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幕府与文人游幕

第一节 张君有才为时弃，辟向军中作书记[1]

——幕主延聘

名士宋登春乘舟沿运河北上，将至兖州。乐陵王闻知，欣喜不已，意欲留之幕府，但又十分担忧被拒绝，遂请能言善辩的幕僚专程到宋登春的小舟上，先呈上聘书礼金。表达了对宋登春人格与才艺的钦佩与敬仰，誉之为四十余年来遇到的“天下士”。宋登春一介布衣，游幕天下，足迹所至，官府争聘，足见宋登春身价的高贵。这是游幕文人的一个著名个案。事实上，清初，大批文人都步履匆匆地奔波于不同的幕府之间。而政府官员的政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手下有多少值得信任的干练幕僚。在正常情况下，出于政府工作之需，官员选择人才，聘请幕僚。自嘉靖以来，南倭北虏的险峻形势使得边关重镇成为幕客文人尽显才华的齐聚之地，主柄一方的各级将领军官各自招聘精英入幕，出谋划策。继战国、盛唐以后，游幕再度成为科举蹭蹬文士治国谋生的生存途径。

一

徐渭代胡宗宪所作《赠金卫镇序》云：“自西汉至赵宋，凡文武大臣简镇中边，职将帅或暂领虎符，得专征者，皆得自辟士，以补所不及。毋论已仕与不仕，虽贱至隶厮养，亦得辟，往往有入相天子，侍帷幄。”[2]言及自汉至宋的幕府征士的盛况，无论出身与文化层次，怀才抱德之士都有入幕展才的机会。至明代，边关将领依然辟幕佐治，嘉善周伯器，“正统中，大征闽寇，沭阳伯金忠参赞军务，辟置幕下，议进取方略，多见用”[3]。虽然于幕府取得功名的事例史不绝书，但事实上，明代前期辟幕并未引人注目，亦未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但在明代中期以后，从嘉靖时期开始，将帅喜文成为十分突出的文化趋势。文人入幕，不但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而且愈演愈烈，渐成不可阻挡的文化洪流。晚明幕府不仅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且改写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

嘉靖年间，由于政局动荡，朝廷给予边关重镇以空前的财力支持，使得边防将领能够有充足的经济实力广聘幕僚。王寅《城东道上逢汪公子子登》诗曰：“九边陈言靖胡虏，千人召幕擒倭夷。”所言即明代九边守将为了抵抗蒙古的侵夺而广聘幕僚的盛况。朱察卿《赠吕山人中甫》序云：“山人以能诗闻江湖，尝受知于辽蓟徐、杨二幕府，礼为上客。后二幕府以戎事论死，山人哭之极哀。”吕中甫对二幕主蒙冤而死伤痛至极，后上书申冤，虽然辩白无果，却证明了他对二位幕主的感恩之情，故时人尊之为“侠士”。此后，李少卿聘吕中甫至边州，吕中甫遂于幕府度过终生。北方九边骚乱的同时东南倭患乱起，抗倭主将组建幕府，征聘英才。胡宗宪主持东南抗倭，在众幕僚的共同筹划下，取得抗倭的重大胜利。山阴徐渭被胡宗宪聘入幕府，靠游资改变生活困境并成为知名的文人和艺术家。陆弼《仲春廿日发瓜渚同顾使君益卿赴闽粤郭次甫吴孝甫吴叔原送余京口是日值余初度记此留别》曰：“宝剑柳枝春，翩翩向七闽。”陆弼同顾益卿南下福建，入幕抗倭，其友人郭次甫、吴孝甫、吴叔原为之送行江边，依依惜别。国事家事的双重责任激发着此际怀才抱玉之士匆匆奔赴东南。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七《武臣好文》云：“至隆万间，戚少保继光为蓟帅，时汪太函、王弇州，并称其文采，遂俨然以风雅自命。”沈德符认为边关将领聘请文人入幕的目的在于附庸风雅。附庸风雅的动机固然存在，但边关将领广聘幕僚的首要动机在于军事、战争，他们所聘幕僚许多都是饱读兵书的军事人才。正是由于戚继光、谭纶的蓟北幕府中都有许多卓越的知兵名士，蓟辽边关才得以获得数十年的安宁，当俞大猷冤死后，李杜为之撰《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记》，并搜集编纂俞大猷诗文为《正气堂集》，使俞大猷著作得以传世。陈第为谭纶所赏识，被聘蓟辽付以重任。作为与蒙古交流的使节，陈第曾在明、蒙边境代表明朝接受蒙古的进贡，并亲至蒙古人毡幕中查看贡品礼单，其《至夷人帐房》描述蒙古文化的质朴与原始，将蒙古文字喻为象形的“虫鸟”，体现了陈第的文化优越感。李杜、陈第等入幕从军，不仅仅是边关生活的记录者，更是军事决策的参与者。

严嵩相府中有吴扩、章文、名医王某等幕客。首辅夏言相府多门下客。袁炜府上有王稚登、任记室等幕僚“校书秘阁”[4]；王逢年于幕府中专门“草应制文字”[5]。邵芳在高拱幕府多年，曾替高拱谋相，深为高拱所信赖。吕需是徐阶督学时所特拔才子，徐任首辅，延其为幕宾，同时，徐阶府上有杨豫孙、范惟丕、沈明臣等幕客。刑科给事中钱梦皋，为沈一贯入幕宾。张居正任首辅，聘袁姓幕客，谋得杭、嘉、湖三府监兑之职。华亭贡生宋尧愈，因才华横溢被聘入张相府教授子弟。锦衣史继书，通过贿赂张居正奴仆游七，夤缘得入江陵幕中。张居正改革之顺利推行，与其众多幕僚的共同策划密切相关，这说明中国政局的复杂性，使得身居高位的官员需要决策时，自身已经难以对事情的发展趋势做出准确判断，必须依靠所信任的幕僚共同商酌。

