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精神分析特征

弗洛伊德主义在鲍德温解放神学的形成中明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者对性爱的推崇，对理想父子关系一如既往的求索以及作品中梦境的纵横交错固然与其自身的经历密不可分，同时也昭示了精神分析说的深刻影响。鲍德温自身的同性恋倾向使之将其作为爱的最高形态并赋予终极救赎价值，而弗氏则对同性恋表示理解，认为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他在《梦的解析》中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既暗合了鲍德温本人与继父的纠结，又诠释了其文学世界对父子伦理的反复解构与重建。鲍德温对和谐父子关系的求索影射了其与上帝始终不能释怀的纠葛，而“性爱万能论”则公开挑战了基督教伦理的“淫乱”禁忌，触及了“同性恋恐惧症”的敏感神经。穿插其中的梦则是黏合剂般的结构背景，将“性爱”与“父子关系”有机组合在一起，成为鲍德温“宗教理想国”的重要维度，有力彰显其动态宗教观的生命哲学内涵。

一 从《向苍天呼吁》到《比尔街情仇》：性爱万能论

尽管性和爱并非完全是一回事，鲍德温却始终坚持“性爱万能论”，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了性欲，他的可能性、爱的希望也就随之丧失殆尽”。[59]被鲍德温赋予终极救赎价值的爱往往是被传统伦理所不容的“边缘之爱”：婚前性行为和同性恋，彰显了其宗教“理想国”释放人性本真的解放神学特征。鲍德温对基督教神话“童贞女怀孕”的巧妙戏仿使未婚先孕获得了合法性，而其对儿童神性的转移则同时为两种宗教“淫乱”正名，活化出一位充分尊重复杂人性的另类“道德家”的形象。

鲍德温对“童贞女怀孕”的戏仿在历时层面上反映了其宗教观的变化，昭示出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既为现实中的“童贞女怀孕”抹去“淫乱”罪名，又赋之以超越宗教的世俗救赎价值。自传体小说《向苍天呼吁》映射出作者早期背负的沉重原罪枷锁，而“童贞女怀孕”的不同结局则成为“俄狄浦斯情结”的另类表达，是少年的他仇视继父心理的艺术呈现。戏剧《查理先生的布鲁斯》对“童贞女怀孕”的假想与渴望则赋予性爱以宗教般的神圣，具有浓厚的种族政治色彩；寄于性爱“狂欢”的古希腊式“悲剧意识”初露端倪。“童贞女怀孕”在小说《比尔街情仇》中则呈现出更多宗教意蕴的世俗表达，全方位诠释其“悲剧意识”，成为在极限境遇中肯定生命价值的“自由选择”，演绎具有族裔特色的生命哲学。在表现原罪与宗教救赎思想的小说《向苍天呼吁》中，鲍德温颠覆了“私生子不得活”的旧约律法，赋予伊丽莎白与理查德的私生子小约翰以潜在的拯救功能，表征了鲍德温挑战压抑人性的宗教陈规的开端。女主角是虔诚的教徒，在祷告中幡然醒悟，意识到孩子当初对未婚夫的救赎价值。因此，她忏悔的不是未婚先孕的“淫乱”之罪，而是没有向男友透露怀孕的喜讯。这种宗教忤逆肯定的是宗教所不能及的当下救赎，宣告了以原罪为借口的来世永生之荒诞。鲍德温借此建构的“世俗宗教”初露端倪，在《查理先生的布鲁斯》中通过女主角胡安妮塔对怀孕的迷狂得以更富戏剧性的表现。与《向苍天呼吁》同名的男主人公，即胡安妮塔的男友理查德毙命于白人枪下，凶手却被无罪释放。面对无法扭转的种族困境，女主人公并未消沉低落，而是寄希望于理查德的“遗腹子”，将其视为他们真爱的见证与和生命的延续。黑人种族的强大生殖力往往令主流社会望尘莫及，不寒而栗。这个想象中的婴孩因之肩负起种族救赎的重任，隐喻了黑人与白人之间没有硝烟的抗争，是黑人在种族困境中构建族裔身份的象征。因此，胡安妮塔在法庭上公开宣告了其与理查德“性爱狂欢”的神圣，语惊四座，令人汗颜。鲍德温在《比尔街情仇》中将《向苍天呼吁》与《查理先生的布鲁斯》中小孩子的潜在救赎价值付诸实践，使蒂什腹中婴孩实实在在地成为力挽狂澜的“救世主”，现世救赎价值跃然纸上。弗尼与蒂什因此成为约瑟与玛丽的化身，非但摆脱了“淫乱”之罪，反倒因其所遭受的种族磨难成为蒙受神恩者，因为神要借人的磨难彰显自己的荣耀。[60]

