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文尚书》研究综述

第一节 “《古文尚书》伪书”说成为学界主流意见[1]

《尚书》辨伪，自汉代已经显露端倪。《汉书·儒林传》记载：

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

汉成帝时，东莱张霸采辑《左传》等传世文献，伪造102篇《尚书》，文辞浅陋。成帝命人以中秘本校之，其伪造之事遂大白于天下。汉武帝时，民间又有人献单篇《泰誓》，亦非其本经。后来，张霸所献“百二篇”也亡佚了。本书所讨论的辨别真伪，则围绕梅赜所献《古文尚书》25篇展开。

一 宋代“《古文尚书》伪书”说初现端倪

东晋时期，《古文尚书》被立于学官，置博士。唐贞观年间，孔颖达等学者奉诏编纂《五经正义》，其中《尚书正义》即以孔传《古文尚书》为底本，其后成为钦定的科举考试书目。上至经筵讲习，下到民间私塾，“晚书”在当时社会上广为流布。在形塑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层面，它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东晋至隋唐，六百年间，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列为官学，并未引起学者的怀疑。

（一）吴棫与《书裨传》

两宋时期，辨伪疑经思潮兴盛。吴棫，字才老，祖籍福建建安。南渡之后，他撰《书裨传》十三卷。吴棫对《古文尚书》质疑，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细致比对今文、古文的差异。他说：

伏生传于既耄之后，而安国为隶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简之内，其不可知者盖不无矣。乃欲以是尽求作书之本意，与夫本末先后之义，其亦可谓难矣。而安国所增多之书，今篇目俱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屈聱牙，至有不可读者。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为二体乎？其亦难言矣。[2]

吴棫首倡《古文尚书》伪书说[3]，他的依据是《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文体难易有别，辞气明显差异。《今文尚书》诘屈聱牙，晦涩难通，《古文尚书》反而文从字顺，平缓卑弱，难免有作伪的嫌疑。四代之《书》，作者自然不同，怎么会因为伏生和孔安国，而成为两种风格不同的文体呢？

吴棫又说：“汤、武皆以兵受命，然汤之辞裕，武王之辞迫；汤之数桀也恭，武之数纣也傲，学者不能无憾。”[4]同样是以武力得天下，商汤伐桀之辞从容、恭敬，武王谴责纣王之辞紧迫、倨傲。他怀疑《泰誓》篇之伪，依然是以辞气作为判断的主要依据。

吴棫《书裨传》十三卷，凡总说、书序、君辨、臣辨、考异、诂训、差牙、孔传八篇，考据详博，开启了后儒考辨《古文尚书》真伪的序幕，可惜该书已经失传。朱熹对吴棫经文的辨伪充分肯定，同时又指出其不足：“近看吴才老说《胤征》《康诰》《梓材》等篇，辨证极好。但已看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决，复为序文所牵，亦殊觉费力耳。”[5]在朱熹看来，吴棫已经意识到《书小序》的失误之处，却不够果敢，没有对它展开进一步的考辨。

（二）林之奇与《尚书全解》

南宋林之奇相信“晚书”为真，他怀疑刘歆所见为张霸伪本，殊为无据。但他对今古文差异的解释，有其独到之处。《尚书全解·序》：“余乃伏生之《书》多艰深聱牙，不可易通。伏生之《书》所以艰深不可通者，伏生，齐人也，齐人之语多艰深难晓。”[6]林之奇不仅注意到今文与古文语言风格的差异，而且对伏生《书》艰深难晓的原因，做了解释。伏生传《书》，晁错受《书》。他认为伏生是齐国人，在传授《今文尚书》时羼杂进了齐语，所以佶屈聱牙，文辞古奥。

对照清华简以及郭店简、上博简引《书》，伏生《书》与战国时期《书》类文献的版本非常接近。可知晁错受学于济南伏生，伏生传《书》，也是据版本传授的，并非纯粹口授。齐语羼杂之说，似不可信。

对于《今文尚书》的文辞艰涩，刘起釪怀疑是因为周人用西土岐周方言讲的。[7]清华简《傅说之命》属于《商书》，清华简《摄命》属于《周书》，文辞皆古奥难懂。殷周时期距离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有三千多年。所以我们猜测《尚书》佶屈聱牙的语言风格，更多的是与时代久远有关。所谓岐周方言混杂，以致今文语言艰涩，可能是凿空附会之论。

（三）朱熹质疑“晚书”经传及《书序》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晚年称晦庵、紫阳，徽州婺源人。朱熹注意到辞气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他延续吴棫的理路，强调《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文体存在差异，言语气象卑弱，不似先汉之文厚重有力量。《朱子语类》卷七十八说：“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此不可晓。”[8]《今文尚书》佶屈聱牙，伏生皆背诵记得，而《古文尚书》浅显平易，伏生却不记得，此与常理不合。

《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曰：“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9]又曰：“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10]《古文尚书》此前经传中并无记载，为何在东晋时期突然出现？竹书在孔壁中保存数百年，必然会有文字残损，但《古文尚书》却只字不缺。朱熹从竹简在孔壁中保存情况、东晋以前文献记载的源流，质疑《古文尚书》存在问题，颇有见地。

《朱子语类》卷七十八云：“《尚书》孔安国传，此恐是魏、晋间人所作，托安国为名。”[11]又《朱子语录》卷八十曰：

至如《书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国文字。大抵西汉文章浑厚近古，虽董仲舒、刘向之徒，言语自别。读《书大序》便觉软慢无气，未必不是后人所作也。[12]

《书大序》虽表面上名为孔安国所作，其行文风格软慢无气，却不似西汉文章。对于《孔传》，朱熹说：“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却尽释之。岂有千百年前人说底话，收拾于灰烬屋壁中与口传之余，更无一字讹舛？理会不得！”[13]《尚书》佶屈聱牙，汉儒不能尽释，采取的态度是多闻阙疑。而《孔传》将《尚书》每一句皆训解得清晰明白，这种过分完美反而让人心生疑窦。

朱熹又说：“孔安国解经最乱道，看得只是《孔丛子》等做出来。”[14]《孔丛子》出自汉魏孔氏家学，朱熹怀疑《书大序》“是做《孔丛子》底人一手做”[15]，他已经论及“晚书”与汉魏孔氏家学之间关系的问题了。

据传统的说法，《书小序》为孔子所作。朱熹多次讲述他对《书小序》的怀疑，说“《小序》皆可疑”，否认它与孔子之间的关系。至于个中缘由，朱熹解释说是《书小序》文体软弱，内容颇与经文不合，其成书在周秦间。和吴棫相比，朱熹怀疑的对象进一步扩大，怀疑《孔传》《书小序》及《书大序》皆为后儒伪造。