由于帝王的血脉亲缘，地方王侯几乎无府无幕客。较之于朝廷大臣，地方王侯具有更为优越的经济优势，青州衡王在府第内修建待月楼，竣工之日，群宴门僚，请客赋诗，众幕客惟吕时臣（字中甫）所作最佳。后吕时臣又游幕沈宣王府，凭其才华游走于王侯幕府之间，得到丰厚的经济回报，最终客死河南。赵王朱厚煜聘请六十岁高龄的郑若庸至其彰德（河南安阳）府，并给予极高的物质待遇。同时，嘉兴名士尤嘉（字子嘉）亦被赵康王聘至幕府，专事文艺。由于文化的需要，自制府、中丞、司、道以下州郡县，都建立自己的幕僚群，或佐政，或从事文化事宜。

朱国汉《皖城》谓：“新开幕府控岩关，南北舟车判此间。”自明中期始，整个中国的社会形态由于幕府的出现而改变了。京师高官、王侯贵族、方面大臣、军队衙署征聘幕僚，知府、太守等地方官员亦开始自聘“从事”，各级幕主聘请幕宾佐政治事，或将具体的衙门事务付之幕僚胥吏。而新任总督、巡抚或提学道巡历地方，均无配属的衙署办事人员，亦需要自己聘请佐治人员。于是，各类衙门、各色官员聘请幕宾蔚然成风，所以凌廷堪谓之“风会所趋”。刑科给事中钱梦皋，为沈一贯入幕宾。周延儒府上私人如市，其幕客李元功、蒋福昌、周素儒及医生张景韶，则夙夜入幕，共商要事。职业幕僚董献廷，“凡求总兵、巡抚，必先通贿幕客董献廷，然后得之”[6]，虽然不能谓之中流砥柱，但董献廷确实成为那个时代炙手可热的人物。幕客之所以深受重视，除去他们博学多识外，是因为没有来自朝廷的恩惠，幕客均为幕主私聘之人，属于幕主的“自己人”，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即非比寻常——幕客对幕主而不是对国家负有责任。弘光时期，马士英幕下幕僚如潮。清初曹溶幕府、龚鼎孳幕府、周亮工幕府、毕载积幕府、冯溥幕府、魏裔介幕府等都广揽幕僚，借幕客之力高筑声名，创建政绩。对于非战时期的幕僚来说，高官聘请其入幕的首要动机是佐政。徐渭《送俞府公赴南刑部三首序》载俞某官绍兴，“闻新昌吕生光升称文藻，则召见”。继又将才子徐渭招聘入幕。而与佐政密切相关的是官府塾师。许多塾师因为在高官幕府，往往参与幕主的政治活动，因而其身份仍然是幕僚，如万历间相府塾师宋懋澄与首辅张居正。首辅在许多朝政问题上都与宋懋澄秘议相商，这已经非复塾师职责了。张居正因夺情被议，宋懋澄力谏而未能止，遂愤而辞幕。宋懋澄在张相府本职是授徒，但当他目睹首辅不守法度，背离传统时，即仗义执言。

清初，“在外专征的文武大吏常持有许多空头札付、空名告身，可以便宜委署官职；他们又因事急权重，可以随时为得力辅佐人员请功授官”[7]。沈受宏《送陆桴亭先生赴抚院马公幕序》云：“国家定鼎三十年，海内晏安，兵销寇熄，天子励精求治，悯念江南为大邦重地，特简公于卿贰之班，授之节钺斧藻，以来抚此一方民。”马抚院驻足江南，行装治毕，即开始征询地方良才，首先征聘名儒陆桴亭入幕。临行，友人沈受宏为陆桴亭送行，深信名儒与贤宦共事一堂，必有进于治。孙致弥《解连环》序云：“休论尚存舌否。叹秦川漂泊，画难成虎。”描述其奔波幕府的匆匆步履。“休论尚存舌否”，可知孙致弥的幕府职责乃口才辩士，应该负责幕府的外交。最终，正是凭借其敏捷的反应和流利的口才得任出使朝鲜的“副使”之职。幕僚纪五昌因在江防中赞画立功，督师钱肃乐向监国鲁王推荐，遂授行人司行人。山阴吴汝宏，字能之，号寄碧，吴兴祚族兄。游幕四方。顺治六年（1649）替幕主索逋粤中，便道晋谒正任萍乡知县的族弟吴兴祚，遂留萍乡署中。吴兴祚正当青春少俊，胸怀天下，遂与吴汝宏讨论兵法。从此，吴汝宏追随吴兴祚三十余年，成为吴兴祚的得力助手和重要幕僚。其后，吴兴祚以闽抚出师平海，吴汝宏内参筹略，外阅视粮器，橐鞯从征，破白鸽岭，解泉州围，克复永春、海坛、金门、厦门等隘。报上，康熙帝晋吴兴祚大司马总制两广，而吴汝宏亦以军功加二十级，授山西霍州通判，赐秩正一品。一时皆壮其遇，自公卿贵人友朋亲族咸作诗章以颂美。古人以记室赞军荣，未有如吴汝宏这般荣耀。满族入关前，凡是疆场立功将士，政府均赏赐奴仆，而奴仆之立功者则赏赐官职。所以，吴汝宏即因遇时而得连升二十级，为官三载，惠政遍秦川，终因足疾辞归。归里后旋即南下岭南，再度入族弟两广总督吴兴祚幕府。张宸，字青琱，少有俊才，弘光时以诸生从乔总戎定侯军中，由功贡入太学。鼎革后，游京师，工诗文，公卿争延为幕客，时南雍已废，复就昌平籍入，援例由太学授中翰，奉诏宣布粤东，使旋归里，条上邑中不便事，得邀谕旨，晋兵曹主政，转员外郎。钱栴，字彦林，与夏完淳同时遇难，其长子钱熙（漱广）曾参与吴易军事，次子钱默（不识）国变后削发为僧，而钱栴宗子钱黯（字长孺，号书樵），则于顺治甲午（1654）、乙未（1655）联捷，授池州府推官。

