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史”可以群：世变与中唐士风的重建
世变对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流传的书籍与出土文献如果能够描画历史的脉络，我们就能够想象某些细节所代表的图景，这些存在想象限度的图景能触发讨论史学的冲动。杜维运认为：“文人学者，发言立论，或驰书友人，每每讨论史学上的问题。此与时代丧乱，或有相当深切的关系。”[43]从为人师到为时代著史，韩愈坐在史馆中自己的位置上，如何将自己的思考诉诸笔下，他的笔下仅仅存留自己的思考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元稹、柳宗元均在韩愈任史官之际和他探讨过史官之问题，并推介甄济及段秀实事迹，两段事迹分别与韩文《太学生何蕃传》《张中丞传后叙》具有同样背景、一般精神，两相对读总觉得似有内在的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与中唐士风的形成关联甚深。
元和八年（813），韩愈并未因为入史职而高兴，元稹《与史馆韩郎中书》很快就送到他的手边。元稹能够想到韩愈，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元稹的妻子韦丛离世，韩愈受托为之撰墓志铭，这是两人交往较早的记录；二是元稹获知韩愈任职史馆修撰，自己所知道的史事找到载入史册的机会，元稹《与史馆韩郎中书》所讲述的内容一定切合韩愈的史官身份。元稹与甄济之子甄逢比较熟悉，听其讲述自己父亲的事迹，读了“注记”发现“缺而未书”，所以就与韩愈对话，希望能够“谨备所闻，盖欲执事者编此义烈，亦永永于来世耳”。元稹写信的出发点就是认为这样的故事需要入史，入史的责任由他传递给韩愈，落到了韩愈的肩上。甄济父子的事迹所蕴含的正是世变中守住气节的原则，如果韩愈以此入史，那么，将能够为本时代提供一个弘扬士风的范例。根据元稹《与史馆韩郎中书》所述，甄济本来隐居在青岩山，大概是天宝中期的事情，其世外高人的形象被朝廷注意，他却“凡十征不起”，与阳城一样，出山担任谏官。“安史之乱”发生之前，甄济被迫到安禄山那里任从事。直到天宝十二年（753），察觉出安禄山“反状潜兆”，甄济立即“乃伪瘖其口，复隐青岩”。待到“安史之乱”发生，安禄山派遣自己的手下逼迫甄济为之所用，甄济则“噤闭无言，延颈承刃，气和色定，若甘心然”，带来的结果是被安庆绪“掳而囚之”。等到“代宗复洛”听说此事，顿时“为之动色”，因为此前“肃宗高其行”，长安收复后，那些在安禄山处任伪职的“受污者”惭愧地见他，他们悔不当初，“莫不俯伏仰叹”，恨不得“即死于其地”。元稹的这封信主要是表彰以甄济为代表的士人于世变之际的高尚气节。讲完甄济的故事，元稹禁不住以甄济与陷贼为官者进行鲜明的对比，比较之后进行议论，议论的焦点是世变前后士人的表现：承平时期的公卿，可以“为鹓为鹭”，一旦赶上世变则“为蛇为豕，为獍为枭”，这样的士人居然是绝对的大多数。而甄济本来只是隐于青岩山的一介布衣，动乱中宁可“延颈承刃”而“分死不回”，他大可不必如此。于是元稹感慨不已：“参古今之士，盖百一焉。”写到这里，意思已相当明确，甄济是士人阶层的代表，能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洁身自好。甄逢是甄济的儿子，过着耕田读书的生活，非常本分，做到了“刻身立行，勤己取足”，在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基础上，能“斥其余以救人之急”，子承父德，这是家族文化承传的结果。促动元稹立即写信的原因很简单，甄逢担心他们父子不会被史官记录在册，想到京城告诉史官，他已经出发了。元稹担心甄逢“仆短马瘦，言简行孤”，京城之大，立足尚难，何况是以小民之身份入史馆，很难实现自己的愿望，于是元稹赶快写信给任史官的韩愈，把希望寄托在韩愈的身上，盼望韩愈能将甄济守节之事载入史册。
收到元稹的来信，韩愈马上回复，《答元侍御书》虽然不长，却言简意赅。韩愈的复信首先叙述了甄济父子的故事，觉得不仅甄济的故事当入史书，他的儿子，甚至为史官提供事迹的元稹，也应该在史书中有所说明。韩愈认同元稹的想法，并应允会将甄济父子之事入史。这封信的末尾有一段话，主要是韩愈对元稹因“抗直喜立事”而遭贬的评价。从这段评价来看，韩愈并不了解元稹，因为元稹并不是“安而乐之者”。不过，韩愈心目中的元稹却是有心人，是居于偏远之地尚能有所作为者，元稹在信中所表达的想法符合韩愈心目中士人的立身之道。如果向前追溯，归结起来，这是韩愈第二次评价元稹，是以复信的方式评价其人。第一次评价是在《监察御史元君妻韦氏夫人墓志铭》当中，叙述元稹参加考试中“能直言策第一”，授予左拾遗，却“因直言失官”；后来任监察御史，“举职无所顾”。白居易此前就认为元稹的事迹可以入史，如此说来，元稹所体现的士人风骨与韩愈以事入史的标准相互契合，所以韩愈会采纳元稹的建议，并给他回信。
