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各有所指：议论、诗笔与元和士人的阳城情结

既有刘禹锡、柳宗元、韩愈等中唐文学家著文弘扬阳城之德行，又有元稹、白居易等文学家以诗为史，成为阳城形象接受史的重要阶段。以贞元十年（794）为界限，可以寻索这批诗人的成长史。作为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刚刚及第未久，满怀信心地初入宦途，他们锐气逼人，故而旗帜鲜明地追求气节，将志洁行芳的理想化追求放在最高位置，一旦居其位便尽职尽责。他们的记忆中尚存关于阳城事迹的一些印象，或许阳城就是他们触手可及并能够追慕且标榜的对象。

我们将关注的人物首先放在韩愈的身上。自贞元至元和时期，韩愈都留下了与阳城有关的文字，这些文字因身份、因事而可能写法不一，从中却可以看到阳城对于韩愈的深刻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字能够呈现出韩愈对阳城态度发生变化的过程。韩愈述及阳城的著作共有三篇：《争臣论》《太学生何蕃传》以及《顺宗实录》。这三篇文章的文体不同：一篇论，一篇传，一部史。书写涉及阳城而采取的叙述角度各不相同，《争臣论》乃在驳斥阳城，批评其无所作为。这篇专论性文章以四问四答来结构全篇，侧重于以解惑的意图逐步提出自家的论点。开头起笔便质问，提出“阳城是否为有道之士”这个论题，抛出一个具有对比性的场面：“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韩愈进而得出结论，即阳城枉得俸禄，如果不能做到称职便可自行离开。其次为专门辨：“（阳城）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韩愈认为，若有所为不当使人不知。以布衣身份入仕的阳城身为谏官则要力求成为“直言骨鲠之臣”，既然“隐于蓬蒿之下”，因朝廷“嘉其行谊”而居其位，那么就要居其官必守其职，谏官“以谏为名”，以进谏为己任，主上则有“从谏如流之美”。再次则以假设的方式切入论题：假设阳城或许是因不得已而为官，那么就可能“守其道而不变”。韩愈一一举出堪称贤者的例证，再假设阳城“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最后则侧重申辩：“好尽言以招人过。”韩愈的观点是居其位就要谋其政，若无位就以明道自任来处世，期望阳城调整自己以成为“善人”[23]。这是韩愈早期的一篇文章，写于贞元中期，那时的韩愈经过一番磨难才及第，还没有入仕为官，闻知阳城的言行特意撰文诘难，申明自己的观点。《太学生何蕃传》中有一部分内容因何蕃而提及阳城，云：“蕃，纯孝人也，闵亲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诸生归养于和州。诸生不能止，乃闭蕃空舍中。于是太学六馆之士百余人，又以蕃之义行，言于司业阳先生城，请谕留蕃。于是太学阙祭酒，会阳先生出道州，不果留。”因阳城出为道州刺史，太学生何蕃未能留在太学，这篇文章因何蕃的义行欲挽留之，寄希望在阳城的身上，可是阳城尚不能自保，又何以庇护他人。此文并无特别之意，但叙事而已。阳城任职国子司业恰是因“廷诤恳至”而造成的。韩愈是陆贽的门生，不会不知道此事，或许撰文之际，韩愈的脑海里会有陆贽与裴延龄斗争中阳城的形象。贞元八年（792）韩愈入“龙虎榜”进士及第，知贡举者就是陆贽，韩愈曾干谒梁肃，梁肃向陆贽推荐韩愈，韩愈以文章行卷于陆贽方才及第。韩愈对于自己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历史记忆犹新，这段经历会影响到韩愈对阳城的书写，故而不得不提。

《顺宗实录》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唐代实录。关于《顺宗实录》的编撰过程，韩愈所撰《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言之甚详。《顺宗实录》编撰完成于元和十年（815），这部实录将阳城的故事放在开篇，有深意存焉。整部实录是以顺宗为太子时的纪事为中心的，关于德宗朝则叙及阳城的故事，《顺宗实录》是这样记载的：“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权，而左右得因缘用事。外则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以奸佞相次进用。延龄尤狡险，判度支，务刻剥聚敛以自为功，天下皆怨怒。上每进见，候颜色，辄言其不可。至陆贽、张滂、李充等以毁谴，朝臣愯惧，谏议大夫阳城等伏合极论，德宗怒甚，将加城等罪，内外无敢救者，上独开解之，城等赖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龄、渠牟，上有力焉。”[24]这段内容部分采摭入阳城传，部分入纪传之中。自泾原兵变之后，阳城堪称有气节的士人代表，又是以直正而恪尽职守的谏官，如元稹收集的安史之乱中的甄济故事，柳宗元收集的泾原兵变中的段秀实故事，上述二人乃是乱世中的守节者，而阳城恰恰是治世需要的诤臣。韩愈时为史官，以史家身份采摭阳城事迹入史，一旦写进实录流传开来，必然会为士人指出向上一路，从中亦可看出韩愈作为史家的远见卓识。

