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臧庸之學術貢獻

作爲清代乾嘉時期的一位正統派考據學家，臧庸在學術上的突出貢獻，主要體現在校勘學、版本學、輯佚學、編纂學、辨僞學等傳統文獻學諸領域和小學訓詁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一）校勘學成就

臧庸重視典籍校勘，與時代風尚及其治學旨趣密切相關。臧庸生當考據學鼎盛之乾嘉時期，“好著書不如多讀書，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50]，幾成乾嘉學人的共識，漢學家幾人人事校勘，臧庸之業師盧文弨是聲名顯赫的江南考據名家，校勘成果豐碩，游處之錢大昕、王念孫、段玉裁、阮元、丁杰諸友，皆曾致力古籍校勘，並取得不斐成績。受時代風尚浸染，臧庸治學遂以漢學爲圭臬、以經史考訂爲職志。臧庸在其學術生涯中，深感“去聖人久遠，經籍多譌，俗儒穿鑿，疑誤後進”[51]，校勘古籍文字異同、考訂其是非正訛，俾後生晚學咸知取正，俾百世窮經之士能够據以折衷古經、古史、古子，乃至古注之精華，實爲致用之學。因此，臧庸在遍覽經、史、子、集諸部文獻之餘，對所見各書之疏誤、錯漏逐一厘正、訂補，以求恢復典籍的本來面貌，提高古典文獻的使用價值。

臧庸在校勘學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擇其要者有三：

1.校勘群經，兼及諸子、史、集各部，成果宏富

乾隆五十一年（1786），臧庸年僅二十，即開始據《吕氏春秋》以挍《小戴記》，並撰《月令雜説》，受到塾師鄭清如和鄉先生莊述祖褒獎[52]；乾隆五十三年（1788）拜入盧文弨門下，遵師囑先後校勘《毛詩注疏》與《尚書注疏》之訛誤，録成《毛詩注疏校纂》和《尚書注疏校纂》；[53]乾隆五十六年（1791），校勘、參補段玉裁所著《古文尚書撰異》與《詩經小學》；[54]乾隆五十七年（1792），校《戴東原集》；[55]乾隆五十八年（1793），校錢大昕《唐石經考異》；[56]受段玉裁囑校影宋鈔本《經典釋文》；[57]受袁廷梼囑校《三禮》《三傳》《經典釋文》《群經音辨》；[58]嘉慶二年（1797）受丁杰囑校其輯《周易鄭注後定》；[59]嘉慶九年（1804）受王念孫父子囑校任大椿《小學鉤沈》與《字林考逸》，校録唐釋湛然《輔行記》；[60]嘉慶十三年（1808）爲阮元校補《經郛》，受阮元囑校勘《劉端臨先生遺書》；[61]嘉慶十五年（1810），校訂孫星衍《皋陶謨義疏》，並撰《皋陶謨增句疏證》證成其説；[62]與孫淵如及洪頤煊同校《管子》；[63]嘉慶十六年（1811），受陳善囑校《永樂大典》本焦氏《易林注》；[64]受郝懿行囑詳勘校定王照圓《列女傳補注》；[65]等。尤其是嘉慶六年（1801），應阮元之聘校勘《十三經注疏》，並撰《周禮》《公羊》《爾雅》三經《校勘記》，[66]所撰《爾雅注疏校勘記》，辨析精當，與顧千里分撰之《毛詩注疏校勘記》，可稱雙璧。視臧庸校書之富，考訂之詳，即使是乾嘉考據學大家亦少有出其右者，盧文弨稱其“校書天下第一”[67]，當非過譽之辭。

2.《拜經日記》：校勘考訂成果的集中體現

《拜經日記》是仿其高祖臧琳《經義雜記》與其師盧文弨《鍾山札記》《龍城劄記》等書之例，將其讀書之餘隨筆記錄之對古文疑義之詮釋、誤字誤讀之校勘、經義之發揮等見解匯錄而成，共計十二卷。“所揅究者，一曰諸經今古文，二曰王肅改經，三曰四家《詩》同異，四曰《釋文》《義疏》所據舊本，五曰南北學者音讀不同，六曰今人以《說文》改經之非，七曰《說文》譌脫之字，而於孔孟事實，考之尤詳。若其說經所旁及者，叔孫《禮記》、南斗文昌之類，皆確有根據，而補前人所未及。”[68]