富贵荣华和功名欲望强烈地吸引着文人游士千里迢迢奔赴幕府。

二

风云动荡的历史时期，方面大臣尤其需要幕僚。名藩巨镇或将军英雄取战功拜官爵，但文书往来、权事之谋则依赖幕僚，因而各路幕府都广招天下才俊，左良玉、袁崇焕、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朝廷所倚重的大臣无论出于政治需要，还是风雅爱好，无不组建幕府，拥兵自重，雄镇一方。晚明以至清代，几乎所有的文人学士都有游幕经历，其中许多文士深怀兵法谋略。戚继光镇守蓟辽，特在长城脚下、近邻军事要塞山海关修筑莲心馆，聘请福建福清军事家、史学家郭造卿入住莲心馆，专修《燕史》以备军事之需；又在滦河西岸之三屯营总兵府修建挹秀馆，招募人才。史可法督师扬州，设礼贤馆，招纳异能之士，给予前来投奔的幕僚文士以月薪，这就是史可法幕府能够将士团结一致、死守扬州的重要原因，而非仅仅是忠于明朝的政治信仰。康熙十七年（1678）冬，姚启圣采纳随征幕僚参议道黄性震[8]建议，于漳州开修来馆（一说“招来馆”）以招降海上文武官员和兵民。投诚者均按原衔报部补官或保留现职，兵民赏银，不加追问。至康熙十九年（1680），两年内，共招抚明郑官员5153名，士兵35677名，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数万明兵放弃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格尊严。冯溥在京师特筑万柳堂，余暇召集京师文人于此集会。周亮工镇守青州，修建真意亭招揽文人雅士。吴兴祚任无锡知县，在惠山修来悦楼、云起楼作为接待宾馆。丁炜备兵赣南，在其使院内修建甓园，召集四方名士，举办诗酒雅集。宾馆、别墅、美女与高薪，孰能拒此强大的诱惑？如果没有这些实质的物质利益，仅仅是保国安民，就只能是一句不见任何效应的宣传词而已。

高官巨卿倾财纳士。对于幕主特别看重的文人，很多时候是幕主提早赠送聘金，以证明自己的真诚礼贤和对所聘幕客人格的尊重。据沈受宏《送陆桴亭先生赴抚院马公幕序》，江苏巡抚马祜之聘，亦先“具礼币”，然后派人驾车迎接。宋登春（1517—1584），字应元，号海翁、鹅池，真定府冀州人。30岁时，遭遇突然家变，妻子儿女五人俱丧，宋登春伤痛过度，须发皆白。此后带义子（侄子）宋鲸弃家远游。行程五万余里，北出居庸，南涉扬子，西越关陕，东泊沧海，凭借书画技艺游幕各高官幕府。其悲惨的遭遇令人同情，其卓绝的才艺令人仰慕，凡聘其入幕的官员无不先具聘礼。当其北上途经山东时便幸运地遇到乐陵王的挽留，这就是本节内容开头的那段描述。

戚继光一次在军营为其属下离幕赴任特举办欢送宴会时举杯豪言：“今者一孝廉将之燕，一将军将之秦。诸先生有能为文以送之者，文成当出千金及他物为先生寿。”[9]众人逡巡莫敢应。福建名士林章（字初文）“援笔立成数万言。大将军读之，且读且拜，立献黄金二十镒，白金二百镒，貂襜褕十，名马二，他瑇瑁、火齐、珊瑚、明珠悉称是”[10]。一篇即兴送行之文所获珠宝貂裘等可谓价值连城。据此标准，得主才士一生写三五篇送别文章即可满足终生富贵荣华。钱谦益《送张处士思任赴辽东参谋序》载，天启初，辽东经略袁应泰聘请张思任入幕，“撰书词，具马币，再拜遣使者以请”，张思任所收到的聘礼为聘书、宝马和未知其数的金银。

倾财力聘英才。万历间击退占领台湾的荷兰官兵的著名将领沈有容在其幕僚林玉融卒后，不但林玉融得以安然入土，其后代的生存亦得到沈将军的周密关照。另外，幕客郭氏父卒，沈将军周济其丧十余金。可知沈将军对其幕客关怀备至。沈受宏《送许九日赴浙抚幕序》载浙江巡抚范承谟聘许九日入幕：“抚江南而贤者曰马公，求士于幕下，得其才者曰陆先生桴亭。”“九日以能诗名一时。走重使，具厚币，迎以为客。……先生（九日）客于其（范公）幕也，其无乃有秦越之观乎？夫君子修德行道，有忧天下利生民之心者。”[11]沈受宏深为范承谟如此礼遇那位不得志的文士许九日而感动，范都督与许才子，身份相距天壤，“有秦越之观”，而范都督却能礼贤下士。范都督真可谓忧天下之忧的高官。