朱熹对《古文尚书》的怀疑，前后观点也颇为游移不定，像《书大序》的成书时间，就有后汉末、魏晋间、晋宋间、六朝时等不同意见。[16]对“晚书”各部分的态度也不同，对于《书序》痛加排斥，而对经文的态度则相对缓和。《朱子语类》卷七十九：“《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17]宋儒推崇的“虞廷十六字心传”等重要理学观念，大都在《古文尚书》之中。宋儒研究《尚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探求“圣人之心”。朱熹从崇经卫道的角度，反对彻底否定《古文尚书》。他说“《书》有两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18]，朱熹也曾尝试以“《书》有两体”的逻辑，解释今文、古文的差异，委婉地维护《古文尚书》的权威地位。[19]

今文艰涩奇崛，古文平实易晓，如今人语。吴棫、朱熹所言，是读《古文尚书》经传时的真切感受，所以引起了蔡沈、洪迈、晁公武、陈振孙等学者的强烈共鸣，“《古文尚书》伪书”说迅速扩展开来。朱熹虽已看出“晚书”之伪，但出于崇经卫道的目的，态度并不果决。我们不能因为朱熹态度的摇摆不定，而否定其筚路蓝缕之功。

（四）王柏怀疑孔壁古文

王柏乃朱熹的三传弟子，他作《书疑》九卷，对《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并疑之。《古文尚书》出自孔壁之书，而“孔壁之书皆科斗文字”，王柏从“孔壁中书用蝌蚪文字写成”着手，力辨“晚书”之伪。他说：

孔氏之遗书，如《周易·十翼》《论语》《大学》《中庸》之属，皆流传至今，初不闻有科斗之字于他书，而独记载于《书大序》，其张皇妄诞，欺惑后世无疑。[20]

王柏不是否定先王之经，而是怀疑后儒所传之经。他认为，孔子之遗经，像《易传》《论语》之类，流传至今，都不是蝌蚪文字写成。孔壁古文为蝌蚪文字，只见于《书大序》，不见于其他文献，必是荒诞欺世之说。汉初既然“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孔安国又怎能参伍点画、考验偏旁，而把古文隶定为隶书？他兼以夏商时期的青铜器物铭文为参证，认为当时并无蝌蚪文字，所谓颛顼传蝌蚪文字之说，不过是《书大序》作者的附会之辞。

蝌蚪文乃战国古文字，与商周铭文字体明显不同。王柏没有见过蝌蚪文，他不了解文字隶定的过程。更为关键的是，孔壁古文是可信的，王柏没有理清孔壁古文与“晚书”之间的差异。既然“根柢”已失，其论证纰缪显而易见。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舜典》最初并无此28字，乃南齐姚方兴等人所补。王柏指出，“玄德”两字，儒家六经所无，恐出自东晋老庄之学。从语词角度，考证姚方兴补增之伪，颇有新意。王柏于《尚书》“全经而移易补缀”，据己意随意改动经文，则多为后儒所诟病。

（五）金履祥《尚书表注》

金履祥是王柏的学生，他延续王柏的思路，说：

履祥疑安国之序盖东汉人为之。不惟文体可见，而所谓闻金石丝竹之音，端为后汉人语无疑也。盖后汉之时，谶纬盛行，其言孔子旧居，事多涉怪。如“阙里草自除”“张伯藏璧一”之类，如此附会多有之，则此为东汉传古文者托之，可知也。[21]

金履祥认为《书大序》乃东汉儒者所为，其证据：一是文体，“绝不类西汉文字”；二是“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东汉时人用语。金履祥和王柏一样，从文体、语词角度考察《古文尚书》之伪，启迪了此后学者考辨“晚书”的路径。

关于《书小序》，金履祥延续朱熹的推断，否认孔子与《书小序》之间的关联，他认为“《小序》事意，多谬经文，而上诬孔子”。对于《书小序》的作者，《尚书表注》云：

若《书序》果出壁中，亦不可谓非附会者。盖孔鲋兄弟藏书之时，上距孔子殁垂三百年，其同藏者《论语》《孝经》。《论语》既有子、曾子门人所集，《孝经》又后人因五孝之训，而杂引《诗》《书》传记之语附会成书，何为古书皆是夫子旧本？则其为齐鲁诸儒次序附会而作序，亦可知也。[22]

《论语》为有子、曾子等孔门弟子所集，《孝经》是后儒引传记之语附会成书。如果《书小序》是和《论语》《孝经》同出于孔壁，则也可能是齐鲁诸儒附会、杜撰之作。金履祥据孔壁藏《论语》《孝经》，对“晚书”展开反思，颇有启发性。

（六）其他怀疑《古文尚书》者

赵汝谈撰《南塘书说》三卷，其书“疑古文（《古文尚书》）非真者五条，朱文公尝疑之，而未若此之决也”[23]。赵汝谈怀疑“晚书”乃后儒杜撰，态度虽比朱熹更为坚决，但所列证据似乎并未超出朱熹之外。

陈振孙《尚书说》已经不传，我们只能从零星的文献记载中，管窥其对古文的意见。《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云：

考之《儒林传》，安国以古文授都尉朝，弟弟（子）相承，以及涂恽、桑钦，至东都，则贾逵作训，马融、郑康成作传注解。而逵父徽实受《书》于涂恽，逵传父业，虽曰远有源流，然而两汉名儒皆未尝实见孔氏古文也。岂惟两汉，魏晋犹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经传，有援《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诸篇，皆云“逸书”。其援《泰誓》者，则云今《泰誓》无此文。盖伏生《书》亡《泰誓》，《泰誓》后出，云武帝末民有献者，或云宣帝时河南女子得之。所载白鱼火乌之祥，实伪书也。然则马、郑所解，岂真古文哉？[24]

孔安国古文之学，弟子前后相继，以至涂恽、桑钦，贾逵父受古文之学于涂恽，以传贾逵。两汉古文传授的脉络清晰，但陈振孙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说“两汉名儒皆未尝实见孔氏古文”。不仅两汉儒者未见孔氏古文，马融、郑玄所见古文，恐也非真古文。陈振孙没有分清两汉古文与梅赜本古文之间的区别，其所立论进退失据，难免偏颇。但他从文献源流以辨“晚书”之伪，在方法上亦有可取之处。他又说：“夫以孔注历汉末无传，晋初犹得存者，虽不列学官，而散在民间故耶？”[25]陈振孙考虑到“晚书”与民间传流之间的关系，亦颇为难能可贵。《四库全书总目》作者对陈振孙《书》学的评价是，“考定今文、古文，自陈振孙《尚书说》始”。

王应麟怀疑《孔传》，他曾辑佚马融、郑玄之注，以图复原《古文尚书》之真。蔡沈《书集传》“别今、古文之有无，辨《大序》《小序》之讹舛”，其突出特点是每篇注明“今文无，古文有”，或者“今古文皆有”，以区分《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他把《书小序》汇集为一篇，考辨《书大序》《书小序》的真伪、讹误，是朱熹《尚书》学义理与考据并重理路的延续。