柳宗元关于阳城的文章共有两篇：一篇是《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另一篇是《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前一篇与挽留阳城有关，所叙是阳城任国子司业之事；后一篇则是以碑碣纪事，言其国子司业任上的功绩。《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的创作时间尚有争议[25]，应当完成于贞元十四年（798），这是阳城外贬道州刺史的时间。太学生以“爱慕阳公之德教”为原因集体上书，希望朝廷能够留下阳城，继续任他们的老师。至少在柳宗元的眼里，阳城留任国子司业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是阳城的存在改变了太学的风气。根据柳宗元的追忆，当年的太学名声极坏，云：“始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植志持身焉。当时说者咸曰：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凌傲长上而谇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经过阳城精心之“导训”，太学之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阳城居太学国子司业之位“可无愧矣”。第二个理由是因为有阳城在太学，“四方闻风，仰而尊之，贪冒苟进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恶，虽微师尹之位，而人实具瞻焉”。关于这一点，柳宗元与韩愈的见解一致。对于太学生的所作所为，柳宗元认为应当入史，记入实录当中，供后人阅读，如他所说“勖此良志。俾为史者有以纪述也”。太学生们的挽留活动并没有成功，柳宗元以《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纪其事，云：“太学生鲁郡季傥、庐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业奔走，稽首阙下，叫阍吁天，愿乞复旧。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诏。翌日，会徒北向如初。行至延喜门，公使追夺其章，遮道愿罢，遂不果献。生徒嗷嗷，相眄徘徊。”[26]太学生未能如愿，只剩下众人失望的场面留在记忆中。这篇堪称“意气淋漓”的文章出自青年柳宗元之手，韩愈、柳宗元在这一阶段对于士风、政事的理解大体上是一致的[27]，这个时间段正是贞元通向元和士风嬗变的关键时期。

《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一文重在记载阳城之业绩，不仅要因其入史，还要撰文立碑，柳宗元对阳城的推崇可想而知。柳宗元是如何叙述阳城故事的呢？首先简述阳城仕宦之履历，从贞元四年（789）召入为谏议大夫说起，突出“廷诤恳至，累日不解”，因进言迁为国子司业。所谓“廷诤恳至”就是指阳城因陆贽与裴延龄之争一事而进谏，表面上因之“迁为国子司业”。这段叙述极为简易，这与碑文的内容有关，碑文叙述的中心是阳城任职国子司业移风易俗的政绩。《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云：“昔公之来，仁风扇扬，暴慠革面，柔輭有立，听闻嘉言，乐甚钟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当职施政，示人准程，良士勇善，伪夫去饰。惰者益勤，诞者益恭。沈酗腆酒，斥逐郊遂。违亲三岁，罢退乡党。令未及下，乞归就养者二十余人。礼顺克彰，孝弟以兴，则又讲贯经籍，俾达奥义。简习孝秀，俾极儒业，冠屦裳衣，由公而严，进退揖让，由公而仪。”[28]因此诸多之举措，柳宗元为之撰立遗爱碣。最后一部分，文章叙述阳城的从政简历，刻意强调其两个职位上的作为，即“为司谏，义震于周行；为司业，爱加于生徒”。这篇文章被史家采摭入传，新旧两《唐书》均有所择取。柳宗元还有《故御史周君碣》一文，体例与《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相同。文中叙周子谅的事迹，云：“在天宝年，有以谄谀至相位，贤臣放退。公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拒书之。公死，而佞者始畏公议。”[29]事颇简略，却掷地有声，与阳城进谏之事相类，比较之下，周子谅“谏而死”的后果是“佞者止”，阳城则因谏而改变皇帝的决策，虽然未能力挽狂澜，却赢得士人阶层的普遍赞誉。《故御史周君碣》完成于贞元十二年（796），恰恰是阳城事件发生的节点，柳宗元的文章是有意而为并有所指向的。这篇文章与同阳城有关的两篇文章联系起来即可看出青年柳宗元追求直正品格的愿望何其强烈，青年柳宗元的心灵世界才能完整地呈现出来。从关注时事中见士人风气，正是贞元时期的士人风气涵养下一代人的精神风貌。韩愈、柳宗元如此关注阳城的故事，并不止一次撰文表彰其气节，对于涵养本人的人格自然会有很大的影响，他们试图以贞元时期为参照，为本时代思想树立典范。这种影响至元和时期，在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独孤朗等人身上均有所体现。由此看来，元和士风的振起与这批青年才俊所经历并记载的阳城故事关联甚深，元和其他士人读罢韩、柳文中的阳城形象，亦会心向往之。