陆元辅入幕的前提是“以礼来聘”，且来者不拒，这说明他对自己才华的充分自信，他先后客京师近二十年，相国宋德宜、徐元文，侍郎叶方蔼，尚书徐乾学，这些鼎爵显贵均虔诚相交，给予丰厚的经济资助。后入江南巡抚余国柱幕府，成为余巡抚所依靠的心腹，倾力助幕主兴利除弊，成就功业。陆元辅游于达官显贵之门，所获束脩，使他丰衣足食外，还可大量购书，至藏书数千卷，游幕成就了陆元辅理学家的声名和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李因笃誓为遗民，矢志不渝，但其生存却得益于有力者的帮助。一托于陈祺公上年，二十九岁即受聘为陈府课馆教子。陈上年转任雁平兵备道，李因笃随之赴雁门，前后九年之久的陈幕生涯即有八年参加陈上年的祝寿雅集；二庇于富平县令郭传芳，亦长达七年之久，如果缺少陈上年、郭传芳的经济帮助，恐怕李因笃的遗民之志难以持守。

屈大均在《送季子之惠阳》中曰：“知尔丰湖去，深承太守情。”承蒙太守的关爱，屈大均幼子赴惠阳幕府，不仅减轻了屈子日渐加重的养家的重担，而且可以借此扩大屈大均的交往，为此，屈大均深表感激。秀水曹溶在清初文坛上是个令人永远追怀的官员。尽管《清史稿》列其为“贰臣”，但他对保护明代的文化和推进清代文坛的繁荣却起到了重要作用。曹溶（1613—1685），字洁躬，号秋岳，崇祯十年（1637）进士，任御史。李自成政权留用，顺治初起任河南道御史，督学顺天，历任户部侍郎、广东右布政使、山西按察副使等。在清初文坛上给予许多有影响的遗民以巨大的经济援助和学术引导。曹溶仕清后自喻为阮籍，阮籍穷途，可知曹溶不得已仕清的内心痛楚。因此他尽其所能保护前朝遗老并提供衣食保障。平湖李天植（1591—1672），字因仲，崇祯六年（1633）举人，明亡，绝意仕进，隐居蜃园，教书卖文织筐，苦度生计，后终于饿死。曹溶闻讯，纠合同志集资以助天植，且为其料理身后事。万泰（1598—1657），字履安，号悔菴，前明进士，于顺治九年（1652）以望六之龄应严州太守之聘，入幕为客，前后达四年之久。顺治十三年（1656）曹溶任广州右布政使职，邀万泰入幕，遂同行入粤。如果不是贫穷至万分极处的话，万泰是不会翻山越岭远赴蛮烟瘴雨的岭南的，万泰远赴南粤入幕实乃为了摆脱家境贫苦。顺治五年（1648），浙江“五君子”抗清事发，牵连众多，万泰姻亲李㭎及其子李邺嗣皆牵连被捕入狱，被释后李㭎自杀，出于亲情，万泰为其料理丧事。顺治十四年（1657），曹溶由广东布政使降调山西按察副使，赴大同，至康熙三年（1664）被免官止，在山西为官七年。此间，已经定居山西的江南名士顾炎武曾数度来访，谈诗论学，登山临水，情谊匪浅。从曹溶对其他遗民隐士的慷慨接济可以推出，曹溶给过顾炎武难以数计的物质帮助。尽管他们的交往是精神契合，但顾炎武初到山西，尚无立足之地，在曹府盘桓一月有余。陕西富平遗民李因笃少孤，外祖田时需抚之成立。田时需乃曹溶挚友，曹溶观察三晋时，李天生便以故人之子相从，得到曹溶的照拂。后由曹溶推荐，陈上年邀请李因笃入幕佐政。其他如俞汝言（1614—1679，字右吉）、屈大均（1630—1696）等均是曹幕中知名遗民。而朱彝尊入曹幕时间最久，其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都完成于曹溶幕府，必然得到过曹溶的鼎力资助。

三

严绳荪《送陆翼王归赴余中丞幕》云：“幕府求名士，徵君忆故山。欲持经济策，且趁莺花还。”文人学士马不停蹄地求职入幕，辗转于不同幕府之间，谋生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而青史留名的忧虑亦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因素。许多年逾花甲的文人为出版自己的书稿而出游幕府，结果往往有两种可能：一是幕主投资，为其幕僚出版文集，如两广总督吴兴祚，为其幕僚宜兴万树出版其词学著作《词律》，为绍兴金烺出版词集《绮霞词》等；二是利用幕主所给予的修金，回家自己谋刻。钱澄之直到花甲之年仍然四处游幕，目的是使其著作得到当道者的资助。在其尺牍中，就有许多写给当道者的书札，明白表示求助之意，《与李醒斋》云：“倘更得祖台数行，申致前说，或可小邀佽助，以了此局”，希望李醒斋资助其“《诗稿》三十卷，及他《藏山稿》二十卷”[12]的出版。