综上所述，《书小序》不是出自孔子，《孔传》不是孔安国所作，南宋学者对“晚书”的怀疑渐成风气。当时怀疑《古文尚书》的学者，有吴棫、朱熹、赵汝谈、晁公武、陈振孙、王柏、金履祥、熊朋来等。可惜的是，其中很多人的著作，像赵汝谈《南塘书说》、陈振孙《尚书说》、丁锬《书辨疑》、杨炎正《书辨》等都已经失传。自周敦颐、二程肇始，“运数将开，义理渐欲复明于世也”，宋儒研习经典，主要目的在于即经求理，体认《尚书》中所蕴含的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古文尚书》的神圣地位。文从字顺，佶屈聱牙，宋儒对“晚书”的怀疑，停留在文体、语感体认的阶段，尚未从文献源流、用语习惯上找到足够坚强的证据。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对“晚书”将信将疑，徘徊在尊崇与怀疑之间。

宋儒怀疑“晚书”，其弊端大致有三：一是怀疑对象泛化，质疑古文，并《今文尚书》《书小序》皆疑之；二是孔壁古文与梅赜本未能分开对待；三是妄改篇名、经文。如王柏将《泰誓上》改为“《周诰》”，《泰誓中》改为“《河誓》”，《泰誓下》改为“《明誓》”等。他以卫道为名，根据己意连缀经文，结果却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当时“《古文尚书》伪书”说正值初创之际，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文体差异、辞气强弱、文献源流、词语摘引，明清时期很多辨伪方法的门径，在宋儒那里已经得到初步的揭示。疑端已经开启，真相尚需探索，宋儒凿破鸿蒙，质疑“晚书”的首创之功，不能因此而受到埋没。

二 元明时期对《古文尚书》作伪的揭示

继宋儒陈振孙《尚书说》考定今文、古文之后，元代赵孟頫《书今古文集注》将今文、古文分开编注，泾渭分明。吴澄《书纂言》舍弃古文25篇，只训注今文29篇。他们“幸而觉其伪”，试图以文献体例的差异，彰显《古文尚书》的伪书地位。

（一）吴澄

吴澄《书纂言》曰：

尝读伏氏《书》，虽难尽通，然辞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赜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集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夫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26]

吴澄服膺吴棫、朱熹之说，他认为《古文尚书》平缓卑弱，不像先秦之文。古文晚出，文字无脱漏，语意连贯，前后文毫无龃龉之处，甚为可疑。他怀疑《古文尚书》“采集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可能是搜集群书引文而成，但没有列出翔实的文献证据，来进一步掊击“晚书”之伪。伪书并非完全没有价值，像蔡沈《书集传》于每一篇题下注明今文、古文是对的，而吴澄只训释今文，完全舍弃《古文尚书》，漠视其学术价值，正所谓“过犹不及”。

（二）王充耘

王充耘，号耕野，撰作《读书管见》两卷，其中涉及辨《古文尚书》之伪。他的主要证据：其一，文体不类。《读书管见》卷上说：

《尧典》《舜典》虽纪事不一，而先后布置皆有次序；《皋陶》《益稷》虽各自陈说，而首尾答问一一相照。独《禹谟》一篇杂乱无叙，其间只有“益赞禹”一段，安得为“谟”？“舜让禹”一段，当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当名之以“誓”。今皆混而为一，名之曰“谟”，殊与余篇体制不同（类）。[27]

《尔雅·释诂》：“谟，谋也。”谟，是大臣建言于天子的谋略。王充耘认为《大禹谟》益赞禹一段，称得上是“谟”。其他像舜让禹一段，当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当名之以“誓”。这些都与《大禹谟》以“谟”为题不合。《尧典》《舜典》《皋陶》《益稷》皆有次序，但在《大禹谟》一篇之内，誓、典、谟等文体并见，可谓是杂乱而无序。

其二，“犯重”，指篇章之间语意重复。以《蔡仲之命》为例，王充耘说：

《蔡仲之命》一段，绝与《太甲》篇相出入。言天辅民怀，即是“克敬惟亲，怀于有仁”之说；“为善同归于治，为恶同归于乱”，即是“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之说；“惟厥终终以不困，不惟厥终终以困穷”，即是“自周有终，相亦罔终”之说。吾意古文只是出于一手，掇拾附会，故自不觉犯重耳。[28]

王充耘注意到《蔡仲之命》与《太甲》篇内容多有重复：如“天辅民怀”，即是“克敬惟亲，怀于有仁”；“为善同归于治，为恶同归于乱”，与“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语意接近；“惟厥终终以不困，不惟厥终终以困穷”，即是“自周有终，相亦罔终”。“晚书”出自后儒杜撰，所以在行文上，不自觉地前后文意重复。王充耘眼光独到，观察可谓细致入微。

其三，内容前后抵触、矛盾。王充耘认为《大禹谟》前后叙述有出入，深有可疑。《读书管见》卷上“《禹谟》古文之辨”条：

又说者以征苗为摄位后事，谓其禀舜之命，而其末有“禹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一语。夫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禹安得舍朝廷之事而亲征有苗？舜又安能以耄期之余而诞敷文德？必励精为治，克己布政，使所为有加于前，方可名曰“诞敷”，恐非老年所能。果能之，不必授禹矣。故尝谓《禹谟》必汉儒傅会之书，其征苗之事亦不可信。[29]

所谓“耄期”，指暮年，衰老之年。舜因为年老体衰，所以让禹继位。禹怎能舍弃朝廷之事，亲征有苗？舜既然年老体衰，怎么又能“诞敷文德”？舜必须励精图治，有胜于前，才算得上“诞敷”，但舜已经年老，如何能如此？假如舜果真能如此，又何必让禹来摄政？王充耘充分发掘《大禹谟》的自相矛盾之处，断言该篇出自汉儒附会。

其四，抄撮传世文献引文。《读书管见》“传授心法之辨”条：

《禹谟》出于孔壁，后人附会，窃取《鲁论·尧曰》篇载记而增益之，析四句为三段，而于“允执厥中”之上，妄增人心、道心等语，传者不悟其伪而以为实然，于是有“传心法”之论。且以为禹之资不及舜，必并以三言，然后喻，几于可笑。盖皆为古文所误耳，固无足怪也。[30]

作伪者窃取《论语·尧曰》章，离析四句为三段，在“允执厥中”之上，增加“人心”“道心”等语。王充耘从文体不类、语意重复、内容矛盾、抄撮传世文献等多方面，细致剖析，揭示“晚书”之伪。和赵孟頫、吴澄等人相比，他已经步入实证的阶段。可以说，在元代《古文尚书》辨伪方法推进之中，王充耘走在了其他学者的前面。

（三）朱升

《尚书古文疏证》113条引朱升之语：“今文、古文篇有分合，词有难易。观其文理之相接，则可见其始合而今分矣。观其体制之迥殊，则可疑其彼何独难，而此何独易矣。若是者，自朱子、吴才老固已献疑，而世之大儒亦已有明辨而厘正之者矣。”[31]朱升（公元1299年—1370年），相信“晚书”之伪，本于吴棫、朱熹。观其证据，主要在于体制之迥殊，文辞之难易。

