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中国在东方屹立几千年不倒，与其说是归功于帝王的强权统治，毋宁说是主要归功于蕴藏于民间的社会价值和学者官员的治理。”[1]这是20世纪美国著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所论证的中国古老而强大的原因。一语揭示了中国政治的本质问题，可谓真知灼见。其中“民间的社会价值”则是历代统治者灌输给民众的儒家伦理，而“学者官员的治理”则主要得益于官员所聘用的得力助手——幕僚。

儒家教育人们，人生的价值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从儒家的价值观还是个体生存的基本需求来说，对于奔波于科举的落第才俊和致仕退休或由于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官场的文人学士来说，入幕即是“齐家治国”的理想途径了。具有强烈的政治热情而被政治边缘化的这些饱学文士，入幕不仅可以获得束脩养家，还可以利用幕府优越的环境从事文学交游，借助于幕府的独特环境，完成自己的文学使命。谋取衣食，是文人入幕的主导动机。在此之上，可以间接实现齐家治国的理想，满足作为读书人的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游幕可以使他们有机会结识同时代的名流，开阔自己的眼界，并有可能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这对扩大游幕学人个人的影响，对他们个人的发展，非常重要”[2]。近年来，幕府与文人游幕作为新的学术热点不断地引起学界的关注，相关论文论著不断问世。历朝历代，无论朝佐长短，无论中央政权中心位置的迁移与变化、朝代风俗之不同，从中央到地方，都置有或大或小的幕府。幕府文化及幕府文学由此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目前，有关唐代的幕府与幕府文学最为引人注目[3]，其原因在于唐诗的高度。其后，明清是幕府及幕府文学的高峰期，虽然幕府文化十分活跃，但幕府文学因缺少唐诗的气象而为后世文学研究所忽略。

清人平步青《霞外捃屑》云：“幕友，不知始于何时，意者明末国初。”明初，各地方行政机构均设幕府属官，该官自能起到辅佐长官之治的作用。然而由于幕主自由征聘人才权力的缺失，明初幕职，未能形成风俗。洪武至正德年间，游幕者寥寥无几。从明代中期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聘幕之风迅然普及。朝廷大臣为稳固政治地位，开始公开聘请幕僚作为私人助手。上自内阁首辅，各地总督、巡抚或提学道司，下至普通官员、知县，无不需要自己聘请佐治助手，幕府风习迅速蔓延。明清易代后，幕府聘幕呈风靡之势[4]，“幕友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5]。幕僚成为清代官府的主要群体，数量远超朝廷任命的官员。

沿明之习，清朝为了稳固江山，几乎将所有明朝的政治制度文化措施全部继承下来，外族统治汉族，除了不得不多重用汉族官员外，清朝大臣延宾入幕蔚然成风。由此，不仅满洲官员，汉族官员由于政治的需要也大批聘请私人幕僚佐政。龚鼎孳、冯溥、冯铨、曹溶、魏裔介等大臣都广揽幕僚，以至于作为一种官府的文化现象引起朝廷关注，到雍正元年（1723）即有令各省督抚举荐幕宾之谕：“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夫今之幕客，即古之参谋记室。凡节度观察等使赴任之时，皆征辟幕僚，功绩果著，即拜表荐引。彼爱惜功名，自不敢任意苟且。嗣后督抚所延幕客，须择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将姓名具题，如效力有年，果称厥职，行文咨部议叙，授之职位，以示砥砺。”[6]在满汉共同执政的朝廷中，几乎所有的满族官员、汉族官员都广招私人幕僚，从京师至州府县邑，幕僚的发展如火如荼。地方府、州、县等各级官府的胥吏大批涌现，文人游幕遍及全国，到清朝后期出现了垄断中国各路衙门的“绍兴师爷”。其中，“师爷”即对衙门幕僚的特别指称。因江浙尤其绍兴府一带的文人较早以刑名、书启作为终生职业，而且影响日益扩大，遂冠之以“绍兴师爷”之称。其实，整个江南地区大批文人学士从事幕僚之职，遍及全国各地。“捷宦之径一变而为大隐之乡，时为之也。”[7]至乾隆年间，师生亲友、父子祖孙，几乎垄断了中国各政府衙门，官员不断更换，而佐政幕僚则相对稳定。一直到民国时期，仍是不同军阀不同幕府控制中国政局，晚清民国是中国幕府的极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