如卷四“不吳不敖”和“吳娛虞”兩篇，對《毛詩》之載“不吳不敖”及“不吳不揚”，鄭《注》本皆作“不娛”的差異進行詳盡的考證，從而得出：“余所謂毛本或有作‘吳’是也，然毛、鄭云‘娛，譁也’，許云‘吳，大言也’。娛樂則言譁大言。許義原與毛、鄭同，惟王肅音誤，謂‘不過誤有傷’，爲臆説耳。”[69]再如卷五“寡人固固焉”篇，對《禮記》之“寡人固固焉”，鄭《注》本作“寡人固不固焉”之不同，廣引《禮記正義》、盧文弨、李善《文選注》、《經典釋文》諸説，認爲之所以有此不同，“乃今本惑於皇侃之《疏》，亂於《家語》之文，作‘寡人固不固’，鄭《注》亦衍‘不’字，幾不可讀。幸孔《疏》詳明，今爲刪正之，讀者當爽然矣。”又如卷八《包犧》篇，考定《周易》“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之“包”字是用本字，而“庖”“伏”“宓”則是因聲改字。凡此“逐條分見，有補於經者甚衆”[70]，“當代通儒碩彦留讀者幾遍”，[71]莊述祖稱其書“旁通曲證，精之至矣”[72]，陳壽祺贊其書“窮源竟委，鉤貫會通，實爲近時説經家所罕及”[73]，可見其校勘考證之功。

因此，清代考據大家王念孫在此書《敘》中言“夫世之言漢學者，但見其異於今者，則寶貴之，而於古人之傳授，文字之變遷，多不暇致辯，或以爲細而忽之。得好學如用中者，詳考以復古人之舊”，實屬難能可貴，亦爲“讀經之大幸”。盛讚其“考訂漢世經師流傳之分合，字句之異同，後人傳寫之脫誤，改竄之蹤跡，擘肌分理，剖豪析芒，其可謂辨矣。”嚴元照稱其《拜經日記》“皆發明古義者，每出一說，引證甚備，是非甚確”[74]，許宗彦更是感嘆“在東此書任舉一義一字，皆於經學之本源、經師之受授，會通而暢其説，使讀者若置身于兩漢，親見諸家之本者，勿可及也已”[75]。周中孚亦甚稱譽此書，認爲其“專於發揮經義，推見至隱，直使讀者置身兩漢，若親見諸家之説者”，“與其高祖所著《經義雜記》，實堪後先繼美”。[76]可以説，臧庸集“平生精力所萃”[77]而成之《拜經日記》，不惟是體現其校勘成果的代表作，也是反映清代乾嘉考據學成就的代表作之一。

《拜經日記》除對經書文字異同之校勘考訂之外，還包含有大量史實考證的内容，且考證嚴密，足成定論。如其“辨颜子卒非三十二，歷舉古書以證，甚精確。又辨段干木乃段姓，名干木，亦不可易。”[78]又如卷十《齊宣王取燕十城》和《齊湣王伐燕噲》兩篇，“考之《戰國策》《史記》，合之《孟子》”，辨齊伐燕有二事，而史書多訛“湣”爲“宣”。

此齊伐燕在齊宣十年，燕文二十九年，時周顯王三十六年也；後齊伐燕在齊湣十年，燕噲七年，時周赧王元年也。相距上下適二十年。後事亦見《戰國策齊策、燕策》，《史記六國表、燕召公世家》，《荀子王伯篇》。前事載《孟子梁惠王篇》，稱“謚”者，齊宣卒於孟子前也；後事載《公孫丑篇》，祇稱“王”者，齊湣卒於孟子後也。漢趙氏《章句》已蒙混不能分别，余目黄氏説爲證明如此，讀《孟》者正之。