（四）梅鷟

明代真正从学理上迈出关键性一步的，是梅鷟的《尚书考异》。梅鷟，字鸣岐，别号致斋，明正德八年举人，撰有《尚书谱》《尚书考异》传世。[32]梅鷟指出，《古文尚书》的篇数，与汉人记载的《尚书》“逸篇”篇数不同，汉儒从未引用过梅赜本古文。他考辨《古文尚书·君陈》“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尔其戒哉。尔惟风，下民惟草”一句时说：

《缁衣》：“《君陈》云：‘未见圣，若己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郑氏曰：“克，能也。由，用也。”《尚书》无“己”字。《论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圣人也，岂有不引“《书》云”，而攘以为己吐哉？以此观之，一节之中，但“尔其戒哉”一句，乃晋人杜撰，以承上接下，余皆蒐与袭。[33]

梅鷟认为，《古文尚书·君陈》“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袭自《礼记·缁衣》，“尔惟风，下民惟草”，袭自《论语·颜渊》，只有“尔其戒哉”为晋人所杜撰，以承接上下文之用。除了考察《古文尚书》的传授系统，梅鷟突出的学术贡献，在于逐条考证《古文尚书》，详细列出其剿袭的资料出处，抉摘《古文尚书》文献造伪之痕迹，如同抓捕盗者，获其“真赃”。

又如《古文尚书·咸有一德》篇：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

《中庸》“庸德之行”，又以承上文“常德”。又《多士》：“是弗克庸帝。”改“帝”为“德”。“大淫佚有辞”，以“慢神虐民”易之。“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约以“皇天弗保”四字。“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则又敷衍为“启迪有命”至“爰革夏正”。又曰：“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故易之以“慢神虐民，皇天不保”。[34]

梅鷟强调《古文尚书》所有的文句，皆是从先秦两汉典籍中抽绎出来的，“无一书不搜葺，无一字无所本”。他辨伪的目标，是力求把《古文尚书》所有依傍的本源、作伪的痕迹一一摭拾出来。但我们看梅鷟找的例句，如《古文尚书·咸有一德》“夏王弗克庸德”和《中庸》“庸德之行”，“慢神虐民”和《多士》“大淫佚有辞”，这些例句不管语意，还是关键词语，都是有明显差异的。梅鷟把它们强说成是“缀辑、剿袭”，其结论矫枉过正，未免有捕风捉影之嫌。

另外，由于是初创，文献搜集也不甚全面。如对于《古文尚书·大禹谟》“惟口出好兴戎”一句，梅鷟只注意到它和《礼记·缁衣》的关系，却没注意到和《墨子·尚同中》之间的因袭。梅鷟《尚书考异·序》说：

降及东晋，有高士皇甫谧者见安国书摧弃，人不省惜，造《书》二十五篇、《大序》及《传》，冒称安国古文，以授外弟梁柳，柳授臧曹，臧曹授梅颐，遂献上而施行焉。人遂以为真安国书。前此诸儒，如王肃、杜预晋初人，郑冲、何晏、韦昭三国人，郑玄、赵岐、马融、班固后汉人，刘向、歆、张霸前汉人，皆未见。不曰“逸书”，则曰“今亡”，《史》《汉》所载，绝无二十五篇影响，其曰郑冲、苏愉，皆诬之耳。[35]

必须说明的是，梅鷟《尚书考异》虽有其明显疏漏之处：如文献检索的范围仅限于诸经而未广及诸子，断言孔壁《古文尚书》为后儒伪造，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出自皇甫谧掇拾残余之作，没有将孔壁古文与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区别对待等。但他将考据的方法运用到文献辨伪之中，逐句寻绎《古文尚书》蹈袭先秦两汉的材料来源，依据《论语集解》反证郑冲未见《古文尚书》，利用瀍水、积石山等地名，举证《古文尚书》成书在孔安国之后，从《大禹谟》篇指出作伪者变乱《尚书》之体例，真正从实证的层面，落实《古文尚书》确为采集补缀之赝作。

文章风格，用语习惯，既与时代相联系，也因个人因素而有所区别。朱熹所说的语言风格，像“西汉文章浑厚近古，《古文尚书》卑弱平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落实为具体的、客观的标准。和宋元儒者简单地依据内容难易、语气缓急辨伪相比，梅鷟独辟蹊径，在考据方法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简言之，《伪古文尚书》一案，至梅鷟氏才渐趋清晰、明了。

朱琳《尚书考异·跋》说“先生（指梅鷟）则力辨其伪，曲证旁通，具有根据，后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惠定宇《古文尚书考》，其门径皆自先生开之”。梅鷟新颖的学术考证理路，启迪了其后阎若璩、惠栋等学者的研究。质言之，有明一代郑晓《尚书考》、归有光《尚书叙录》、罗敦仁《尚书是正》、郝敬《尚书辨解》，都曾对《古文尚书》做过辨伪工作，而梅鷟《尚书考异》作为第一部专门考察《古文尚书》真伪的著作，其严格的、科学的辨伪方法，引领了当时古书辨伪的新风气，堪称《古文尚书》真伪考证过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

（五）其他学者

郑瑗，字仲璧，他注意到《孟子》引《书》辞气古奥，而古文《伊训》却明白易晓。郑瑗《井观琐言》认为，先秦《尚书》引文与商周青铜器铭文类似，而“无一如古文之易晓者”。他用早期金文作为判定标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在举证上已超越前人。

明人郑晓撰《尚书考》二卷，其中涉及“晚书”之伪。他说：“‘曰若’句袭诸篇首，‘重华’句袭诸《史记》，‘睿哲’掠《诗·长发》，‘文明’掠《乾·文言》，‘温恭’掠《颂·那》，‘允塞’掠《雅·常武》，‘玄德’掠《淮南子·鸿烈》，‘乃试以位’掠《史·伯夷传》，正见其搜窃之踪。”[36]郑晓亦注重从语词方面，揭示“晚书”的剿袭、剽窃。郑晓还怀疑“曰若稽古帝舜”等28字，可能是隋代开皇时期学者做假，而伪托于姚方兴。

总之，元、明时期《古文尚书》辨伪的特征，可归结为三点：一是学者强调区分今文、古文，以体例的差异巩固宋儒的辨伪成果；二是学者质疑“晚书”的态度较为勇决，引起证真派不满，双方之间的激辩已经开启端绪，如梅鷟与陈第；三是研究方法开拓创新，其突出的贡献在于发掘“晚书”剿袭的出处，以证明其伪。梅鷟则在王充耘的基础上，明显有所推进、创新。皮锡瑞称元、明时期为“经学积衰时代”，他说宋、元、明三朝之经学，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37]单纯从“晚书”辨伪角度看，“元不及宋”可信，“明又不及元”，则恐未必如此。

三 清代“《古文尚书》伪书”说成为定论

受宋、元以来疑古惑经风气的影响，清初学者亦重视《古文尚书》的辨伪。顾炎武《日知录》指出，周武王伐商，将罪责限定在纣王一身，而不泛及商人之先王。《古文尚书·泰誓》篇说“独夫纣，洪惟作威，乃汝世仇”，并纣王先世而仇之，与武王克商的既定方针明显不合。[38]《孟子·万章上》引“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称出自《尧典》篇，而“晚书”却将此句归入《舜典》篇，与《孟子》引《书》不符。[39]顾炎武注意到“晚书”可能存在着后儒的作伪，他怀疑先秦无《舜典》篇，启发了后续阎若璩等学者的辨伪研究。