贞元时期与元和时期之间毕竟隔着一个风起云涌的永贞时期，虽然间隔时间并不长，但时代风气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于这一点柳宗元、刘禹锡感触最深。不过，贞元时期的士风对于元和时期的青年文士群体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元稹、白居易是元和士风的代表人物，“沈宋之后，元白挺生”是史家给出的评价，他们蕴史才、议论于诗笔之中，因所处境遇的变化，欲以叙述阳城的故事来伸张士人直正之气节。

元稹在奔赴江陵的途中写有《阳城驿》，白居易有三首提到阳城的诗作：《阳城驿对月》以写景为主，无法据此推断叙及阳城；《和阳城驿》是回应元稹《阳城驿》的和作：《道州民》叙述阳城任道州刺史的政绩。阳城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与他们自家的遭际休戚相关，故而他们所创作的抒情文本往往因人写事，因事及己。元和五年（810），元稹在返回长安的途中，发生敷水驿事件，挨了打又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在赴任的途中，过阳城驿，想到了代表贞元时期士风的阳城。阳城驿是个地名，位于今陕西省商南东陕、豫交界处，阳城是人名，两者本无关联，只有元稹这样的伤心人才会别有怀抱，将自家心绪投射到阳城身上，将阳城与阳城驿联系起来，地名便有了文化寄托，故而元稹写出《阳城驿》，以浇心中之块垒。[30]元稹直接写人，并不是从地名引申出故事，先是叙述阳城的家世及其孝行，因为在这一点上，元稹的成长经历与阳城有相类之处，都是“既孤善兄弟，兄弟和且柔”。这无疑是元稹的关注点。其次，元稹写阳城的“忠信”品格，“栖迟居夏邑”的相关事迹。再转向因其德行及声名而得帝王之征召，入朝为谏议大夫。行文至此构成一个独立的叙事单元。随后元稹进入核心议题，即阳城居官的政事活动，在谏议大夫的任上，阳城已难以养家糊口，先是追求无为，“月请谏官俸，诸弟相对谋。皆曰亲戚外，酒散目前愁。”待到关键时刻，即“贞元岁云暮，朝有曲如钩。风波势奔蹙，日月光绸缪。齿牙属为猾，禾黍暗生蟊。岂无司言者，肉食吞其喉。岂无司搏者，利柄扼其鞲。鼻复势气塞，不得辩薰莸。”薰莸不辨则意味着是非颠倒，阳城挺身而出，“飞章八九上，皆若珠暗投。炎炎日将炽，积燎无人抽。公乃帅其属，决谏同报仇。延英殿门外，叩阁仍叩头。且曰事不止，臣谏誓不休。上知不可遏，命以美语酬。”带来的结果就是“降官司成署，俾之为赘疣”。元稹《阳城驿》的叙事进程与他的关注点有关，出任江陵，尚无地方任职经历，何况贬谪对元稹而言是致命的打击。故而在选择叙事内容之际忽略了阳城任国子司业的事迹，直接略而叙其任道州刺史。元稹实在无法遏制内心的激愤，直言阳城被贬道州政事及小人当道的结果。“终为道州去，天道竟悠悠。遂令不言者，反以言为訧。喉舌坐成木，鹰鹯化为鸠。避权如避虎，冠豸如冠猴。平生附我者，诗人称好逑。私来一执手，恐若坠诸沟。”太学生自发为之送行，元稹不禁感慨万千，发出“为师得如此，得为贤者不”的赞美。关于阳城任职道州刺史的政绩，元稹亦没有多费笔墨，只是用“教化天下道”概而言之，却对其“有鸟哭杨震，无儿悲邓攸。唯余门弟子，列树松与楸”更为关注。原因发出简单，这是元稹与阳城的第三个契合点。第一个契合点是两人的成长经历，第二个契合点是均在敢于直言后因事获罪。这时的元稹也在“无儿悲邓攸”，所谓“邓攸无子寻知命”是他自己的诗句。写到这里要落笔了，元稹感叹阳城终于贬地，这是元稹最担心的地方。自洛阳至长安，两京是大唐的文化中心，而要远赴的江陵则是瘴疠之地。如白居易所写的阳城的处境，“终言阳公命，左迁天一涯。道州炎瘴地，身不得生归。”元稹的笔下寓有对自家命运的忧虑，白居易则委婉地表述了对元稹未来的忧虑。阳城驿让元稹想到阳城，因述及阳城便会在阳城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这些影子会被放大，成为叙述的焦点，思及自身必会取同而避异。以阳城之冤屈对应自己的冤屈，以阳城之贤德映衬自家之直正，以阳城之经历指向自家之前途。元稹以个人之遭际因地成诗，因贬谪而欲发所感，这些所感的触发点是行至阳城驿，去掉“驿”则移情于阳城，再以诗人的串联回顾了阳城的一生行迹，创作这首《阳城驿》。元稹以诗为史，所叙的阳城故事因以所感为主的景象取舍，旨在突出阳城之贤德，这是《阳城驿》的书写主题，亦是元稹基于此发出的人生况味。