上述作品中未婚先育的情侣均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恋人。他们之间只有纯真的爱，其结合绝非只图一时之快的肉欲淫乱。虽无牧师祝福，却胜过徒具形式的明媒正娶。作家通过他们幸福的性体验颠覆了传统的基督教性伦理，也借以建构起新标准，即心心相印的男女双方，既然已死心塌地将彼此交托给对方，那么在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只要不危及他人，都应视为神圣。鲍德温解构宗教权威的魄力凸显了其宗教思想的世俗化性征，旨在为那些被主流价值观边缘化的“局外人”抱不平。兹另类人文关怀通过戏仿基督教神话“童贞女怀孕”得以充分彰显，更确切地说，是那些不在场的小孩子所具有的潜在正能量为其未曾蒙面的父母洗清了“罪名”。

鲍德温通过戏仿基督教神话所呈现的生命哲学在其对同性恋的激赞中得以更充分的诠释。同性恋主题在其第一部小说《向苍天呼吁》中就已经崭露头角，被赋予了宗教般的救赎价值。尤其是小说最后伊利沙在约翰额头上的“神圣”一吻“进一步加强了小说的同性恋主题”。[61]与其说约翰的灵魂得救是因为他皈依了基督，倒不如说是教友伊利沙所具有的神性让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约翰因伊利沙的祷告而变得坚强起来，获得了与黑暗作斗争的勇气和力量，伊利沙的一言一行都让他有一种神圣感。不难理解，伊利沙已经成为约翰心目中“基督式的人物”。[62]鲍德温的第二部小说《乔万尼的房间》则以主人公乔万尼因同性恋情的失败所导致的悲剧从反面表现了同性恋的终极救赎价值，不但彻底颠覆了圣经律法对“淫乱”的界定，而且极大地挑战了时人的伦理道德底线，一个宗教叛逆者的锋芒初露端倪。鲍德温的现世救赎思想由此一发不可收，成为其人道主义宗教观的根脉，宗教的世俗化性征随之愈发彰显。第三部小说《另一个国家》从正面肯定了同性恋的“救世主”地位，是所有作品中该主题表现最充分的一部，兹见于埃力克与维瓦尔多和伊夫之间的情感纠葛。维瓦尔多从未有过这种真爱的超越感受，其穿越时空的神奇“重生”体验彻底颠覆了同性恋者必死的宗教禁忌，[63]诠释了鲍德温“通过无性别差异的爱来救赎人类”[64]的解放神学。

鲍德温在访谈中表示，“我从来不懂 ‘同性恋’一词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并不想因此让人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漠不关心或高高在上”。同时，他又感到对所谓“同性恋现象”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因为他“不得不为其作见证”。[65]鲍德温在同性恋问题上的悖论立场表明，他已在潜意识中将之视为一种客观实在，无须刻意做出任何阐释。所以，对外界强行以“同性恋”为标签来界定其身份，他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进行反抗。[66]鲍德温始终以“见证者”者身份自居，批判外在秩序的虚伪性，强调内在的真实性。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真实性理论认为，所谓“真实性”就是“对本真性的恪守和对社会习俗，甚至那些很有可能被我们当成道德之律条”的东西进行不断抵抗。[67]换言之，纯粹意义上的真实意味着解构传统，释放被压抑的人性本真。鲍德温对同性恋的张扬无疑挑战了主流价值观，严重刺激了“同性恋恐惧症”的敏感神经。正是于此意义上，他的“异教徒”姿态彰显了尊重人性“真理”的“道德家”风范。其“真理”显然是对基督之爱的世俗化重构，对正统宗教神学的大胆亵渎和践踏，“彻底颠覆了传统性别秩序中以异性恋身份为唯一合法身份的价值规范，把男同性恋气质视为男性气质的一种特殊类型”,[68]袒露了对男性气质多元化的认同。