康熙三十三年（1694），福建遗民余怀盘桓扬州许久，即为谋求资金出版文集。《尺牍友声二集·己集》有余怀五札，内有“弟八十之年，若不料理著作，恐与草木同腐，到扬稍募刻资”。即表明了他的生命焦虑。宣城遗民吴街南赴扬州谋求刻资，《尺牍友声二集·庚集》“吴街南札”云：“前《论世》拙著，托长年携正大家，倘就梓无缘，弟当箧以归耳。”诸如此类的临终前忧虑自己的文集不能传世的文人不在少数，此时，政府官员的援助即成为这些文人之作能否存世的关键了。据邵廷采《明遗民所知传》载张岱于易代后著《石匮藏书》为有明一代纪传，“顺治初，丰润谷应泰提学浙江，修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其书”。张岱虽然倾毕生精力著明史，却没有经济实力进行付梓出版，所以当谷应泰以“五百金”买去其书稿后，他并没有对于出卖自己著作权感到懊悔，反而如释重负，为自己的著作能够流传于世而感到欣慰。其后，谷应泰继续编辑明史。虽然张岱本人并未有多少记载，但作为一件重要的学术事件，仍旧有人为之不平，谷应泰以“每篇十金”的高价聘请杭州名士陆圻为其撰写《总论》，知情的姚际恒则将这件文坛事件的原委记载下来。从道德上说虽然不够磊落，但是，如果没有谷应泰重金购买，没有谷应泰高薪聘幕僚陆圻，那么《明史纪事本末》或许不会成为今天中国史研究者的必备古籍了。

泰州吴嘉纪坚守遗民节操，令人崇敬。顺治十八年（1661），周亮工至扬州，携吴嘉纪手稿《陋轩诗》至其赖古堂为之付梓，于康熙元年（1662）至康熙三年（1664），刊刻二百余首。其后，康熙七年（1668），吴嘉纪诗已累积400余首，谋取付刻。泰州分司汪兆璋（字芾斯）得知此情遂投资为之刊刻。两淮盐运使周亮工、扬州司理王士祯对吴嘉纪的诗极为欣赏，特为之作序，王士祯将序写好后，派人赶赴三百里之外，将序文送到吴嘉纪手中。吴嘉纪为此深为感动，特地租了一艘小船，专程到扬州感谢王士祯，并从此与王士祯成为挚友。吴嘉纪的诗卷刊刻问世后，其文学声名远播。假如没有分司汪兆璋的慷慨资助，我们今天的文学文化史上就不会有吴嘉纪的名字。由此可知，还有多少人凄凉而卒后，其一生的创作未能传世。

康熙二十三年（1684），蒋超然（字莘田）在岭南分俸资助叶燮，叶燮《宿蒋文孙斋阁有怀其尊人莘田》中记录了这段恩情。但是十年后，康熙三十四年（1695），叶燮诗集《己畦集》辑成，意欲付梓，却没有十年前的幸运了。不得已，携书稿到扬州。《尺牍友声二集·庚集》“聂先札”云：“叶星老带来《己畦集》，止此一部，因不概投，托弟代上，幸为赐阅。星老欲此地卖文，代撰墓志碑铭。”为了谋取刻资，叶燮在繁华的扬州开设书屋——代写墓志铭、碑刻文等。广州知府刘茂溶主动拜访遗民屈大均，表示愿意支持他编印规模宏大的文选——《广东文选》，屈大均欣喜不已，慨然应允。仅仅花费数年之功，便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编辑竣工。康熙三十七年（1698），杜首昌《绾绣园集》结集，中丞张敬止为之投资付刻，高官宋荦、高士奇、尤侗等为之撰序。

曹寅除主持朝廷大型丛书《全唐诗》的编纂外，还个人资助刊刻其舅父顾景星《白茅堂集》、施闰章《学余堂集》、朱彝尊《曝书亭集》等。王猷定《四照堂集》卷一《答周栎园书》中云：“风雅之在今日，危于一线。先生以苦心积学上溯有唐及汉魏屈宋，进而三百篇，穷源星宿，从佳刻扇头，一一读之，书箧几杖外，殷然留金石声。若寡昧如定，束发有志，白首纷如，连年贫病交缠，心血枯耗，且每对古人，益不敢轻下一笔。自悟三十年读书，方知惭愧二字。”道出了官员对于文学尤其是学术生态的决定作用。不能付梓出版的话，无论怎样经典的诗文都将失去意义。由于晚年方悟出经济之于文学的决定作用，王猷定“惭愧”自己生命之路的选择，间接地说明，遗民身份的选择是个错误的决定。王猷定带着生命的遗憾离开人世后，其诗文集由周亮工应杜濬的要求搜集刊印。

张秋绍《喜迁莺·赠吴留村使君》谓吴兴祚“万金酬士”。吴兴祚资助大批落魄文人出版文集。曾投资为龚鼎孳刻《定山堂诗集》（43卷），附《定山堂诗余》四卷，聘请才士顾修远、陈椒峰为之删定，负责刊刻，请吴梅村撰《序》。据此可知吴兴祚对龚鼎孳的深情厚谊。吴梅村《龚芝麓诗序》曰：“大宗伯合肥龚先生搜其旧所著诗，手授丹徒姜子子翥曰：子知吾诗者也，亟图所以广其传。于是大行伯成吴侯方以为政余闲，扬扢风雅，谋诸顾子修远、陈子椒峰，相与诠次而刻之吴中。集成，命其友娄东吴伟业弁简端。”[13]序末有“康熙九年，岁次庚戌，季夏，娄东弟吴伟业顿首拜撰”。可知，吴梅村序作于康熙九年（1670），早于《定山堂诗集》结集六年。《定山堂诗集》吴序后有周亮工撰于康熙十一年（1672）的《序》一篇及尤侗撰于康熙十二年（1673）《序》一篇。其中在钱谦益《序》后有吴兴祚《识》：“虞山、合肥二先生，同为文苑主持，同位至大宗伯，二一逝于前，一逝于后。言念二序，为之辍翰，不忍多读也。”可知，吴兴祚钦佩龚鼎孳的文坛声望而慷慨资助。钱谦益（1582—1664）和龚鼎孳（1615—1673），都是深孚众望的博学朔儒，钱谦益卒于康熙三年（1664），生前已为龚鼎孳撰写序毕。龚鼎孳生前亦早已整理自己的诗集准备出版而乏资。直到三年后，由于吴兴祚的支持，才终于得以付梓。整个刊刻过程较为缓慢，《定山堂诗集》最终刻毕则在钱谦益序毕十年之后的康熙十五年（1676）了。除了上述所及外，吴兴祚所资助的文集先后有：宋俊《岸舫集》 、吴绮《林蕙堂全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前五卷）等。其幕僚所撰传奇，多由吴总督付资刊刻。康熙二十五年（1686），万树《空青石》传奇成，吴棠祯《空青石序》载该传奇由吴兴祚“寿诸梨枣以传”。这成为清初众多的词集及戏曲传奇得以流传于世的重要因由。吴兴祚还为吴楚材、吴调侯投资出版至今仍在产生广泛影响的《古文观止》。