与元稹相对应，白居易酬赠诗中有《和阳城驿》，属于和答诗十首之一。这组诗作需要与元稹诗作对读，白居易是以元稹被贬而建构全篇的。元稹赴江陵途中以纪行的方式就地取材，将叙事、议论与言情互相融合，诗中每每不忘述及自己的贬谪之苦，元白的这两组诗虽然未必被纳入乐府诗的范畴，却也当属于新乐府的延续。细读白居易的和作，毫无疑问是对元稹原作的解题与延展。既然解题就需要点题，这首和诗先叙述写作的背景，因“云是元监察，江陵谪去时”有感而为。接着写元稹之思考及其评价，白居易读毕元稹《阳城驿》，述其写作过程，元稹是因为阳城驿想到阳城这个人，因人而意在言外，难抑制一己情思，于是顿发奇想，要把阳城驿更名为“避贤驿”，故而“因题八百言”。白居易的叙述是写实的，虽然不乏想象的成分，但转入以和作评价原诗，白居易对于《阳城驿》的总体评价很高，认为“言直文甚奇”，细致地总结了元稹诗歌的内涵。白居易认为，元稹苦心孤诣地叙述了阳城之“行”“迹”“道”“节”四个方面内容，以“终言阳公命，左迁天一涯。道州炎瘴地，身不得生归”结之。此外，白居易突出此诗之实录价值，认为这首诗以实录记史的功能不可替代。这是另一种诗史，以诗述史，蕴含史才、诗笔和议论，既向天子进言，又能为宰相、宪臣、谏官、史官提供一个参照的样本。元稹的原诗就事说事，白居易的和诗则荡出主题，表述了对元稹所叙阳城之事迹的高度认同，这从结句“但于国史上，全录元稹诗”的评价性话语中能够看出来。不过，以“但于国史上，全录元稹诗”来写史还是不够的，元稹的叙述内容中至少忽略了阳城任职道州的突出业绩。不过，这不是元稹的关注点，因为他此去江陵是难有作为的。关于元稹未写及的内容，白居易补上了，他的《道州民》专门叙述此事，似乎有意为之。诗云：“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作矮奴年进送，号为道州任土贡。任土贡，宁若斯，不闻使人生别离，老翁哭孙母哭儿。一自阳城来守郡，不进矮奴频诏问。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吾君感悟玺书下，岁贡矮奴宜悉罢。道州民，老者幼者何欣欣。父兄子弟始相保，从此得作良人身。道州民，民到于今受其赐，欲说使君先下泪。仍恐儿孙忘使君，生男多以阳为字。”[31]北宋时期，欧宋修《新唐书》，采摭白居易《道州民》中的部分内容入传，传云：“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罚罚之，宜赏赏之，不以簿书介意。月俸取足则已，官收其馀。日炊米二斛，鱼一大酄置瓯杓道上，人共食之。州产侏儒，岁贡诸朝，城哀其生离，无所进。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尽短，若以贡，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罢。州人感之，以‘阳’名子。”如果将《道州民》与《阳城驿》合而观之，那么阳城的事迹就显得完整无缺，这两首诗应该全入国史，或许白居易的良苦用心尽在于此，也许没有那么功利化。白居易还有《赠樊著作》，将阳城与元稹并举，诗云“阳城为谏议，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轶，举必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国钧。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伸。”[32]谏官、御史官的直正品格再次得到张扬。写到最后，白居易老调重弹，云：“虽有良史才，直笔无所申。何不自著书，实录彼善人。编为一家言，以备史阙文。”[33]希望樊宗师能够秉笔为史，记载阳城、元稹、庾氏、孔戡的事迹。元稹有《和乐天赠樊著作》，认为自己不能列于其中，并叙述自己对著史的看法。《阳城驿》堪称元稹以史传手法入诗之典范，《和阳城驿》《道州民》《赠樊著作》等诗在无意之中用史家之诗笔勾勒士人形象亦是元稹、白居易的一大贡献。