《史記燕世家》之訛，至臧庸乃定，故陳壽祺於文後識語盛贊其文之辨：

《孟子》齊伐燕事，因《燕策》王噲篇齊湣王譌爲宣王，《史記燕世家》噲立齊湣王復用蘇代，亦訛湣爲宣，論者遂至糾紛。然按二書前後上下之文，參觀互考，則二事判然。《史》之《紀》《傳》《世家》與《年表》歲月又皆相應，不得以一二譌字斥全書也。《資治通鑑》以伐燕事屬宣王，屈齊之年數以從燕，閻徵君若璩又欲屈燕之年數以從齊。宋葉大慶《考古質疑》依《通鑑》屬宣王，所載《陳氏新詁》則屬湣王，至謂《孟子》爲誤。近周廣業《孟子四考》又極詆《史記》而不取黄氏《日鈔》，無識甚矣。臧君證之《國策》《史記》，傳之《孟子》，靡不符合，而千古之聚訟乃定。

3.校勘原則、方法的思考

作爲一位正統派的考據學家，臧庸不僅致力於“校勘異同、考訂是非”，於“經子疑義誤字，他人不能措意者，獨能毛舉件繫而梳節之，持論自闢窔奧”[79]，留給後人大量持論有據的具體考訂成果，更重要的是他還有關於考據理論、校勘方法的思考，散見於其具體的文字考訂及其與友人的書札、序跋中。

在具體的治學方法和校勘原則上，臧庸主張回歸原典，認爲“校書以復原本爲最”[80]，不宜“過求其精”，更不可逞“一己之私意”輕改原文，下以己意及諸家異同可另成書札或附以校語，既可避免對古書妄加取捨，以存古書之真，又可保留諸家異説。如校宋本《爾雅》，對原本間有刪改者，“如《釋詁》‘謟，疑也’，《注》末三本有‘音縚’，《釋文》‘謟，郭音縚’可證。而此作‘音叨’。……凡此悉仍其舊，不敢專輒改正。即顯係傳寫脱誤，或筆畫小有交譌闕者，亦俱仍之。宋板間有糢糊，則計字空缺，不依俗本補録，庶不失其舊。俾信而有徵，以還雪牕真面目，達者幸無誚焉。”[81]輯校《漢書音義》，“其正文從汲古閣毛本，與蕭書互有異同，則各仍其舊，不敢據此改彼，致兩失其真，並録《後漢書注》補其闕遺，綴《隋書本傳》等溯其原委。”[82]

這與其師盧文弨的觀點頗爲一致。盧文弨認爲：

舊《注》之失，誠不當依違，但全棄之，則又有可惜者。若改定正文，而與《注》絕不相應，亦似未可。不若且仍正文之舊，而作案語繋於下，使知他書之文固有勝於此之所傳者。觀漢、魏以上書，每有一事至四五見，而傳聞互異，讀者皆當用此法以治之，相形而不相掩，斯善矣。[83]

其爲《周易注疏輯正》，合《正字》《考文》之美，於其未及，則以己見參之。認爲“校書以正誤也，而粗略者或反以不誤爲誤。《考文》於古本、宋本之異同，不擇是非而盡載之。此在少知文義者，或不肯如此。然今讀之，往往有義似難通，而前後參證，不覺涣然者。則正以其不持擇之故，乃得留其本真於後世也。”[84]校熊方《後漢書年表》，爲不泯熊氏草創之勞，亦不諱其牴啎之失，以致貽誤後人，“於是更定其尤甚者數條，與夫未是而猶仍其舊，皆著説於下，以俟後之人取衷”[85]。“念校書與自著書不同，如欲盡加更正，既於熊氏之勤勤掇拾者大沒其刱造之勞，且改之亦必不能盡善。……故當時但即因其書而略正之，惟綴一二校語於下，不相雜廁，使人知爲熊氏之書而已。”[86]