（一）姚际恒与《古文尚书通论》

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对《古文尚书》皆有所怀疑，但清初疑《书》最为果决的是姚际恒。姚际恒[1647—1715年（？）]，字立方，号首源，祖籍安徽新安。他年少时博览群书，五十岁后致力于经传研究，著作有《九经通论》《古今伪书考》《庸言录》等。

姚际恒撰《尚书通论》十卷，专门搜集《古文尚书》之伪。他从文献、史事及制度等多方面考证“晚书”之伪，其对语词使用规律的细密考察，颇具特色。姚际恒说：

某之攻伪古文也，直搜根柢，而略于文辞。然其句字诚有显然易见者，篇中不暇枚举，特统论于此。句法则如或排对，或四字，或四六之类是也。字法则如以“敬”作“钦”，“善”作“臧”，“治”作“乂”、作“乱”，“顺”作“若”，“信”作“允”，“用”作“庸”，“汝”作“乃”，“无”作“罔”，“非”作“匪”，“是”作“时”，“其”作“厥”，“不”作“弗”，“此”作“兹”，“所”作“攸”，“故”作“肆”之类是也。此等字法，固多起伏氏《书》。然取伏《书》读之，无论易解难解之句，皆有天然意度，浑沦不凿，奥义古气旁礴其中，而诘曲聱牙之处全不系此。梅氏《书》则全藉此以为诘曲聱牙，且细咀之中枵然无有也。譬之楚人学吴语，终不免舌本间强耳。[40]

《古文尚书》作伪者并非简单地抄袭传世文献之引文，而是有所选择，有所改编。清儒姚际恒辨伪的独到之处，在于抽绎作伪者改编句法、字法的原则。他说《古文尚书》作伪者故意把不整齐的文句，改为四字句或六字句，以成排比句式；把“敬”改作“钦”，“善”作“臧”等，以显示文辞古朴典雅、佶屈聱牙，掩饰其缀补的痕迹。这种句法、用语的篡改，模仿的是《今文尚书》，却又始终模仿得不像。

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姚际恒与阎若璩会面，“出示其书”，把他的成果交给阎若璩阅览。阎若璩的评价是：“亦有失有得。失与梅氏、郝氏同；得则超人意见外。”[41]由于姚氏的考证，多超乎自己的意见之外，阎若璩“喜而手自缮写，散各条下”，将姚氏的很多研究成果，吸收、纳入到自己的辨伪体系之中。[42]后来姚际恒著述亡佚颇多，其对《古文尚书》的辨伪成果，幸赖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得以保存下来。

（二）朱彝尊《尚书古文辨》

和顾炎武等学者相比，朱彝尊补充的证据更加坚实。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八云：

《传》文之可疑者：安国尝注《论语》矣，《尧曰》篇“予小子履”十句注云：“是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汤誓》若此。”而《传》以释《汤诰》，在克夏之后。“虽有周亲”二句注云：“亲而不贤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而《传》则云：“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传》《注》出自一人之手，而异其辞，何欤？[43]

孔安国曾为《论语》作注，《孔传》既然出自孔安国，那么，两者当出自一人之手。《论语·尧曰》篇“予小子履”等句，孔安国注云“是伐桀告天之文”，认为语出《汤誓》，事在克夏之前，但《孔传》却理解为在克夏之后。孔安国注将“周亲”，训释为管、蔡，“仁人”为箕子、微子。而《孔传》把“周亲”解释为“纣王至亲”，自然便不是管、蔡。“仁人”出自西周，自然也非箕子、微子。同是一个人，训释同样的经文，为何相差如此悬殊？朱彝尊注重从孔安国《论语注》和《孔传》差异的角度，举证“晚书”之伪，其立论相当有说服力。

清儒朱彝尊又说：“至于《贿肃慎之命》注云：‘东海驹骊、扶馀、馯貊之属，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周书·王会篇》，北有稷慎，东则濊良而已，此时未必即有驹骊、扶馀之名。且驹骊主朱蒙以汉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国号，载《东国史略》，安国承诏作《书传》时，恐驹骊、扶馀尚未通于上国，况武王克商之日乎？”[44]据《东国史略》，驹骊王朱蒙在汉元帝建昭二年才建国。孔安国作《传》之时，肯定不会知道此事，怎会将“驹骊”预先写在《孔传》之中？质言之，《孔传》之中，不当有孔安国去世后新设立的地名驹骊、扶馀等。朱彝尊辨伪思路开阔，立论新颖，举证范围更为广泛，其考证颇胜于前人。

（三）阎若璩与《尚书古文疏证》

阎若璩（1636—1704年），字百诗，号潜丘，太原人。欲证其伪，必先立真。和梅鷟怀疑孔壁《古文尚书》不同，阎若璩首先确认孔壁《古文尚书》16篇为真古文。孔壁《古文尚书》发现以后，孔安国汇编整理，将古文改写为今文。东汉后期古文流行，马融、郑玄亦为之作传注。此三人所引《古文尚书》，即真《古文尚书》，将梅赜本《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与之比对，便可判定其真假。阎若璩虽与梅鷟等学者考据方法接近，但他最终能集《古文尚书》辨伪之大成的重要原因，在于他首先确立孔壁《古文尚书》为辨伪之根柢。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一百六条：

马、郑、王三家本系真古文，宋代已不传，然犹幸见其互异处于陆氏《释文》及孔疏。愚故得摘出之，整比于后，以竢后圣君子慨然愤发，悉黜梅氏二十五篇，一以马、郑、王所传三十一篇之本为正。[45]

阎若璩将陆德明《经典释文》、《尚书正义》孔颖达疏等文献中，马、郑、王三人对《古文尚书》的注释辑出，以此作为标准，验证梅赜本《古文尚书》之伪。不仅如此，阎氏又广泛搜集司马迁、刘歆、许慎等学者所引之真古文，指出其与“晚书”的龃龉之处，在更广泛的文献层面上，展现梅赜本作伪之痕迹。

阎若璩精研《古文尚书》30多年，罗列证据128条[46]，分篇数、篇名、文辞体例、文献源流、史实考证、典章制度、天文历法、历史地理等层面，广征博引，多角度考察梅赜本《古文尚书》剿袭、作伪的纰漏之处。从《古文尚书》篇数、篇名看其书之伪，《尚书古文疏证》“言两《汉书》载古文篇数与今异”条：

《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楚元王传》：“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夫一则曰“得多十六篇”，再则曰“逸《书》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西汉者如此也。

《后汉书·杜林传》：“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后出示卫宏等，遂行于世。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郑康成之传注、解，皆是物也。”夫曰“《古文尚书》一卷”，虽不言篇数，然马融《书序》则云“逸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东汉者又如此也。此书不知何时遂亡，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无论其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只此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47]