文士入幕游幕能够得到理想的待遇，宦途之外的富贵理想凭借幕府可以实现。很多情况下，能够与幕主和睦相处，亲如兄弟。不仅经济有保障，也极有益于个人尊严的提升和声名的建立，例如严武与杜甫、董晋与韩愈，幕主与幕客相知之深，成为明清文士们所仰望的人生际遇。计东苦苦寻求，终于在宋荦幕府里安顿下来，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幕主宋荦与计东公平相处，并没有将计东视为低一层次的雇用之人，这使得计东感激涕零，宾主友好相处，结下深情厚谊。

由于幕僚多是饱读诗书或身怀绝艺的非凡才士，于幕主工作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因而，幕主不仅在经济上资助他们，解决他们养家与养老的后顾之忧，而且许多有文化远见的幕主对于幕僚文人的扬名和留世也多给予关注。遗民王世桢（1626—1693），追随永历抗清，易代后留居岭南，萧瑟落魄，无以为生。惠州太守宝坻王紫铨煐延之惠州，教授其子立安、叔宛、季如及两幼孙。卒后，王煐撰《哭础臣兄》八首，其一曰：“五十年来汗漫游，罗浮双峤拟归休。”并出资为之营葬故里，而在罗浮为之修筑衣冠冢。吴绮入幕，乃因为贫无治宅，吴绮《听翁自传》曰：“癸亥游粤东，制府吴留村赠以买山钱归。”康熙二十三年（1684），吴绮在广州吴兴祚幕府已两年。徐此时亦在吴幕，是年徐离粤，临别众人为之送行，徐有《再叠前韵留别席间诸公》后注：“时园次亦欲言归。”又有《次韵奉赠吴湖州园次》曰：“草堂资就应归卧，何必看囊有一钱。”劝说吴绮，幕府修资只要足够买个庄园了就应归里，不必留恋幕府。是年八月，吴绮《林蕙堂文集》辑成，吴兴祚为之作序，并捐资助刊。如果没有吴兴祚的慷慨捐助，我们今天可能就不知道“红豆词人”为何许人了，更无缘看到保存了清初大量士林资料的《林蕙堂文集》（二十六卷）。康熙二十四年（1685），吴绮用吴兴祚所赠金银回扬州购置庄园。吴绮《听翁自传》载湖州知府任上被罢后，游幕岭南，“制府吴留村赠以买山钱，归得粉妆巷废圃居焉。又以钱二百缗。得东陵田七十亩，种秫与豆，足供半岁食”。其词《金缕曲·送吴听翁移家黄子陂》曰：“昨日名卿东海畔，恰归来、清俸能分赠。”言吴绮归来，“名卿”分俸，所指即两广总督吴兴祚。从此，吴绮便拥有了自己的一方庄园，年老无忧。为了表达敬意，他特别请著名画家陈玉璂为自己的园林绘图，并亲自题诗，然后，将整册画遥寄岭南吴兴祚，以示对吴总督资助的感激。