對於文字異同、衍脱訛誤之考訂，臧庸主張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正其可知者，而闕其不可知者”[87]，對於前人已有之考訂成果，善者從之，非者訂之，務使考證有據。其《録華嚴經音義序》云：

《正字》每以他書所引改易本文，抑知古人所易[88]之書未必盡同今本，且引用之際，或未檢尋，時有增損，義苟可通，俱難於據彼以攻此乎。其説是者，亦頗采之。又《考文》《正字》二書皆近今所出，其善者，既盡取之矣。而所棄者，皆違理者也。恐將來之人有惑於斯，故摘其似是而非者訂之。凡經校正頗有依據，疑則闕之以待異日。餘或人所易知，及雖有小疵，無傷大體者，每從省略。所校録其全句是者，大書誤者，注於右；其所從之本，即注於左。古本從者特多，凡不注所本者皆是。宋板注一“宋”字，監本注一“監”字，浦書注一“浦”字，以相識别焉。

臧庸在校勘學領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實踐，取得的相關成果和大量札記，猶如碎金散玉，真知灼見，所在多有，至今仍是經史研究者的重要參考。

（二）版本学成就

臧庸終生以校勘古籍、考訂是非爲職志，而要確保考校結論的準確性和可信度，除了要廣泛搜求經史子集等各種文獻，以獲取第一手資料，還必須掌握和參考大量的版本，而且版本的優劣往往直接影響典籍本身的解讀和詮釋。因此，臧庸在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视版本的选择，不僅强調要參閱衆書及各種不同版本，而且特别强調依據善本，尤其是宋本，以考校各本異同與優劣。其《文集》中《重雕宋本爾雅書後》《校宋槧板爾雅疏書後》《書吴元恭本爾雅後》《周易注疏校纂序》《尚書注疏校纂序》《毛詩注疏校纂序》《書宋槧左傳不全本後》《校影宋經典釋文書後》《書左氏音義之六校本後》等文，一再强調善本和宋本的可貴，對各類善本多方訪求、購置，或於師友處借閲、抄録。每得一善本，必細加審驗，並與他本詳作比勘，一一辨其異同，明其優劣。爲避免宋本書永在秘閣，或至湮滅的命運，他一方面身體力行，盡其所能勉力刊刻；一方面大聲疾呼友朋分任，希望同志努力，使宋本諸經史能够得以重雕刊布。如其於《重雕宋本爾雅書後》中言：

戊午仲冬，鏞堂將有粵東之行，嚴君久能貽我雪牎書院《爾雅》三卷。審其雕刻，定爲南宋本。深感良友所惠，不忍一己私祕之，將願人人得讀宋本也，因勉力重雕焉。

鏞堂讀《雅》十餘年於今矣。初得明天啟丙寅郎奎金五雅本，據以校正注疏本之譌。己酉冬，得嘉靖十七年吳元恭單注本，較郎本爲善，始知郎本尚多竄改。癸丑夏四月，得明陳深《十三經解詁》本，與吳本合，間有愈於吳本者。最後得此冊，又出郎、吳、陳三本之上。凡已據三本校正者，勿論。論其三本所失，而此得焉者。

並於文中歷举数十例以説明宋本之優長、其餘諸本之异同优劣及源流演變。

今注疏本所載音切未詳其所本，明刻單注、葛鼒本與注疏同，吳、陳兩本無之，郎奎金、鍾人傑本别附於各卷後，大致皆同。及見此書，知諸本音切俱經刪改，惟此獨為完善，深可寶貴。凡切字皆作反，知其所由來者遠矣。王氏《玉海》著《爾雅音義》二卷，釋智騫撰，吳鉉駁其舛誤。天聖四年，國子監請摹印德明《音義》二卷頒行，而《郡齋讀書志》載蜀母昭裔《音略》三卷，謂《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德明《釋文》。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於呼説，今擇其文義最明者為定。此書每字一音，其即昭裔所著，為本於智騫乎。郭氏《注》中有音，《注》外别為一卷，後人多所祖述。乃注疏本見音切與郭《注》同者，多刪《注》中之音以避複。郎、吳、陳三本《注》下不附音切，故郭《注》無刪。此書於《注》末連載音切，雖加匡為識，仍多混淆。今據三本以定郭《注》，凡三本所無，悉屬之音切，加圈以别之。……