《汉书·儒林传》《艺文志》及《楚元王传》，皆记载孔安国所整理的《古文尚书》为16篇。东汉杜林漆书，虽曰一卷，但据马融《书序》，该书也当为16篇。从西汉至东汉，从孔安国到杜林，《古文尚书》篇数皆为16[48]，而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为25篇，两者篇数不能吻合。

梅赜本《古文尚书》25篇，依次是《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3篇、《咸有一德》、《说命》3篇、《泰誓》3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孔壁古文16篇为《舜典》、《汩作》、《九共》9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宝》、《汤诰》、《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汉代真《古文尚书》传自孔安国，但梅赜本《古文尚书》与孔壁《古文尚书》有5个篇名不同，篇数相差9篇，明显属于不同的《尚书》系统。

从天文历法、文献摘引看《古文尚书》之伪，《尚书古文疏证》“言古文《武成》见刘歆《三统历》者今异”条：

古文《武成》篇建武之际亡，当建武以前，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其篇固具在也，故刘向著《别录》云“《尚书》五十八篇”。班固志《艺文》“《尚书》五十七篇”，则可见矣。刘歆作《三统历》，引《武成》篇八十二字，其辞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质之今安国传，迥异。无论此篇已亡而复出，相距三百年中间，儒者如班固、郑康成皆未之见，而直至梅赜始得而献之，可疑之甚。即其事迹时日，亦多未合。武王以一月三日癸巳伐商，二月五日甲子诛纣，是岁闰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旁之，所谓“惟四月七既旁生霸”是也……今后出之《武成》，以“四月哉生明”为王至于丰，其说既无所本；以“丁未，祀周庙”，“越三日庚戌，柴望”，又与其事相乖。[49]

孔壁《古文尚书·武成》篇虽然亡佚，但刘歆《三统历》曾有引文摘录。一月三日癸巳周武王出发伐商，二月五日甲子诛杀纣王，四月己丑为朔日，甲辰为望日。阎若璩将刘歆引文与梅赜本对照，发现上古时期干支纪年，说“某日”之前要先说“某月”。《武成》先说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该月二十八日，接着说癸亥、甲子，已经是二月四日、五日，但该篇不冠以二月，不合古人纪时之法。梅赜本《古文尚书》“四月哉生明，王至于丰”，没有依据。“越日”是从本日开始计算的，丁未越三日为己酉，《武成》说“丁未，祀周庙”“越三日庚戌，柴望”，不符合古人记时的体例。孔壁古文有《伊训》一篇，刘歆《三统历》曾摘引“诞资有牧方明”一句。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伊训》无此句，阎若璩据此推断梅赜本《古文尚书》并非孔安国所传。

从文献来源发掘作伪证据，《尚书古文疏证》“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纯出《荀子》所引《道经》”条：

此（虞廷十六字）盖纯袭用《荀子》，而世举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檃括为四字，复续以《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伪古文盖如此。

或曰：安知非《荀子》引用《大禹谟》之文邪？余曰：合《荀子》前后篇读之，引“无有作好”四句，则冠以“《书》曰”，引“维齐非齐”一句，则冠以“《书》曰”。以及他所引《书》者十，皆然。甚至引“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则明冠以《康诰》；引“独夫纣”，则明冠以《泰誓》，以及《仲虺之诰》亦然。岂独引《大禹谟》而辄改目为《道经》邪？予是以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必真出古《道经》，而伪古文盖袭用，初非其能造语精密至此极也。[50]

究竟是《古文尚书》抄袭先秦典籍，还是先秦典籍的出处原本就在《古文尚书》？判定的标准是什么？阎若璩从《荀子》书的体例出发，认为《荀子》引《书》称“《书》曰”，或直接称篇名，此处引用“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称古《道经》，则确定不是来自《尚书》类文献。《古书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当袭用《荀子》之文。又“允执厥中”见于《论语》，阎氏进而推论《古文尚书》“虞廷十六字”当为缀辑《荀子》《论语》两书之文而成。

从地理沿革辨《古文尚书》孔传之伪，《尚书古文疏证》“言汉金城乃昭帝置，安国传突有”条：

因考《汉·昭帝纪》：“始元六年庚子秋，以边塞阔远，置金城郡。”《地理志》金城郡班固注并同。不觉讶孔安国为武帝时博士，计其卒当于元鼎末元封初，方年不满四十，故太史公谓其蚤卒，何前始元庚子三十载辄知有金城郡名，传《禹贡》曰“积石山在金城西南”耶？或曰：郡名安知不前有所因，如陈、鲁、长沙之类？余曰：此独不然。应劭曰：“初筑城得金，故名金城。”臣瓒曰：“称金，取其坚固，故《墨子》言虽金城汤池。”一说以郡置京师之西，故名金城，金，西方之行。则始元庚子以前，此地并未有此名矣。而安国传突有之，固注积石山在西南羌中，传亦云在西南，宛出一口，殆安国当魏晋忘却身系武帝时人耳！[51]

阎若璩认为，始元六年（前81年），初次设置金城郡，此前未有此地名。而孔安国卒于元鼎末元封初，年不满四十，他不可能知道自己去世后设置的金城郡，所以孔安国《传》中竟然有安国去世之后地名，其伪书性质难以遮掩。据《古文尚书·泰誓》，孟津在黄河之北，而《武成》篇“师逾孟津”，将孟津归在黄河之南。同为《古文尚书》，孟津地名竟然差异如此。后世地名出现在前世著作之中，阎若璩据金城、孟津、瀍水等地名透露的信息，力证《古文尚书》“不古不今，非伏非孔”，乃后儒杜撰而成。

细节考辨固然重要，更难得的是确立辨伪的“大本”。阎若璩对于自己辨伪的总体理路，做了细致的说明。他说：

天下事由根柢而之枝节也易，由枝节而返根柢也难。窃以考据之学亦尔。余之辨伪古文，吃紧在孔壁原有真古文，为《舜典》《汩作》《九共》等二十四篇，非张霸伪撰。孔安国以下，马、郑以上，传习尽在于是。《大禹谟》《五子之歌》等二十五篇，则晚出魏晋间，假托安国之名者，此根柢也。得此根柢在手，然后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疏脱，依傍之分明，节节皆迎刃而解矣。不然，仅以子、史诸书仰攻圣经，人岂有信之哉？[52]

清儒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引证文献时，有时衍及旁文，过于繁琐，难免流于细枝蔓节。他注重孔安国、马融、郑玄等学者之间的师徒传授，但没有考虑到汉魏孔氏家学——孔安国家族后裔之间的《尚书》流传，没有考虑到汉代师传与家学并存的情况。

单从一项分析他立论的证据，如以篇数不合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书，或许有商榷的余地，但从整体而言，阎若璩首先确立孔壁《古文尚书》为真实可信，然后将汉代文献记载中真《古文尚书》的内容与梅赜本对照，由根柢至枝节，从篇数、篇目、文体、文辞、官制、礼制、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等层面，多角度抉发“晚书”之罅漏，则考辨允当，证据确凿，“祛千古之大疑，立不败之定谳”，最终成为清代辨伪学的典范之作。