此外，明清尚有许多借绘画占卜等技艺为高官所聘入幕献艺的名士。嘉靖年间，抗倭幕府成为文人云集的中心，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集》卷三《抱耒堂记》云：“古豪杰处显晦之际，莫不有所托迹，或渔钓射猎牧豕屠狗卖浆负局。”正是高额修金，强烈地吸引着那些科举官场之外的文士们。昆曲名伶苏昆生与说书艺人柳敬亭即凭借卓越的演唱艺术为左良玉聘入幕府献艺，为此，吴梅村特撰《楚两生行》加以颂扬。无锡画家华胥，字羲逸，以善画仕女被川湖总督蔡毓荣聘入幕府，华胥《忆秦游》载：“访夏于涧，善琴，向在荆南幕游，甲寅（1674）闻警同归。”临战逃离，对于一般的参战士兵来说，一旦被抓回，则是杀无赦的死罪。而在大战将临之际，华胥和夏于涧趁机逃跑，总督任其所往，并不追究。这说明，对于许多才艺之士来说，他们入幕仅仅是谋求个人经济方面的收入，而非基于家国民情的高尚道德责任，他们入幕并非出于军事激情。未知蔡都督如何看待此类“逃兵”，他们在烽烟燃起之际顺利逃归的事实说明，在军幕中他们并没有被视作军人，而仅仅是作为活跃军队气氛的艺人，所以，当战争来临之际，遂其去就。同时这也说明，幕僚人员的身份是自由的，因为幕主私人所聘，既不受军纪的约束，幕主亦没有对幕僚施行法律制裁的权力。华胥的例子证明了传统儒家观念的一种悖论：当个体的生命遭遇危险时，所谓的忠义都不复存在了。这个悖论在下文的许九日的经历中再次得到证明。云间许九日，因才被浙江巡抚范承谟聘之入幕，沈受宏《送许九日赴浙抚幕序》云：“抚浙江而贤者曰范公，求士于幕下，得其才者曰许先生九日。二先生者皆娄人，而九日以能诗名一时。走重使，具厚币，迎以为客。”许旭（1620—1689），字九日。陆桴亭、许九日在幕府均受到礼遇。后许九日随范承谟赴福建任。当耿精忠反清前夕，许九日借口辞幕而归，得以逃离战场，保全性命，而范承谟则死于兵难。苏州艺人章文以刻图知名天下，正德间被宁王朱宸濠聘至府第。当严嵩入阁，章文随被聘至严嵩相府，长达四年之久。晚明著名说书艺人柳敬亭，被著名将领左良玉延至幕中，给予极高的待遇。易代后，被大宗伯龚鼎孳聘至京师龚府，直到龚宗伯过世，柳敬亭方离京南下。王翘，字叔楚，嘉定人。王翘以画艺游幕府，并未参与幕府的军事行动，朱彝尊目睹王翘非凡的绘画技能。隆庆六年（1572），王翘卒，其幕主徐学谟亲为之撰《王山人墓志铭》《祭王叔楚文》。宣城查之恺，字惟勋，康熙初任东莞水师营守备，上元才士凌天杓以善画客查之恺东莞幕府多年。屈大均《答凌天杓》有“丹青知绝诣，凭尔画嫖姚”。自注：“凌善画，在查将军幕。”[14]康熙十二年（1673），许三礼任海宁知县，幕中即汇集了许多专以“艺”入幕者。他们处于政治边缘，以艺而游。官员私衙所招，借琴棋书画、金石或星占卜医法术等，以充实幕主的精神生活。徐中行《张生从梁舍人游岭南檇李舟中和赠》曰：“翩翩裘马壮游心，画手仍高子墨林。但得向平寻五岳，宁论陆贾赠千金。”张生为画家，随梁舍人赴岭南，应专职为梁舍人绘画。顾文渊（1647—1697），字文宁，号湘沅，又号雪坡、海粟居士，常熟人。擅画山水，写枯木竹石。游食四方，赖以资给。徐学谟《徐氏海隅集》卷十三《苏郡丞席上观籜冠生书画》即写在苏州县丞的酒席上观看画家“籜冠生”即席作画的场景。无锡印人陈瑞生，字朝喈，秦松龄《陈朝喈诗序》云：“予从军汉南，君以幕府之辟，至烽烟蔽江，上炮车轰，日夜不绝，顾相与凭眺赋诗，沉郁顿挫，视昔加壮。”陈瑞生即凭其印艺为川湖总督蔡毓荣所知，聘之入幕，与秦松龄共事。计东《都门三子传后序》云：“彼三子抱磊落不可羁之才，终其身侘傺厄塞以殁，既无攀援气势之力可以贻其子孙，而又未尝著书立说可垂空文以自见。”感慨三子游都门而不遇的悲剧，基于此，计东在《赠徐山仿序》中专门探讨人生的际遇问题：“士之甚不遇者莫若有明以来，格于令甲、束以章程，既不许若汉之上书天子，从公卿荐辟以自进；又不许若唐之自干主司及宰相，或授官从书记于幕府；又不许若宋太学生之得参论朝事斤斤焉、靡靡焉。童子日佔毕乡塾，由郡县而升之学使者，不遇则老于童子科已耳。诸生日执业庠序，三岁而试之棘闱，不遇则老于诸生已耳。”[15]在计东看来，士人之遇的机会，全在于所遇到的幕主的贤愚，并不在于士人本身的才能，直接将个体的命运与幕府相连接。因此，许多文士由于遇主，最终科举登第，踏入官场。这份耐心和执着如果没有幕主的经济支持，将不能实现。而对于那些最终没有及第的文士来说，游幕则是他们改变生活境况的前提和保障。邢台宋登春以画艺游幕于高官幕府。徐渭入胡宗宪幕，靠游资改变穷境并成为历史上知名的文人和画家，且以代笔所得巨额润笔购置别墅——青藤书屋。

陈允衡（1622—1671），字伯玑，号玉渊，江西新城人。以选文知名。流寓扬州，谋求其与李云田合作编订诗集《国雅》的刻资。遇旅居斯地的山西武乡程昆仑、扬州司理王士祯、两淮盐政胡文学。诸名士捐俸资助陈允衡，助刻《国雅初集》。王士祯亲为撰序。为感谢王渔洋的资助，陈允衡特在《初集》中收入渔洋诗214首，仅次于给他更多经济援助的大宗伯龚鼎孳（230首）。画家龚贤在扬州结交诗友、画友，复苏扬州的文化活动。据《草香堂集》记载，龚贤提及的文友有六十余人，余者所涉尚不在少数。如周亮工、胡介、张养重、孙枝蔚、陈伯矶、陈允衡、查士标等人皆与龚贤过从甚密；王士祯、朱彝尊、吴伟业、黄周星、黄白山、张大风等亦与之有深交，而这些文友、画友大多结识、交游于扬州。时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十九岁高龄的龚贤受孔尚任之邀，由南京直赴扬州“秘园雅集”。这次由孔尚任组织的集会，不但有春江社友王学臣、望文、卓子任、李玉峰、张筑夫、彝功、友一，尚有吴绮、丘柯村、蒋前民、闵宾连、闵义行、陈叔霞、张谐石、倪永清、李若谷、徐丙文、陈鹤山、钱锦树等长期寓居扬州的文化名人。这次集会，亦有龚贤、查士标、石涛三位著名画家，各路英才欢聚一堂，传为艺坛佳话，同时证明了易代后扬州文化迅速复苏。邢昉（1590—1653），字孟贞，一字石湖，江苏高淳薛城人。有《宛游草》《石臼集》。与施闰章友善。邢昉殁后，施闰章为辑其诗以传。王渔洋以不得其为友为恨。当王渔洋任国子监祭酒时，恰逢李姓同乡出知高淳县，遂请李县令寻访邢昉的后裔，知其老妻稚孙，茕茕孤寡，遂脱赠三百金，为置腴田百亩。