凡諸經《義疏》與經《注》皆别行，南宋以來欲省兩讀，始合載之，名之曰《兼義》。然經《注》本與《義疏》往往不同，分之則兩全，合之則兩傷。

呼吁海内藏有宋本、善本諸公能無私奉獻，學界同仁能够協力校刊，使善本、宋本得以刊刻傳承，以倡明學術、嘉惠後學。

近日讀經之士，多思重雕《十三部注疏》而未見有發軔者。葢因資費浩繁，善本亦難一時具得。故鏞堂意以古人校刊書籍，必得善本，而勿參以己意，亦不取其兼備。試約同志於十三部中不拘經《注》《義疏》，得一宋本即為重雕，無則寧缺。庶得友朋分任，力既紓緩，而所刊之書，復無私智臆改之失。不數年間十三部之《注》若《疏》亦可漸備。奚必一人一時合而為之，始稱雄快哉？

吳中多研經之士，又多善本經書。鏞堂昔年所見，有單注《三禮》、單疏《儀禮》，皆宋槧善本。安得普大公無我之志者，為之次第刊行，以傳漢、唐一綫乎？則鏞堂雖貧儒，《爾雅》雖小經，其即以此為刻《十三經注》若《疏》之權輿也可。[89]

臧庸一見宋槧板《爾雅疏》則“狂喜。以爲唐人《九經義疏》真面目不可見，得此庶能覩其遺範”，“校讀此書，粗爲卒業，聊舉平日所知一一考證之，以見宋板之美不勝收也。”[90]見宋槧《左傳》不全本，不僅“以近本細校”，而且“歴舉宋板之善者著於篇”，嚴元照讀後贊嘆其“考核極細致”[91]。

臧庸不僅强調閲讀和使用善本的重要，而且能够運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識，注意采用各種不同的方法考辨版本的刊刻（包括重刻、覆刻）年代等情況。其鑒别版本的方法主要是從版本自身中尋找證據，有時亦輔以有關旁證。如臧庸經過考察吴元恭本《爾雅》之版式，分析文中之避諱字“匡”“恒”“桓”等字缺末筆，爲宋太祖、真宗、欽宗諱，乃南宋本之徵，綜合比勘此本引文與《釋文》及《唐石經》所載文字異同及注音情況，判定吴元恭本《爾雅》“雖翻刻於嘉靖，要本宋、元舊書無疑，吳元恭撰《後序》中不知其可貴，故未言耳。”[92]根據明神廟[93]十四年本《周易注疏》卷首題識，綜合比勘此本與毛氏本和宋本的款式與文字異同，認爲此本乃是兩宋舊本之重刻，又爲毛本所據。[94]

（三）輯佚學成就

臧庸不僅擅長古籍的校勘與考訂，而且十分重視散佚古籍的輯録與刊刻，將其視爲“有功經學”之“實學”和“急務”而勉力爲之。臧庸深知“斯事惟勤而耐性者乃能之”[95]，且“此事固非一人之能盡，然必先盡夫我力之所能爲，餘俟後人補之，不可一意委之來學，致彼此蹉跎也”[96]。認爲《華嚴經音義》“自慧苑譔述以來，千有餘年矣，沈霾釋藏，世無知者。幸本朝文運天開，有好學深思之人，旁搜二典，徵引此書，此書始見知於世。倘及今不為之傳布，一旦亡逸，深可憫矣。鏞堂衣食不遑恤，而孜孜於此，不敢視為不急之務也”[97]，而蕭該《漢書音義》因“世無傳本，而漢、魏微言往往存什一於千百，必不可以殘闕廢，思亟付剞劂，傳之同好”[98]。