清初学者尊崇宋学，奉蔡沈《书集传》为圭臬。清代中期，考据学兴起，效法郑学，重视章句训诂。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正处于自理学向考据学演进的重要转捩点上。梁启超先生说《古文尚书》二千余年被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上自皇帝经筵、下至蒙馆课读皆无不加以背诵，虽有积疑，但皆有所惮而莫敢断，自若璩此书出而谳乃定。[53]阎若璩使“《古文尚书》伪书”说成为定谳，堪称近三百年来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54]

宋儒重道统，讲心传，所谓虞廷十六字，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宋明理学家看来，是尧、舜、禹君臣相授的不二心法，为文、武、周公、孔、曾、思、孟一脉相承的道统论之核心。《尚书古文疏证》第三十一条云：“二十五篇之书……其精密绝伦者在‘虞廷十六字’……而不能灭‘虞廷十六字’为乌有，犹未足服信古文者之心也。”[55]《古文尚书》精密绝伦者，在虞廷十六字。一旦阎若璩证明虞廷十六字纯粹为后儒袭用《论语》《荀子》之作，则维持理学体系的重要支柱轰然崩塌。此后理学日渐式微，而汉学（考据学）兴起，学风丕变，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将阎若璩列为清代汉学第一人，盖缘于此。

综上所述，历来抉发《古文尚书》伪迹的学者众多，我们并未能全部涉及，只是重点从学术的角度，将南宋至明清学者的辨伪方法、理路予以廓清。《古文尚书》语言平易，《今文尚书》佶屈聱牙，吴棫、朱熹对《古文尚书》的怀疑主要是从体例、语感上入手的。他们的质疑并不彻底，也没有列出切实的证据，但筚路蓝缕，开启了考证《古文尚书》真伪的先声。元明时期，怀疑《古文尚书》的人数并不少，梅鷟、郝敬等学者从语句、文体、史实及传授源流等方面，一一抉发《古文尚书》剽窃的出处，真正将宋人的怀疑落实到学术层面。清代阎若璩认定孔壁《古文尚书》为真，立其根柢，从孔壁《古文尚书》与梅赜本的差异处着手，最终使《古文尚书》公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明清之际，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国家政权颠覆，百姓流离失所，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的知识分子有鉴于此，把经世致用、关注现实社会，作为治学尤为紧迫的任务，于是奋起反击理学的空疏。从唐至宋、明，理学经过学者的长期建构，体大思精，清儒很难从理论体系层面将其推翻。虞廷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见于《古文尚书·大禹谟》，是宋儒理学建构的重要支撑。清儒阎若璩、惠栋等人考证《古文尚书》伪作，使虞廷十六字无所依傍，从文献层面釜底抽薪，为尊汉抑宋、倡明考据学扫清了障碍。

阎若璩之后，程廷祚《晚书订疑》、惠栋《古文尚书考》、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尚书后案》、戴震《尚书义考》、崔述《古文尚书辨伪》、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丁晏《尚书余论》、皮锡瑞《经学通论》等，皆羽翼阎说，服膺“《古文尚书》伪书”之论。摆脱空谈心性的学术弊端，重新回归经典本身，由义理主导转向实证考据，“以经学济理学之穷”，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堪称考据学发展的里程碑，肇启了有清一代学术风气转进的先声。

四 明清时期学者为《古文尚书》辩护之声

梅鷟、郝敬等人对“晚书”的辨伪，严谨缜密，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他们“离经叛道”，对《尚书》经典真实性的怀疑，遭到了陈第和朱朝瑛等学者的强烈反对。自明代开始，证真派与证伪派开启了长时段、多回合的激烈争鸣。

明代陈第撰《尚书疏衍》四卷，公开为“晚书”辩护。他说：

夫《书》之所以贵真，以其得也，足以立极也。所以恶其伪者，以其失也，不足以垂训也。今自天子公卿、大夫、士、庶人服习古文，而犂然有裨于治理，乃不求其精而反苛责之区区疏迹之间，不亦过乎？[56]

陈第认为，《尚书》的价值在“得”，在于“立极”，天子公卿、大夫、士、庶人传习《古文尚书》，有益于社会治理，此为最关键的事。学者不于此着力，反而探求其作伪之迹，则难免有偏颇之嫌。他又说：

二十五篇其旨奥，其文卑而高，近而弥远，幽通鬼神，明合礼乐，故味道之士见则爱，爱则玩，由绎而浸淫讽咏，而服习拟议，以身化裁，以政定事功，而成亹亹矣。[57]

“晚书”辞近旨远，合于圣人之道，士人君子见则爱之，以致政定功成，社会秩序安定。它如果遭到人为舍弃，儒家推崇的二帝三王之道，则无所依傍。陈第主要是以“晚书”服务于社会治理的功用，从崇经卫道的立场，回击梅鷟等人对它的怀疑。四库馆臣对陈第的评价是：“惟笃信梅赜古文，以朱子疑之为非，于梅鷟《尚书考异》《尚书谱》二编排诋尤力，而未能深考源流。”（《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二）陈第指出了“晚书”在维护圣人之教方面的重要价值，而未能在证据方面，对证伪派予以回应。而这项工作，则是由清代毛奇龄等人陆续补充完成的。

朱朝瑛（1605—1670年），字美之，号康流。他撰《读尚书略记》（卷数缺），力倡“晚书”不伪。四库馆臣的评价是，其书“力辨攻古文者之非，殊失深考”（《四库全书总目》卷十四）。质言之，有明一代，学者信奉程朱理学。他们为《古文尚书》辩护，刚刚起步，主要是从“晚书”的价值着眼，而没有从文献举证的角度，做深入细致的考察。

对于阎若璩、惠栋等人的“《古文尚书》伪书”说，清代学者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为《古文尚书》辩护的学者，有郝懿行、陈逢衡、邵懿辰、陆陇其、徐世沐、李塨等。清儒李塨说：

《书大序》曰：“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谓古文皆科斗书，世废已久，不惟人莫能知，即安国亦不能尽知。乃以伏生二十八篇在古文中者，先对读之，以辨其字。因已辨之字又读其他，又得二十五篇，文义可知。[58]

李塨坚信《古文尚书》不伪，至于古文的辞气问题，他解释说孔安国对于蝌蚪文字，也不认识。他只好“以今文读之”，即对照伏生书，识别孔壁古文。今文、古文差别明显，“辨其字不得，遂以义定之”，有些字孔安国无法释读，只能据己意猜测，对古文做了适当的润色，所以“晚书”给人的感觉，是“如出于一手”。李塨结合孔安国对蝌蚪文字的隶定、释读过程，解释今文、古文的辞气差异问题，言之成理，有其可取之处。

