英文化所排斥和抵制的亚文化，越是会成为文化研究的“座上宾”。其次，文化研究体现出较强的学科跨度，多种学科的交织与融汇成为文化研究的“营养汲取地”，使其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内涵。

因此，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犹如两个相互交织的圆形，它们有交集，却各有侧重。以文化研究的方式进入文学研究领域，文学便不再是被置于殿堂之上的“贵宾”，不再那么遥不可及。文学开始走下“神坛”，在大众文化背景下，呈现出新的风貌。而文学也以更为深入的方式融入普通受众生活，从而产生更多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