臧庸“生平考輯古義甚勤，故輯古之書甚多。《子夏易傳》一卷，以《子夏傳》為漢韓嬰所撰，非卜子夏。惟采《釋文》《正義》《集解》《古易音訓》《大衍議》五家，不取宋以後説。《詩考異》四卷，大如王伯厚，但逐條必自考輯，絕不依循王本。《韓詩遺説》二卷，《訂譌》一卷，顧千里（廣圻）以為輯《韓詩》者衆矣，此為最精。《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説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月令章句》二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唐國語注》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皆詳過于人。”[99]

臧庸輯録古之佚書，均博采詳考，並記諸本之異同，因而頗受當時學者贊賞。盧文弨稱其所輯《盧子榦禮記解詁》，“凡諸經之義疏，史籍之所載，無不捃拾，即衆家相傳文字、音讀之異同，一字一句，罔有遺棄。”[100]據阮元《孝經鄭氏解輯本題辭》記：“往者鮑君以文持日本《孝經鄭注》請序，余按其文辭，不類漢、魏人語，且與群藉所引有異，未有以應。近見臧子東序輯録本，喜其精核，欲與新出本合刊，仍屬余序。余知東序治鄭氏學幾二十年，有手訂《周易》《論語注》等，所采皆唐以前書，爲晉、宋、六朝相傳鄭《注》，學者咸所依據”[101]，始應允爲鮑氏合刻之臧庸《孝經鄭氏解》輯本與日本岡田挺之所輯《孝經鄭注》撰序。[102]學界對臧庸所輯諸經及其舊注之精核的認可與重視程度，於此可見一斑。

（四）編纂學成就

臧庸的治學理念與清代乾嘉正統派考據學家相同，强調通經明道必自訓詁始。如其《與丁道久書》曰：“治經之法，必先通聲音詁訓。”其《録爾雅漢注序》强調“夫治經必先通詁訓”，在《與顧子明書》中指出“讀書當先通詁訓，始能治經。”但是古人傳注中的訓詁材料都散見於各書之中，未有彙成一編者，查找不易。戴震、朱筠等有識之士皆有意將散見諸書之漢唐舊注彚輯成書，以便查找應用，但皆限於條件，未能成書。嘉慶二年（1797），阮元視學浙江，手定凡例，遴拔江浙經生若干人，搜集小學專著及漢唐舊注中的訓詁材料，“分籍籑訓，依韻歸字”[103]，延丁杰主持纂修《經籍籑詁》。臧庸以治學嚴謹、學術精審、精於校勘名世，故被阮元延爲《經籍籑詁》之總纂和覆校[104]。

期年分纂成，更選其尤者十人，每二人彙編一聲。知鏞堂留心經詁，精力差勝，嘉慶三年春，移書來常州，屬以總編之役。鏞堂不辭譾陋，謹遵宗伯原例，申明而整齊之，以告諸君子。……乃键戶謝人事，暑夜汗流蚊積，猶校閱不置。書吏十數輩執筆候寫，雖極繁劇匆猝，不敢以草率了事。與同籑諸君往復辨難。……自孟夏始，至仲秋告竣，凡五閲月，共成書一百一十六卷[105]。[106]

《經籍籑詁》博采唐以前群經、諸子正文中的訓詁及傳注，旁及史、集二部舊注，囊括訓詁書、字書、韻書、音義書中的文字訓釋，彙爲一編，“展一韻而衆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107]，可謂“經典之統宗，詁訓之淵藪，取之不竭，用之無窮者矣”[108]，“後之覽是書者，去鑿空妄談之病而稽於古，取古人之傳注而得其聲音之理，以知其所以然。而傳注之未安者，又能博考前訓以正之”[109]，“論其大端，實足爲有功經學之書”[110]。