在证真派中，最著名的代表是毛奇龄（1623—1713年）。毛奇龄，字大可，学者称之为西河先生，浙江萧山人。他著有《古文尚书冤词》一书，以驳斥阎若璩之说，其文曰：

《书》体无难易之分，惟典、谟浑穆，颂、命庞和，训、诰通晰，誓、诫峻激。每以体制分平险，盖庙堂之上高文典册，自与示师告众者不同。故有谓《盘庚》《大诰》义直意曲，朴锲与募莽兼而有之。且亦时代升降，实使之然。《左传》简整而《国策》悍曼，大、小《雅》至变后则其词反险奥历落，与前迥异。是以《禹誓》《甘誓》尚自坦缓，至商、周加之以桀纵之气。韩愈所云“周《诰》、殷《盘》，诘曲聱牙”，专指商、周言，非无谓也。今不分体制，不辨时代，单以古文、今文较量难易，且谓今文艰涩而古文平易，是岂古文中无《盘庚》《大诰》《多士》《多方》耶？抑岂今文自《盘庚》《大诰》诸篇外，并无《尧典》《皋谟》《洪范》《无逸》所云平易者参其间耶？夫二十八篇中有难有易，则五十八篇中亦有难有易，不必难者属今文，易者属古文也。[59]

古文平易晓畅，而今文艰涩难懂，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学者质疑《古文尚书》是伪书的最初动因。对此，毛奇龄指出古文中亦有像《盘庚》《大诰》《多士》等难懂的篇目，今文中也有像《皋陶谟》《洪范》及《无逸》等语句平易的篇章。韩愈所云“周《诰》、殷《盘》，诘曲聱牙”，用来指商、周两代，则是可以的。如果下至春秋时期，则未必然。质言之，古文、今文要区分时代和文体，不能单据文辞的浅深、难易一概而论。

毛奇龄将《古文尚书》经、传两分，经为真，传为伪，他回应阎若璩质疑的主要证据，是《隋书·经籍志》。《经籍志》记载：“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毛奇龄将“晚书”之经传分开，他强调东晋梅赜所献仅是孔安国的《传》，而不是《古文尚书》的经文。“晚书”经文自西汉传流一直绵延不绝，西晋秘府尚有底本保存，所以它不可能是伪作。

怀疑《古文尚书》的学者，并大、小《书序》一起否定。对此，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辩驳说：

至于梅赜所上，系孔传而非经文。而经文在内者，直记曰永嘉乱后犹存经文，经文在外者，则自都尉朝至桑钦，尹敏至杨伦，太保郑冲至梅赜，皆历有授受，彼我传述，并无伪学。[60]

毛奇龄认为梅赜所献为只有《孔传》，没有《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文永嘉之后仍在流传，线索清晰，只是郑玄等儒者未见。毛氏主张将经传分开，以证古文不伪。对此，清儒皮锡瑞批评说：

毛奇龄好与朱子立异，乃作《古文尚书冤词》，其所执为左证以鸣冤者，《隋书·经籍志》也。《隋志》作于唐初，其时方尊伪孔，作义赞，颁学官，作《志》者即稍有微辞，何敢显然直斥其伪？《志》所云虽历历可据，要皆传伪书者臆造不经之说。[61]

清儒皮锡瑞指出，毛奇龄辨伪的重要证据是《隋书·经籍志》，但其书的撰作时代在唐初。当时《孔传》风靡于世，学者无力怀疑《孔传》之伪。《古文尚书》出现在魏晋时期，而《隋书·经籍志》成书在唐初，从时间上看，不能以后书证明前书——梅赜本《古文尚书》不伪。客观地讲，毛奇龄依据唐初《隋书·经籍志》，不用汉儒训注作为凭证，其大本已失，虽有小得，亦不足以从根本上撼动阎若璩之说。

明代梅鷟撰作《尚书考异》，力证《古文尚书》为伪书，便有陈第为之辩护。清初阎若璩以《尚书古文疏证》重证《古文尚书》之伪，毛奇龄撰作《古文尚书冤词》，与之抗衡，他自比为“抑洪水”“驱猛兽”。可以说，证伪、证真两派搜寻证据，长期的、反复的辩难，已经成为“晚书”学史上异彩纷呈的学术景观。

四库馆臣对清代《古文尚书》辨伪工作总结说：

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搜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62]

继阎若璩之后，惠栋《古文尚书考》、崔述《古文尚书辨伪》、程廷祚《晚出订疑》等继续补充证据，支持阎若璩之说。其后虽有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吴光耀《古文尚书正辞》、洪良品《古文尚书辨惑》等极力为《古文尚书》翻案，但“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经过清代学者之间反复辩难，互相攻讦，“《古文尚书》伪书”说最终成为学术定谳，铁证如山。

以经学方法重新审视理学系统的主张，无异于把程朱理学推到文献考证的学术法庭[63]。清初的辨伪工作，颠覆了长期形成的、人们心目中对经典的神圣信仰，自此，“晚书”跌落神坛，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怀疑、考据之风兴盛，文献的真伪演变为学术研究的核心话题。

五 疑《书》之风的扩大化

魏源《书古微》云：“夫黜东晋梅赜之伪，以返于马、郑古文本，此齐一变至鲁也；知并辨马、郑古文说之臆造无师授，以返于伏生、欧阳、夏侯及马迁、孔安国问故之学，此鲁一变至道也。”[64]阎若璩证实梅赜所献“晚书”为伪，是“齐一变至鲁”，知道马、郑之古文为伪，而返于伏生之今文，是“鲁一变至道”。魏源崇信今文经，所以大力攻击杜林漆书不可信。他说：

考漆书竹简，每简一行，每行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若四十五篇之《书》漆书于简，则其竹简必且盈车。乃谓仅止一卷，遭乱挟持不离，不足欺三尺孺子。[65]

古文写在竹简上，按照每简22—25字，45篇古文必会有一车之多。但杜林漆书只有一卷，杜林在危难之间也不离身，漆书必然不会如此之多。马融、郑玄之古文与孔壁中经一脉相传，是阎若璩立论的重要基点。魏源则直接否定杜林漆书不存在，切断了马融、郑玄与孔壁中经之间的学术关联。

梁启超说：“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得胜，渐开学者疑经之风。于是刘逢禄大疑《春秋左氏传》，魏源大疑《诗毛氏传》。若《周官》，则宋以来固多疑之矣。康有为乃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66]自阎若璩怀疑“晚书”取得成功之后，刘逢禄怀疑《左传》，龚自珍质疑“中古文”，魏源否定马融、郑玄为代表的东汉古文，康有为则直接断言东汉晚出的古文经传全部为刘歆伪造，怀疑之风甚嚣尘上。

清末鸦片战争失利，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国运日益颓废，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在《书》经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他们倡导经世致用，呼吁变法图强，于是今文经派崛起。客观地讲，“刘歆遍伪群经”，不是学术细密考证的结果，而是出于政治层面的考量，是重时务、强中华、御夷狄的治政理念，在学术层面的折射与投映。由阎若璩到崔述，再到今文学派，从怀疑诸子传注到疑经，清儒所开创的古书辨伪之学，成为民国时期古史辨派兴起的重要学术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