晚唐以降，关于阳城的诗作比比皆是，或是遭遇的士人以阳城驿借题发挥，或者直书主题咏阳城。其中，以借题发挥者多有名作，阳城对于历代士人而言所具有的士风重塑之意义则更为重大。到了晚唐，阳城驿改名为富水驿，小杜即有名篇。杜牧《商山富水驿》有“邪佞每思当面唾，清贫长欠一杯钱。驿名不合轻移改，留警朝天者惕然”之句，一个与阳城同名的驿站改名会让小杜附会论之，其观点接踵元白而生发之。尽管杜牧对于元白诗风并不接受，却因阳城而有同感。北宋初期，王禹偁有诗歌咏其事，诗中有阳城、有元稹、有白居易，也有杜牧。四者合为一处叙之，《不见阳城驿》云：“不见阳城驿，空吟昔人诗。谁改避贤邮，唱首元微之。微之谪江陵，憔悴为判司。路宿商山驿，一夕见嗟咨。所嗟阳道州，抗直贞元时。时亦被斥逐，南荒终一麾。题诗改驿名，格力何高奇。”这是全诗的第一部分，由元稹改阳城驿为避贤邮写起，以阳城、元稹先后贬谪为主线，叙述了阳城故事及元稹与阳城驿的关联。“乐天在翰林，亦和迁客词。遂使道州名，光与日月驰。”这是第二部分，虽然只有两联却突出元白唱和的诗史意义。“是后数十年，借问经者谁。留题富水驿，始见杜紫微。紫微言驿名，不合轻改移。欲遣朝天者，惕然知在兹。一以讳事神，名呼不忍为。一以名警众，名存教可施。为善虽不同，同归化之基。”这是第三部分，杜牧与阳城驿的故事，简述杜牧诗作的内容，强调阳城驿名字的启发意义。“迩来又百稔，编集空鳞差。我迁上雒郡，罪谴身絷维。旧诗犹可诵，古驿殊无遗。富水地虽在，阳城名岂知。空想数君子，贯若珠累累。三章诗未泯，千古名亦随。德音苟不嗣，吾道当已而。前贤尚如此，今我复何悲。题此商于驿，吟之聊自贻。”这是全诗的最后一部分，叙述自己行经阳城驿，旧诗还在，此地已无，进一步抉发元、白、杜所创作的诗歌的历史意义。王禹偁的这首诗以叙事长篇将阳城、元稹、白居易、杜牧与阳城驿的联系和盘托出，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结尾抒发自己此时此地的感慨。大凡仕途坎壈不遇的文士，行经阳城驿都会联想到阳城，借题发挥，以一吐怀才不遇之郁结。清人钱谦益作有《中条山》一诗，中条山乃是阳城隐居的地方，钱谦益从阳城隐于中条山以德行获誉写起，主体内容则构造出阳城身为谏议大夫不畏权势而进言极谏之人格气象，其中有诗句云：“中条山人起伏阁，延英门上飞风霜……延龄不相陆贽免，奋臂坐使唐天回。”自中唐至清末，如果钩稽文献，用心体味遗留下来的关于阳城的文本，能够形成一个有着内在关联的阳城人格风范接受史之大致脉络。

诗笔、议论与史才互相辉映，这些文字从阳城起笔，指向贞元时期之士风。认真阅读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等元和士人关于阳城事迹的书写，不难看出，元和士人从阳城的身上至少提取了四个方面的主题：一是孝道，指阳城居家及隐居中条山之阶段；二是直道，指阳城为谏议大夫因事极谏之阶段；三是师道，指阳城任国子司业而诲人不倦之阶段；四是政道，指阳城出为道州刺史造福一方之阶段。虽则元和士风之振起，并不仅以阳城一人。如萧颖士、李华、权皋、柳镇等人皆有余响传承下来，或以子侄，或以学生，士风之承传总是有迹可求的。但是阳城得到这四位文学家的极力称颂，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尤其是后三个方面对于他们为官、为师、为学、为人皆值得探究，元稹、白居易、柳宗元皆主政一方，将他们的政事活动与阳城相比，可见阳城对他们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