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女性文学研究的文化考察

女性文学研究是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伊始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是鲜明地表达女性意识，并以强烈地批判男权主义著称。而女权主义运动恰恰又是女性最初的觉醒，也是女性要求维系自身权益的一场革命性的运动，因此对其后的女性主义文学自是影响深远。

最早产生的便是欧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20世纪70年代，欧美女性主义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女性文学研究潮流。

这不但因其对传统批评的缺陷性进行批评、补充及革新，且由于其深刻性与不断扩展的阵容，皆与20世纪最有冲击力的批评理论一致。它对文学研究及思想界，甚而对意识形态及认识方式的变革意义，完全超越了女性的范围。这使它处于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中心位置。[26]

欧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又可分为两个学派——美英派和法国派。在美英派中，英国的女性主义中流行大众文化，善于运用性别与阶级的视角，并喜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男权主义在社会中的广泛体现；美国女性主义则更多学院派的色彩。但无论如何，美英派更喜爱研究女性作家的作品，并进行新的解读，试图建立女性文学的全新模式。而法国派则更侧重语言学的研究，偏重于形而上的研究，不如美英派那样切合实际。而对于中国女性主义来说，所受美英派的影响更深。

艾丽丝·贾迪恩（Alice Jaroline）贴切地指出了美英派与法国派的主要差异：（1）美英派关注作者的性别，而法国派受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影响较大，对以经验为根据的作者并不十分重视；（2）美英派关注性别原型、妇女形象及小说人物，而法国派重视语言结构，认为形象或人物不过是语言的转义或效果。因而美英派执著地从作品或其背景里寻找“真理”，而法国派则怀疑真实与虚构间的必然联系，揭示本文潜在的组合与分裂。[27]

而女性文学研究又不单纯只是女性主义批评，其范畴更为广泛，在研究方面也更为全面。女性文学研究不仅包括女性作家的创作及女性研究者的评论，还包括其他男性研究者们的各种研究和评论。从广义上来说，也可包括男性作家创作中的女性形象。可见，女性文学研究是一种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而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则更加侧重与男性主义、男权主义的对抗。但女性主义毕竟是女性研究的伊始，是女性文学研究的开端。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研究对象上，由关注文学史“精英”转而关注普通民众，特别是妇女、儿童，具有人民化或民主化的趋向；在研究方法上，不以某一学说或方法为最终基础，各种方法兼收并蓄，注重集体合作相互支持，具有多元多层次性、群体性、跨学科性、开放性及自反性的特点，其涉及的学科有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艺术史、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史学、法律、政治经济学、两性学，等等；在研究目的上，弱化象牙塔内的书呆子论争，突出政治功用，强调理论服务于社会改造的目的。[28]

女性文学研究是一种视角上的研究，没有固定的方法论可作为其研究依据，也没有形成专门的理论体系。既然无法找出一种能够适用于女性文学研究的永恒方法，那么，女性文学研究便只能走上“借用”之路。即无论哪种方式方法，只要能够为女性文学研究所用，并能够很好地证明其理论观念，便都可为之所用。因此，也就形成了多种理论方法共存于女性文学研究中的局面。女性文学研究者善用的方法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语言学、生态学、社会学等等。甚至还常常有多种研究方法并存于女性文学研究中，这种现象司空见惯。

而女性文学研究的多理论并存，恰恰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不谋而合”。因此，二者也就“潜在”地具有了“沟通”与“合作”的可能。如果把文化研究的多重理论和视角放置在女性文学研究中，可使女性文学研究打开新的视野，而这也正是本书的目的。

对于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来说，自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以来，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日益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女性文学研究最初是以性别的二元对立开始的，即男性与女性是处于绝对的对立面，其矛盾不可调和。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性别”这个词汇的广泛传播和被接受，“性别”逐渐成为女性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因此，女性文学研究似乎从女性主义逐渐走向了“性别”研究。如何在性别研究方法论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文化研究，这正是本书要完成的课题。

当电视、网络、广告等诸多新的媒体方式出现时，传统文学方式受到极大的挑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女性文学研究应该走向何方？是坚持原有的研究道路，还是从文化研究中“汲取”新的研究形式来丰富“自身”？这是女性研究者要思考的话题。

而文化研究作为研究者普遍关注的研究形式，早就在西方文学研究领域掀起了新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高潮，90年代以来对中国文学研究影响深远。作为并无文学研究固定模式的女性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可谓“异曲同工”。而性别研究本身便是文化研究所专注的范畴，因此，文化研究对女性文学研究具有很大的推动意义。

如果性别范畴被认为属于文化范畴——因为它们借助展示语言来表达，那么很自然，作为瓦解压迫结构的源泉，对文化的研究和分析就将不证自明地成为研究的基础。[29]

对于“社会性别”的研究本就属于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员”，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近年来，性别研究已成为女性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阵地，这似乎是两种文学研究方式的“融合”。然而这种“融合”就在跨学科特点的“烛照”下，显得越发“亲密”和“自然”。

汲取了文化研究既有的理论资源，同时也对这些资源有所反省与质疑，“性别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盟，在相当的程度上，扩大并激活了自己对当代生活的问题意识与回应能力，并在更大的层面上寻找到了进入并思考性别问题的新的空间。[30]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研究方式无疑是丰富的，这给予女性文学研究以巨大的“营养”，尤以其中性别研究和女性文学的结合最为紧密。此外，文化研究中的跨学科方法使女性文学研究“受益匪浅”。女性文学研究以更开阔的“姿态”“迎接”来自各种类型的文学，无论何种文学样式都可进入女性文学的研究领域，而女性文学也可使用更多样化的研究视角来完成。文化研究的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传播学等理论都给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而本书即是从时代、地域、女性三重视角，其中运用文化研究跨学科的多种研究方法，来对女性文学进行新的梳理和解读。

另外，文化研究使女性文学研究更加趋向多元化。从女权主义伊始，再到后来的女性主义思潮，女性文学研究便走向了“激进”与“二元对立”。所谓“激进”，便是和“男性”与“男权”之间矛盾的不可协调性，因为女权主义本身便是为了反对男权主义和男性对于女性的束缚而存在的。所谓“二元对立”，便是男性与女性的绝对对立，这在西方早期女权主义运动者们的代表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的确，反抗“男权”是“女权主义”运动的思想旗帜，这一点无可否认。但过分执着于男女两性之间的“冲突”，似乎使女性文学研究陷入单一化的境地，视野也不够开阔。

而文化研究恰恰解决了女性文学研究的这种缺憾，使其趋向“共处”与“多元”。在文化研究视野下，男性与女性不再是绝对的“对立”，也可走向“和谐”。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要做的不仅仅是控诉男性和征得应属于女性的权力，此外还要寻求某种“合作”的可能性。男性与女性能否不只是对抗，能否在某种环境下走向“共赢”，这是女性文学要思考的新问题。因此，文化研究使两性关系得以改变，打破了传统的研究思路。

然而，文化研究的广博性，还使女性文学的研究领域更加宽广。以往的女性文学研究似乎更局限于精英文学，主要选取文学经典进行解读。而文化研究的特征则要求视域的宽阔性，因此女性文学所关注的视点更加多样化。无论是何种方式的文化样式，都可运用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双重方法进行新的解读，这对女性文学的文化研究来说无疑是一种研究方式的极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