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学术意义

明代保甲制出现于边患频仍、盗匪蜂起的时代背景之下，是当时重要的治安管理体系，也是重要的户口管理制度。对该制度加以系统全面的研究，厘清其在明代中后期百余年间的发展演变过程，掌握该制度在不同地域的具体实施情况及其对稳定治安局势发挥的作用，不仅可以填补完善研究空白和薄弱之处，纠正以往研究中的某些讹误，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封建时代的州县官府作为“亲民”机关，主要有两大基本职能：一是财政职能，即向民间征集赋税，满足朝廷、各级官府和军队的运作开销；二是治安职能，即对辖区内的民众进行管理控制，打击违法犯罪、维持基层的局势稳定，维护民间的封建统治秩序。这两种基本职能在基层各有其运作体系，一般彼此独立，但相互也有较为有机、密切的联系。无论是赋税的征收还是治安的维护，都仰赖民间的支持，最终都要落实到各家各户，明代官府对于民众丁口推行的编审制和保甲制，目的即分别发挥两者各自的优势，实现上述两项职能。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融会贯通的研究，能够以小见大，生动展现这一时期国家政权在基层的具体运作，反映国家立法在基层执行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揭示封建时代朝廷、地方官府与民间社会的联系与互动，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本书以保甲制的兴起和发展脉络为主线，研究地域遍及明代的东南西北、内陆中心，而侧重于沿海（尤其是东南沿海省份）沿边地域，重点研究上级官府的保甲立法、州县基层推行保甲制的执法和民众对保甲法的实际遵守情况，并将保甲制的发展与当时的其他现象、制度（如里甲制下的丁口编审）结合探讨，难点主要在于保甲制在民间的实际施行状况、保甲制与其他制度现象的联系区别，以及某些术语的解释辨析等。

在具体的研究上，第一，选取最有价值的史料。史料是否原始、翔实、可靠，直接决定结论准确与否。笔者经多方查找，业已获得若干原始性强、内容翔实、保存完好的珍贵史料，如嘉靖《宁波府通判谕保甲条约》、万历《颁〈正俗编〉行各属》等地方官府推行保甲制的原始资料及奏疏等，结合政书典籍、地方志、时人文集等，力求充分发挥史料优势，翔实鲜明准确地还原历史真相。

第二，在研究中采用多元化视角。一方面，梳理上级官府推行保甲制的立法规定，把握该制度在朝廷、官府视角中的地位变化及各级官员对此的相关认识；另一方面，结合具体的地理环境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尤其是通过对重要事件、经典案例的分析，全面反映这一制度在基层的实施过程和效果，揭示朝廷、地方官员、胥役、里甲头目、各阶层民众对于保甲制不同的价值取向。

第三，在研究中力求多学科交融。明代保甲制既是官员治理地方之道，又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一大要点，保甲法规的制订、实施与遵守情况属于法制史范畴，而保甲制作为一项重要的人口管理制度，与人口史密切联系。可见，这是一个涉及多学科领域的问题，因此在研究中需要多种方法交融。

以往有关明代保甲制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待完善之处甚多，本书研究的时间跨度、地域覆盖面较既有成果更长、更广，内容也力求更为具体、全面、深入、准确。鉴于明代中后期内乱外患频仍，沿海沿边地区是保甲法推行的重点区域，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整理利用原始资料，不仅旨在厘清上述地域保甲制在立法层面的制度演变，更着重分析探讨州县基层在执法层面上对于上级官府法规的实施执行，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民众从守法层面上对法规制度的应对等，关注保甲制在具体历史环境下发挥的实际作用。从而能够对这一重要历史现象得出更为全面和准确的认识，同时以小见大，生动展现这一时期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具体运作，反映国家立法在基层执行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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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再版，“民国丛书”第四编第23册，第4页。

[2]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再版，“民国丛书”第四编第23册，第27页。

[3]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再版，“民国丛书”第四编第23册，第4页。

[4]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再版，“民国丛书”第四编第23册，第182页。

[5]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再版，“民国丛书”第四编第23册，第193页。

[6]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再版，“民国丛书”第四编第23册，第194页。

[7] 参见（明）吕坤《实政录》卷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8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225—230页。《保甲书辑要》收录的是清人王凤生改编本。

[8] 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第三章第一节第三部分“保甲制度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8—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