誠然，“非宗伯精心卓識、雄才大力，不足以興剙造之功，而非諸君子分籑之勤，亦不能彙其成也”，但是，我們也不難看出，臧庸作爲總纂和覆校，對《經籍籑詁》的最終成書和質量保證所起的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因爲有他對《經籍籑詁》全書體例的統一，對所搜集到的繁富資料，“每科爲之審正經子，有失載正文，並補録之。校閲之下，更隨筆改訂，刪繁鉤要，分並歸合，而條次其先後，俾秩然有章”[111]，才最終成就了訓詁學史上的一大盛事，後之爲學者才能多得此書之益助。正如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所言：“以先生之學視段、王諸公，誠有閒矣。然阮氏《籑詁》之編，實賴先生，始潰於成。卽此一事，已覺精力可敬，而後學之蒙其福者，将無窮焉。”[112]《經籍籑詁》的編校不僅反映了臧庸在古籍校勘、文字考訂方面的精湛學識，也體現了他在編纂學上的成就。

此外，臧庸還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與顧明增補編次《戴東原集》[113]；嘉慶十二年（1807），應劉鳳誥之聘編次《五代史記注》[114]；嘉慶十五年（1810），爲孫星衍續成《史記天官書考證》[115]；嘉慶十六年（1811）爲吴鑑菴纂輯《中州文獻考》，“絶大著作，以一人揔之”，“逾月未出，每夜必至漏三四下，饑寒不恤，孜孜於此”[116]。

（五）辨僞學成就

辨僞是考據學的基礎性工作。在清儒輯佚書、精校勘、通小學三大貢獻[117]之外，“應該説清人還在一個方面很有成績和貢獻，這就是辨僞。”[118]清乾嘉時期，雖然古籍辨僞在規模和學術影響方面遜於清初，但辨僞學一直在向前發展，因爲離開古籍辨僞，經史考證就失去了依據和意義。因此，當時的考據學家或多或少都曾注目於此，臧庸同樣也曾致力於古籍真僞問題的考索與探討。

如《經典釋文序録》言《子夏易傳》爲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撰，臧庸詳考漢、晉、六朝人所著之《七略》《七志》《七録》，以及古人名與字的關係，認爲“嬰”爲幼孩，“夏”爲長大名，與字相反而相成，子夏乃漢韓嬰之字，《子夏易傳》實爲韓嬰撰而非卜商。並言《漢書藝文志》所記“《韓易》十二篇”者，是合上、下經並《十翼》言之。“韓嬰《易傳》之有《薛虞記》，猶韓嬰《詩傳》之有《薛君章句》耳。”[119]

又如《通俗文》世題河南服虔子慎造。《魏書》江式《表》，次此於《方言》《埤蒼》間，北人悉以此爲漢服虔子慎所著。臧庸考之梁阮氏《七録》，徵之《初學記》，斷此非漢人之書。其證有三：

凡漢、魏古籍，悉登《晉志》。今《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此一證也。自孫叔然以前未解反切，而《通俗文》反音頗近時俗，此二證也。《敘》引蘇林、張揖，皆魏人。論世，在子慎之後，此三證也。[120]

並進一步對此書著者及存佚時間提出自己的看法：“既至阮氏始為著録，則此書當出自晉、宋間人。豈因北方學者咸尊服氏，遂以名同而易姓乎？梁劉昭注《續漢志》始見徵引，傳至唐季而亡。”[121]

臧庸雖不以古籍辨僞著稱，但他卻能憑借自己的學識和精審的考證進行具體的辨僞實踐，且言之成理，論之有據，解決了一些學術疑難問題，爲辨僞學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

（六）訓詁學成就

臧庸認爲：“吾儒之事業，以聖人爲歸。孔子，聖之至也。《六經》者，孔子所手定以惠萬世學者，而亦羣聖精神之所寄也，故有志正學者皆當求之《六經》。治經之法，必先通聲音詁訓。”[122]强調“讀書當先通詁訓，始能治經”[123]，“治經必先通詁訓”[124]。

