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翻新小说研究价值

一直以来，翻新小说都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至今尚没有专著或博士论文对这一类创作进行专门的研究。

一般的文学通史或小说通史，对于整个晚清小说尚且抱极大的偏见，对以拟旧面目出现的翻新小说更是不屑一顾。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仅提到吴趼人曾创作《新石头记》，但未作任何评价。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李修生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张俊的《中国文学史》、于非的《中国古代文学》等，都没有注意到翻新小说的存在。专门的近代文学史中，注意到翻新小说的存在的，也是寥寥可数。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徐鹏绪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纲》、任访秋的《中国近代文学史》，都没有提到翻新小说。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仅注意到吴趼人的《新石头记》。

阿英的《晚清小说史》第一个注意到翻新小说作为一个特定文类的存在，并将其命名为“拟旧小说”，但对其评价极低，认为“窥其内容，实一无足观者”。该书认为，既然要写新事物，又何必袭用旧的书名与人物，最终结果只能是狗尾续貂，贻人笑话。最后，该书将翻新小说鉴定为“当时新小说的一种反动，也是晚清谴责小说的没落”[6]。80年代末，时萌在《晚清小说》中重复阿英的观点，也将翻新小说定位为无聊的拟旧之作，认为其与黑幕小说、狭邪小说、写情小说、侦探小说、侠义小说一样，同为“晚清小说的末流”[7]。再往后，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中继续用“拟旧小说”来称呼翻新小说，认为这一类小说在晚清文坛上“昙花一现”，同时指责其缺乏艺术独创性，是晚清小说“批量生产”的典型例子。[8]

杨联芬在《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中，罗列《新石头记》《新金瓶梅》《新聊斋》《新镜花缘》等十几种翻新小说，并且非常准确地指出了其对“原著的审美构想与传统的价值观”的“解构意味”[9]，可惜仅此寥寥数语，没有进一步进行更深入的阐发。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第一次以“翻新小说”来命名以《新石头记》为代表的这一类小说创作，并对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但欧著仅论述了吴趼人《新石头记》、陆士谔《新三国》与《新水浒》等少数几部作品，没有介绍其他的翻新小说，也没有对翻新小说的来龙去脉进行详细的考辨。美籍学者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以现代性的诉求这样一个线索贯穿整个晚清文学，并且以此为标杆，论述了《新石头记》等几部翻新小说，高屋建瓴，立意深远；但是由于写作体例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王著也没有把翻新小说作为一个整体的文类来加以详细描述和评论。

还有一些论著，虽然对翻新小说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但是却对其有严重的误解，比较明显的如王旭川的《中国小说续书研究》和高玉海的《明清小说续书研究》。王著和高著都将翻新小说当作“续书”类作品来研究，而于其时代新质没有足够发现。范伯群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则将翻新小说定位为“滑稽文学”，更失之于简单和片面。

翻新小说得不到文学史家们的重视，与一般文学史家所抱的正统文学史观有关系。阿英以后的几代文学史家，都是在“五四”精神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看来，“五四”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借鉴西方模式，在主题关怀、题材选择、艺术手法上全面、彻底地告别传统，走向现代的一次伟大创举，而“五四”之前的晚清文学，则顶多只算是“五四”文学的前奏，是中国文学由传统到现代进化过程中的过渡环节，“继往开来，衔接古今”[10]是其基本特征。戴此有色眼镜审视晚清小说，他们一方面赞赏晚清小说能自觉借鉴西方小说的某些技巧，另一方面又对其不能彻底地摆脱传统影响而感到惋惜。在这种情况下，翻新小说拾取旧小说中的元素进行重新演述的做法，在抱持正统文学史观的文学史家看来，更是晚清小说家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表现，是文学发展中的一种倒退，也是“文学生命上的一种自杀行为”[11]。文学史的任务是描述文学发展的大势，这种“开历史倒车”的小说，在一般文学史家看来，当然不值得花费笔墨。

因某一类作品不符合自己心目中所认可的某种历史发展趋势，而将其排除于文学史的叙述之外，这是一种典型的为逻辑真实而牺牲历史真实的做法。因这种思维方式作怪，长期以来受到忽略与轻视的，并不仅仅翻新小说，侠义小说、公案小说以及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都曾经遭遇过相同的命运。现在是时候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认真清理与深刻反思了。文学史研究的目的，不应该局限于发现和论证文学发展的单一“路线图”，文学史研究更基本的任务是对特定历史时段内各种文学思潮的存在状况，做出尽可能全面的描述和尽可能客观的评价。翻新小说作为晚清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一派，有其特殊的文学史的价值。对这一类创作进行全面挖掘、复原和批评，有助于我们对晚清文学的总体状况做出更全面、更真实的把握。缺少了翻新小说的晚清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没有翻新小说作为对比和参照，我们对晚清其他文学思潮的理解，也难以深化和系统化。

翻新小说模式化的创作方法以及强烈的滑稽怪诞色彩，恐怕也是阻碍其进入一般文学史家研究视野的重要原因。在很多人看来，翻新小说只是“投机作家”[12]们的游戏之作，粗制滥造，简单模仿，顶多代表“一时之风气”[13]，算不得严肃创作，因此不值得深究。翻新小说的艺术成就是否真如正统文学史家所说的那样一无足观，不值一哂，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暂不讨论。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即便翻新小说对古典小说的改写在艺术上不够成功，对这一现象以及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进行描述与探究，也仍然是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与其学术研究价值不是一回事。一部作品自身的艺术水准比较平庸，但是如果它能够为我们了解它所属时代的审美风尚以及社会风尚提供有用信息的话，那么它仍然是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从纯审美的角度来评价的话并无多大价值，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们在文学史上的研究价值。任何一个时代中，伟大作品总是少数，大量二流的甚至不入流的作品往往比少数杰作更能代表一般大众的审美趣味及思想趣味。文学史的任务，不应该仅限于夏志清所说的“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14]，文学史还应该以平等公正的心态，去关注那些艺术水准较为一般的作品，因为它们同样是一个时代整体审美风貌的一部分。[15]翻新小说在晚清最后几年间曾经风行一时，对这一现象进行认真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晚清时代审美以及社会文化的一般状况。

另外，翻新小说对古典小说的改写，是文化与社会转型期文学经典的改写和重写的一个极好案例，深入研究这一段文学史，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外文学史中经典改写现象一般规律的认识，从而丰富文学理论研究。90年代以来，古典名著的改写与重写再次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一个热点。“新历史主义”小说对古典叙事的戏拟，《大话西游》对传统价值的颠覆，都引发了人们的密切关注与热烈讨论。在这个时候，重温晚清小说家对古典名著的改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的古典翻新现象也许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