二 从《向苍天呼吁》到《小家伙》：父子关系的求索之路

较之于英国文学中父亲的丰满形象，美国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理想父亲形象的缺失。这在非裔美国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鲍德温的文学世界又堪称其中的典型。从宏观上讲，基督教《圣经》就是一部父子伦理的史诗，而鲍德温的作品总是直接或委婉地表现父子关系的曲折奥妙。是故，两者构成明显的“互文”关系。这既是他本人纠结父子关系的真实写照，又是基督教《圣经》父子伦理的艺术再现。某种意义上，鲍德温的父子关系乃其与上帝纠结的另类言说，从世俗与宗教层面诠释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

在西方伦理关系中，父子矛盾是最古老的范畴，滥觞于《圣经·旧约·创世记》中上帝对亚当夏娃的惩罚。它贯穿人类社会始终，成为潜藏于人类意识深层的一种“惯性”积淀。揭示父子纠葛，求索“父慈子孝”的理想父子关系成为自幼缺乏父爱的鲍德温之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更是不自觉的自觉。鲍德温一生不知亲生父亲为谁，3岁就随母亲到了继父家中，因长相丑陋和私生子身份，受尽继父的歧视和虐待，惶惶不可终日，父爱的缺失令原本苦涩的童年更加灰暗。父子也曾尝试接受对方，但一切努力均以失败告终。鲍德温弃教从文后，始终努力于其文学世界中建构一种和谐的父子关系，以补偿现实中父慈子孝的缺失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但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向苍天呼吁》中约翰与继父加百列的矛盾纠葛纯属鲍德温父子关系不折不扣的艺术再现，自传性不言而喻。鲍德温清醒地认识到，继父的强势很大程度上源于宗教的力量，因此他借宗教之名解构继父权威。这意味着他苦苦追寻的理想父亲形象彻底消失，而父爱的缺失对未成年的孩子尤为残酷。弗洛伊德认为，父爱是孩子免遭恐惧的“避难所”，而孩子的“无助将贯穿整个生命”，因此需要一位始终在场的“更强大的父亲”。[69]自在永在的上帝恰好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是故，从心理学角度看，鲍德温皈依上帝乃是他“扼杀”现实中的父亲之后，到精神世界寻求补偿的一种“无意识自觉”。这种行为策略折射出普遍存在的“父亲的悖论”：成功的父亲不仅为孩子悦纳，还要得到社会的认可，是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相融共生的产物，但客观矛盾往往是，“一方面的成功会以另一方面的失败为代价，但是仅仅一方面的成功并不能造就成功的父亲”。[70]由是观之，鲍德温的继父是一个彻底失败的父亲，他面对白人时阳奉阴违的痛苦丑态为继子深恶痛绝。身为牧师，他并未将基督教的正能量传递给孩子，暴戾的性情像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横亘在父子之间。这位被孩子疏远的父亲可悲地成为家中的“局外人”、社会上的“边缘人”。父亲形象的垮台无形中构成了鲍德温终生的遗憾与纠结，因此转向上帝寻求“庇护”，因为“上帝是安全的同义语”。[71]有鉴于此，鲍德温皈依基督的心路历程实质上演绎了一场父子伦理剧，乃一个弱者寻求庇护的无奈之举，就像继父的宗教热情是希望上帝能够代之报复“恶魔般的白人”[72]一样，其宗教虔诚因之大打折扣。

《乔万尼的房间》对该主题的涉及比较含蓄，着墨不多，但父子的隔阂依旧清晰可见。《另一个国家》中鲍德温采取了不同于前的表现手法，父亲以缺失状态存在，几个不同种族、国籍各异的年轻人之迷茫堕落无不与父亲密切相关。 《告诉我火车开走多久了》和最后一部小说《就在我头顶之上》中父子关系比较平和，因为父亲与母亲的关系比较融洽，孩子毕竟感受到了家的温馨，但父亲的形象绝非儿子期待的那般完美。鲍德温的天命之作《比尔街情仇》将父子关系置于儿子蒙冤入狱的极限境遇，父亲的角色因之显得尤为重要。其实此前因为家庭内部宗教信仰的分歧，父子俩就已属于统一战线了。儿子遭遇不测后，父亲皆尽所能以筹齐保释金，但终不抵沉重的压力而自行了断。这是一个懦弱的父亲形象，非但不能成为困境中儿子的精神支柱，反倒加重了其心理创伤。戏剧《阿门角》和《查理先生的布鲁斯》中的两位父亲都不同程度地令儿子失望，唯一不同的是前者属于鲍德温父亲造型中的叛逆浪子。在众多的父亲形象中，要么暴躁乖戾，要么平平庸庸，往往无法在家庭与社会两个层面同时扮演成功的角色，不能满足孩子的期待视野。唯有《小家伙》中的父亲在两者之间找到了最佳结合点。TJ的父亲虽然只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但在儿子幼小的心灵中，他在家中的对妻儿的挚爱及其在外的担当则构筑了一个父亲的伟岸形象。借此，已过不惑之年的鲍德温之漫漫寻父路暂时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苦苦求索的心灵在文学的虚拟世界中得以抚慰安歇。