清初，许多汉族封疆大吏和朝野大小官吏，大多由明朝而来，尽管已经身仕新朝，但他们多怀有旧朝情结。对一些汉族官员来说，保护关怀遗民友人，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他们由于多种原因出仕异族政权而造成的心灵愧疚。帮助困境中的遗民，成全其气节，是多少良心未泯、善意尚存的汉族官员的心愿。傅山、方文、方以智、顾炎武、孙奇逢等学识渊博的遗民，即被人们视为精神和文化领袖。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受到新朝官员的大力资助，他们的学术活动也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他们的经济赞助。经济的支持和政治的遮护，成为清初遗民文学活动取得巨大成就并最终走向繁荣的必备条件。

傅山的文学活动与仕清官员也密切相关。顺治间，当傅山因涉嫌反清入狱后，时任山西布政使的魏一鳌力证傅山清白而终使傅山以无罪获释。事实上，当朝廷审讯时，指魏为证人实乃傅山的灵机“诬告”，但魏却敢当所“诬”，挺身而出。魏一鳌，字莲陆，别号海翁，自号酒道人，直隶新安人，崇祯壬午（1642）举人，官忻州知州。顺治二年（1645）被迫赴举，授山西平定州知州。顺治九年（1652），山西天灾，应傅山之请，魏一鳌下令免除了本不在免税名单中的傅山在山西忻州的土地税。顺治十年（1653），魏一鳌在太原郊外的土塘村为傅山购置别业。陈上年，顺治至康熙初任泾固道兵备，山西雁门道兵备使，尽管他本人极少有学术活动，但他对遗民学者的经济赞助却为他赢得极好口碑。他豁达大度，尤好交游，以热情的学术赞助人而知名。当曹溶离职回乡后，曾一直得到曹溶资助的学者朱彝尊又因曹溶的推荐入山西布政使王显祚幕府，并受到礼遇和尊重。顺治年间陕西合阳知县王又旦（1636—1687），字幼华，号黄湄，郃阳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至户科给事中。任湖广潜江知县期间，王又旦捐资为陕西遗民诗人孙枝蔚修筑别墅——焦获寓楼，使孙安心于湖广采集当地民歌。康熙十二年（1673）秋，顾炎武在山西汾州介山修筑别墅竣工，其在京城任高官的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同撰《为舅氏顾宁人征书启》云：

舅氏顾宁人先生，年逾六十，笃志五经，欲作书堂于西河之介山，聚天下之书藏之，以贻后之学者。……伏维先达名公，好事君子，如有前代刻板善本及抄本经史有用之书，或送之堂中，或借来录副，庶传习有资，坟典不坠，可胜冀幸之至。

排除甥舅间的血缘亲情，以顾炎武当日在士林的文化声望，以徐氏三兄弟在康熙朝的显赫政治地位，他们联名以布告天下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集古籍的文化行为证明了一个蒸蒸日上的新政权对遗民文化学术活动的积极支持。王渔洋司理扬州时多有赞助文学之举，曾极力资助邹祗谟编选词集《倚声初集》，又支持遗民孙默搜集并刊刻《国朝名家诗余》——迄今所知清代最早的一部规模宏大的词总集，对于清初的词学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

仕清官员不仅给遗民们提供经济资助，他们也力所能及地为旧王孙们提供政治遮护。顺治九年（1652），魏一鳌力平发生在傅山家中侄婿暴死的人命案件，使傅山化险为夷。龚鼎孳鼎力相助过无数被逋遗民。顺治十一年（1654），傅山因涉嫌参与组织反清活动被捕入狱，一年后以无罪获释。这即是清初著名的“朱衣道人案”。除了傅山友人的努力斡旋外，身居朝中要职的龚鼎孳、山西巡抚孙茂兰均是傅山安全获释的关键人物。龚鼎孳并因为遗民无罪辩护而被弹劾贬职。同时，当顾炎武被捕入狱后，龚鼎孳、徐乾学、魏裔介等朝中大臣极力斡旋，终于使顾以无罪获释。顺治年间，两淮盐课御史姜图南幕府，多有遗民前来投靠，“饥则饷其粟，寒则衣以裘”，新朝官员的遗民情结使得当时大批誓做遗民的人不远万里投奔而来，有的一住便是十余年。

大量的历史文献都有记载，清初的官员不但积极赞助著名的遗民学者，其中有些人还成为旧遗民的门生弟子。遗民孙奇逢移居河南辉县苏门后，魏裔介和汤斌等清廷官员便拜孙为师，自称弟子。种种事实证明，新朝官员对旧遗民的资助成为清初政治与文学活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如果没有汉族官员的这种积极态度，如果没有汉族官员对遗民文学文化活动所提供的经济支持和政治遮护，那么，清代文学就不会于清初即得到全面复兴，如果缺少这些援助，清代文学至少不会如我们今天所见的如此光芒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