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文献和考古资料看夏代都邑

顾炎武《日知录》云：“三代以上，若汤居毫，大王居邠，并言居，不言都。”[1]其实，商代政治中心，史家早已名之为都，《史记·殷本纪》记载：“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帝王世纪》认为古帝所居皆为都，例如：颛顼“都帝丘，今东郡濮阳县是”，“帝喾都毫，今河南（郡）偃师是”，“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阳，或言潘，今上谷也”，“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2]

夏代是我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其政治中心称“都”应无疑问。但是，夏代处于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其政治中心城邑也处于早期发展阶段，都城要素尚不完善，都城职能包括行政管理职能、军事职能以及宗教祭祀职能等还不明显，也不全面。因此，上文引顾炎武《日知录》所言“并言居，不言都”也有一定的道理。为与商周以后职能较为完善的都城相区分，笔者姑且在本研究中称夏代政治中心为“都邑”。

夏代都邑众多，有因为迁徙而前后相接的都邑，也有同时存在的多座都邑，我们论述和研究的重点是后者。但是，为了复原这一时期的多都并存的原貌，分析多都并存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我们还要全面论述夏代都邑的迁移和并存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