给韩愈写信的除了元稹外，还有同样被贬的柳宗元。与元稹一样，柳宗元有《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书后附有《段太尉逸事状》。建中四年（783）发生泾原兵变，朱泚反叛，段秀实当庭以笏板击之，最终被害而死。根据《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的讲述，柳宗元从两个途径知晓段秀实的故事：一个途径是亲自访察，从“老校退卒”中“得段太尉事最详”；另一个途径是在州刺史崔公处，“又具得太尉实迹”。两处合之，便大体完备。这些经实地调查的“逸事”极有可能会湮没无闻，这正是柳宗元担心的事情。如果因为没有告知史官就此失传，是非常遗憾的，这是柳宗元给韩愈写信的原因，与元稹的担心一样，只是获知的途径不同。柳宗元希望韩愈录段太尉的故事入国史，因此面对韩愈发出肺腑之言。其大意是司马迁后，韩愈作为史官应该继承太史公的志向，当年“与退之期为史”，志向一致。而现在是“孤囚废锢”，又“连遭瘴疠羸顿”，极可能“朝夕就死”，处于这样凄惨的境地，实在“无能为也”，故而托付此事与韩愈，恰恰韩愈忝列史职，自己却因参与朝政而被远贬蛮荒之地，这样的对比更加突显出柳宗元此时的栖遑与无助，好在柳宗元还可以把两人当初欲求接踵司马迁的著史使命寄托于史官韩愈。《段太尉逸事状》并不是专门的史书，天宝时期的韩琬、萧颖士、高峻等人曾经著有《续史记》《高氏小史》等著作[44]，但是诸人并未任过史职，故而完成的史著仅属私人著史而已。
与元稹不同，柳宗元不仅仅以书信的形式期望史官将段秀实的事迹入史，还亲自操笔作《段太尉逸事状》，这是柳宗元颇为自负的一篇文章，以其史才叙述段秀实之逸事，自认为达到了其认可的“信且著”。段秀实是儒者中的战斗者，为守节不惜赴死，与甄济的故事相似。《段太尉逸事状》讲述与郭晞相关的故事可见段太尉之勇决；与焦令谌相关的故事可见段太尉之仁心；与太尉之女婿相关的故事可见其廉洁与预见之能力。文章的末节写段秀实认为朱泚要成为叛臣之预判，写处理其女婿接受贿赂一事，可见其过人的智慧。甄济、段秀实、何蕃均不亏大节，应当入史并成为典范人物。柳宗元知道韩愈推崇司马迁和扬雄，《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便有所言及，因而柳宗元屡屡把韩愈与司马迁、扬雄相比，认为韩愈能够成为良史。
将元稹、柳宗元与韩愈的书信放在一起比较早有先例。王佐《鸡肋集》卷九便有所申说，分别述及元稹、柳宗元在贬所“上韩愈书”，将“甄济执死不污禄山”入史，即“存诸史氏”与元稹被贬联系起来，云：“宗元、微之身为逐客，于段、甄分势非所关迫，犹且拳拳如切己事。”[45]柳宗元、元稹均在贬谪之地，分别对江陵、永州“瘴疠之地”有所记述，十年贬谪生活，使他们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损害。即便如此，两人还是未改追求直正之品格，挖掘被遗漏的人事，以载入史册。韩愈、元稹、柳宗元虽然是同代人，年龄差却不小，韩愈要比元稹年长11岁，比柳宗元年长5 岁，这样的年龄差让这两次对话均以韩愈为中心。柳宗元、元稹虽为贬臣身份，但只要史学存在秉笔直书的法度，史官能以直道写史，柳宗元、元稹的建议就会被采纳。上述诸人仕宦生涯中起伏跌宕，无论处江湖之远，还是身居庙堂之高，彼此以直道相许，也就具备了做史官的基本条件。
元稹、柳宗元将韩愈与太史公相比并非偶然，《史记》对于中唐文章学的影响不可小觑。中唐文人用史家之笔法乃是一时风气，如韩愈、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柳宗元均曾模仿太史公笔法写作传记类文章，尽管文体不同，所用的写法却是接受史传传统而形成的。自开元盛世至元和时期，士人经历了数次的世乱，世风为之一变，士风跟着为之一变，对于士人而言，思想的震荡尤其强烈。儒家史学精神作用于士风，在修史中蕴含春秋大义，并以之影响世风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