三 从《向苍天呼吁》到《就在我头顶之上》：无处不在的梦境

托尔斯泰认为，“在梦中，有比现实更好的一面；在现实中，也有比梦更好的一面。完整的幸福应该是两者的结合”。[73]鲍德温的文学世界就是在梦与现实的交错中展开的，昭示了精神分析的深刻烙印。弗洛伊德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被压抑的性欲的升华。鲍德温对性的激赏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他对包括同性恋和婚前性行为在内的“边缘之爱”的推崇在其文学世界中得以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而弥散其中的梦则成为释放这些潜意识的绝佳途径，是“清醒状态时精神活动的延续”和“愿望的达成”。[74]《另一个国家》中白人青年维瓦尔多虽然一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但迫于世俗道德的压力而不敢“出柜”，该情结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只不过被压抑在潜意识中而已，一旦时机成熟，迟早还会爆发。埃力克虽然是促成其愿望实现的动因，但维瓦尔多酣畅淋漓的同性恋体验却是在梦中开始，在梦一般的现实中完成的。所以，“这曾是一个梦”，但又“不是一个梦，类似的梦境能持续多长？”维瓦尔多不希望美梦旋即破灭，只留下昙花一现的遗憾，所以他“专心致志地要把这一时刻，这一属于他们的时刻带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75]

梦是被压抑的本能之反映，所以它采取的是迂回的表现形式，即梦是本能欲望的“伪装”，具有“显现内容”和“潜在思想”两个层面。前者是梦中呈现的现象或事件，后者是隐匿其后的欲望。[76]梦中满足性冲动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告诉我火车开走多久了》中以相对含蓄的方式得到了延伸。雷欧对哥哥迦来的感情冲动同样是在梦中实现的，原本失落的兄弟情谊在同性之爱中得以弥合，一直被压抑的欲望通过梦这个屏障得以释放，双方心知肚明却避免了清醒状态时的尴尬与自责。

传统精神分析批判将文学艺术与幻想或白日梦相提并论，视之为作者的“幻想透射”。[77]鉴于鲍德温创作的自传性，其文学世界中的各种梦境完全有理由看作他本人被压抑的冲动复活。当然，这种冲动绝非止于上文所提的性欲望，其外延远远超越了弗氏的“泛性论”，指向了现实中各种一度被遏制或无法实现的愿望或精神诉求：《向苍天呼吁》中表现加百列之父权思想的求子之梦，《另一个国家》中表现维瓦尔多因鲁弗斯之死而愧疚不已的恐惧之梦，《告诉我火车开走多久了》中表现雷欧文艺救赎悖论的梦，《就在我头顶之上》中表现霍尔因丧弟而痛苦纠结的半梦半醒的痛苦状态，所有这些一起勾勒出一幅黑人生存境遇的全景图，既具有鲜明的族裔特色，更不乏人生荒诞的存在主义悖论之共性。其中，《告诉我火车开走多久了》在很大程度上既是鲍德温本人创作之路的艺术再现，更是黑人艺术家这个特殊群体在主流社会中身份诉求的举步维艰之真实写照。鲍德温就是这样一个“白日梦者”，对种族歧视和种族迫害不便公开声讨的纠结压抑只好借梦的混乱状态得以释放，由此修复清醒状态所承受的打击创伤。

从对性的高度赞赏来看，鲍德温文学显然是弗氏学说的一个生动注脚，彰显了人类本能的巨大力量。然而，鲍德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没有仅仅局限于此，而是对前辈思想进行充分的挖掘以为己用，更见主观能动性。于此意义上，鲍德温的精神分析无疑是“旧瓶装新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