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议论、诗笔、史才与元和士风之骏发

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士”的传统。“‘士’文化传统虽然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但这一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地，‘士’是随着中国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的。概略地说，‘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但是，秦汉以来的两千年变局中，‘士’又可更进一步划成好几个阶段，与每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密相呼应。”[1]游士的特征在于能够保持人格相对独立且有自己的思想，“游士”一旦过渡到专制政治体制背景下的“士大夫”，所形成的士人群体需要不断进行自我调整，这种调整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被迫的，其目的则是适应新的形势。面对机遇与挑战，追求功利实用的用世倾向自然就会形成，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权嬗变中，一代一代的士大夫持守着“志于道”的理想，并为之增补新的内涵。秦汉以后，虽然政治制度延续、发展着，社会环境也发生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变化，而士人本于“道”的入世追求并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阎步克就认为士大夫政治保持了延续性，历经战国、两汉直至明清，尽管士阶层的风貌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特征还在，并发生着持续性影响。据此，阎步克进行概括和总结，提出“士大夫政治”这一概念，认为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机制，并建构了政治文化传统。[2]即便士大夫可以被定位为“官僚与知识分子的结合物”[3]，也是将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融于一身的特殊角色，两者不分彼此地相会交叉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从身份认证来说，他们与那些纯粹的政客并不一样，士族出身的文化修养对其德行、言语、政事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即便是选择走向政客的路径，他们常常会徜徉于两端而创造出动人心魄的文学文本。

通常而言，唐代标志着一个儒学周期的结束，也被论述为另一个儒学周期的开启，汉代以来以“五经”为儒家经典的思想规训难以发挥作用，过去的运转体系已经开始坍塌，中唐儒士发现孟子，建构以“四书”为新儒家经典的意图并不明显，那些解读经典的努力还停留在开掘的过程中。“中唐”处于唐宋变革期的起点，有学者以唐宋思想转型作为这一时期研究的议题。[4]遭逢世乱必然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化解思想的危机迫在眉睫，需要践行的节操则必然遵守一个普遍认同的标准。有了这样的认同标准，史学、思想、文学的阐发才能寻到贯穿其中的灵魂。赵彦卫《云麓漫钞》云：“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5]此段常被引及的叙述是有意识地针对唐人以传奇行卷而言，通过行卷来展示才情，此事对士人品格的形成所发生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士子们步入仕途之际，经历种种波折，获得进身的是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因蕴含“史才”“诗笔”“议论”而被认可，必定会引导他们此后的人生轨迹，尤其是仕宦生活。学术界自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之后，便有多位学者探讨唐代士风与文学之关系，且有为数不少的开创性研究成果。如陈寅恪进一步申论赵彦卫的说法，科举考试的运行与唐代士人的仕宦就此建立联系，而且从文体学的角度研讨士风与唐代传奇的关系。[6]台静农《中国文学史》设立专题论述了进士科与士风、文士与朋党的关系，多有创获。[7]邓小军则将韩愈、柳宗元的古文气格与儒学复兴的联系作为重点问题加以研讨，梳理出中唐士人循道而行的文学路径。[8]査屏球聚焦于安史之乱中儒士阶层复古士风之新变，以唐学与唐诗的关系为关注点，于细微处抉发士风渐变的端倪。[9]马自力以中唐文人社会角色分析为切入点，以角色的变化分析士人的文学观念对于创作的影响。[10]青年学者杨伯则以复古思潮与中唐思想困局为中心，分析韩愈、柳宗元等中唐士人的心态。[11]上述学人从制度史、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等不同的观照视角展开研讨，为中唐士风与文学之关系研究提供了厚重的学术基础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文学、史学、儒学与士风的关系研究还在继续，罗宗强、左东岭等学者的成果陆续发表，而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掘者却不多，即便有成果，依然是以科举制度为背景的研究，将史才、议论、诗笔这三个要素与中唐士人登科后步入仕宦之途联系起来还不多见，这三个要素与士风的联系尚缺少系统的阐发。本章意在考察中唐贞元、元和时期士风与史才、诗笔的关系，阐述元和士风形成的内在关联，并借以探寻士风与文风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