這與其高祖玉林先生及其師盧文弨的治學理念一脈相承。據錢大昕《臧玉林經義雜記序》，“先生博極群書，尤精《爾雅》《説文》之學，謂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經，孳孳講論，必求其是而後已……嘗謂《六經》者，聖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訓詁始；謂詁訓之外别有義理，如桑門以‘不立文字’爲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學也。詁訓必依漢儒，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義猶有存者，異於後人之不知而作也。三代以前，文字、聲音與訓詁相通，漢儒猶能識之。以古爲師，師其是而已矣，夫豈陋今榮古，異趣以相高哉！”[125]盧文弨亦認爲：“不識古訓，則不能通六藝之文而求其意。欲識古訓，當於年代相近者求之”，“由詁訓以通經學，斯不難循塗而至矣”[126]。

作爲清代乾嘉漢學的主力，臧庸不僅長於古籍校勘與輯佚，而且精於經義訓釋，於《爾雅》故訓，所造尤深。自言：

鏞堂少習此經，兼考舊義，見郭氏精美之語多本先儒，支離之談皆由臆説，更或擅改經文，輕棄《注》義。如“委委佗佗”，諸儒本作“褘”，與《説文》合，而郭從《毛詩》作“委槮”，謂之“涔”。《爾雅》舊文並《毛詩傳》皆作“糝”，而郭從《小爾雅》改本[127]旁。“不榮而實者，謂之秀”，衆家無“不”字，而郭本有之，《音義》引“不榮之物”為證。又自歲陽至月名，及九州、九河之類，郭多不言其義，而不知古聖人創物定名各有取意，非無故漫為是稱者。爰采《釋文》《正義》及唐以前諸書所引舊《注》，録為三卷，以存漢學，俾讀是經者有考焉。[128]

强調“《爾雅》者，六藝之權輿也。治《爾雅》者，必根本漢學，而後參考之郭氏，則此書（《爾雅漢注》）又《爾雅》之權輿也。”其所校勘諸書之中以校《爾雅》最爲精勤，所撰《爾雅注疏校勘記》，辨析精當，與顧千里所撰《毛詩注疏校勘記》可稱雙璧。所撰《録爾雅漢注序》《重雕宋本爾雅書後》《校宋槧板爾雅疏書後》《書吳元恭本爾雅後》《與段若膺論校爾雅書》諸文，於《爾雅》之版本優劣、文字異同、字詞義訓，皆考證審密，確當無疑。郝蘭臯贊其“讀書精細”，將其所考證“鼀，詹諸”一條采入所著《爾雅古音義疏》中。並言“舊引《説文虫部》‘鼀，詹諸’之文，以證《爾雅》‘鼁’‘鼁’字之，自以為得之矣，今以先生及馬元伯之論，剖精當勝於鄙見遠甚。”[129]

臧庸在其短暫的學術生涯中，始終根於漢學之立場，以保存典籍、弘揚學術爲己任，致力於經史校勘、文字考訂、古籍輯佚等古典文獻的整理研究工作，在校勘學、版本學、輯佚學、編纂學和辨僞學等傳統文獻學的諸多領域進行了的卓有成效的实践，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當時就受到學界的推崇。如宋翔鳳曾賦詩曰：

蕭然樸學世誰稱，盡削繁枝據上層。滿座儒林看奪席，幾家師説得傳燈。馬肝轅固原難食，鹿角朱雲折未能。羨爾讐書如斷獄，何時遍録剡谿藤。[130]

洪亮吉亦云：“奇才樸學我兼師，辛苦高齋論述時。他日許教兒輩拜，臧生經術陸郎詩。”注“臧生者，在東鏞也。”[131]

宋翔鳳在《亡友臧君诔》中更盛贊其學術貢獻與學術地位：

性命古文，糞土時議。當其一得，即有獨至。窮原得根，稽同覈異。……拓遺莤缺，細别精揅。世之善本，惟此一編。字無亥豕，書積丹鉛。烏呼韞櫝，竟盡君年。《拜經日記》，過從頻讀。諧聲轉注，發蒙起覆。宿儒首肯，後學心服。充君志趣，心力耳目。然疑皆定，往詁可復。君之功勛，在彼卷軸。君之地位，礫孔凌陸。沾溉人間，充棟連屋。[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