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翁方纲、邓石如故事及其迥异的书学审美取向

康有为对邓石如的推崇与对翁方纲的贬抑恰恰反映了同处一个时代的翁、邓二人书法理念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对峙并非个例，在一些学者看来，它是两种不同书法流派之间的分歧。这个分歧之所以在乾嘉时代开始凸显，是因为那个时代正是碑学萌芽并对传统帖学产生冲击的开始。

邓石如的与众不同虽然在当时的书法圈得到了一些认可，但同时也招致了很多反对的声音。其中訾诋邓石如最激烈者便是时任内阁大学士的翁方纲。《清史稿·艺术传》之邓石如条载：“时京师论篆、分者，多宗内阁学士翁方纲，方纲以石如不至其门，力诋之。石如乃去。”[27]当时的学者张惠言在《与钱鲁斯书》中亦谓邓石如“往年到都下，都下书人群斥之，鞅掌而去”[28]。翁方纲与邓石如之交恶素为书家茶余之谈资，论者或以为翁方纲不容邓石如之因在于其既至京师而未前来拜谒，以致获罪，并以此推断翁方纲之度量偏狭，而又见邓石如不为权贵所屈服之气节；或指陈邓石如之书“不合六书之旨”“破古法”，而为翁方纲所诋，以致其被迫“顿踬出都”。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正反映了传统帖学与新兴的碑学之间的冲突。时隔七年，邓石如回忆起当年在京城之遭遇颇有感叹，并赋诗以记之。丁巳年（1797），邓石如《画师丁君为余绘脱帽图感而成诗》其一云：“京华驰走路三千，行李萧然止一肩。草刺趾高诸宰相，诗坛帜拔众吟仙。惭无异求要青紫，薄有奇书赚酒钱。人世纷纷何足计，看来空处是真诠。”旧时的遭遇还萦绕在怀，难以从心头抹去。

翁方纲长邓石如十岁。翁、邓二人一为朝廷重臣，一为乡野布衣，身份悬殊。乾隆五十五年（1790），邓石如入都之时，翁方纲五十八岁，邓石如四十八岁。史称翁方纲以邓石如之书“不合六书之旨”“破古法”而訾诋之，其实质不外两个方面，一是邓石如之书的结构问题，一是笔法问题，而篆书结体是否合乎六书之旨，是乾嘉时期大多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学人对《说文》的研究解决的正是文字是否合乎六书的规范化问题，而恰恰翁方纲也是其中重要成员。朱筠在《送钱献之坫还嘉定即题其篆秋书屋图》中有“何人目笑指六君”之句，其中的“六君”即当时六位嗜好六书的学者：翁方纲、戴震、陈以纲、王念孙、钱坫、朱筠，时人以其“好为六书”而得名。包世臣《钱献之传》载：“时都中能作篆者唯学翁方纲。”又其《完白山人传》载：“时都中作篆分者，皆宗内阁学士翁方纲。”毫无疑问，翁方纲在乾嘉学者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在金石、文字、书法诸多领域可谓执牛耳者，因此当翁方纲很尖锐地指出了邓石如书法中存在的问题时，以笔法见长的邓石如便处于极其尴尬的地位。

图2 （清）翁方纲篆书《青含秀结联》

显然，邓石如的篆书究竟是否合乎六书之旨即成为考察邓石如书法的关键，而此点也一直存在极大的争议和分歧。一些邓石如的支持者认为邓氏之书并非向壁虚造，其篆隶之法渊源有自。如时人李兆洛评邓石如篆书《阴符经》云：“其文融汇六书之旨，而增损变通之，惜许氏仅存数字，而《汗简》《四声韵》等，多凿空虚造，不可依准也。完白翁此篇，乃仅见之作，意取参古文小篆而用之，行笔则一以《猎碣》为法，可为后来作籀书者规范。”[29]他在《邓完白石如刻印诗》中亦云：“六书得其理，点画咸可仪。”在他看来，邓石如的篆书不仅合乎六书之旨，而且还可以作为师法的对象。再如同为安徽怀宁的清代学者方朔之评语：“吾邑完白山人出，则独立千古。盖结构一本丞相，波折顿宕，又能参以碑额瓦当，故与三代金石之文暗合，而能远绍上蔡绝学心传也。”[30]晚清大儒章太炎也云：“完白之篆，颇亦应矩。”[31]穆孝天、许佳琼所撰写的《邓石如》一书对邓氏之书也推崇备至，该书写道：“我们考察了山人毕生从事的书刻活动，完全可以肯定地认为：不是什么破坏古法，而是做到了集古人之长，熔铸新意，以成其我；不是什么‘不合六书之旨’，而能融汇六书之旨，增损变通。”[32]很显然，这些论述对邓石如的赞誉可谓溢于言表了。

邓石如的訾诋者除了翁方纲之外，还有一些应声附和者。其中包括后来对邓石如有了全新认识的钱坫、钱鲁斯等人。钱坫（1744—1806年），字献之，号小兰、十兰。精训诂，明舆地，尤工小篆。据洪亮吉《北江诗话》载钱坫尝刻一闲章：“斯、冰之后，直至小生。”其自负之态昭然。又据包世臣《小倦游阁文集》载，钱坫于嘉庆七年（1802）与包世臣同游镇江焦山时，“见壁间篆书《心经》，摩挲逾时”，乃叹曰：“此非少温不能作，而楮墨才可百年，世间岂有此人耶？此人在，吾不敢复搦管矣。”及见石如，知此《心经》系石如二十年前所作，“乃摭其不合六书处为诋”。无独有偶，钱鲁斯起初称赞石如篆书为“绝业”，后发现邓石如与他“执笔法”不同而引发了一场争执。当包世臣、张翰风引介钱、邓相识之后，发觉山人作书，皆悬腕双钩，管随指转，与鲁斯法大殊，遂助献之（钱坫）诋山人尤力。一年后，邓、钱和好，邓石如赠钱鲁斯篆额之作，而钱鲁斯也有诗答谢。钱坫、钱鲁斯一前一后訾诋邓石如既因自古以来文人相轻之习，又见“六书之旨”在当时确为学人所共同关注之问题。

翁、邓故事所反映的正是当时热衷于六书研究的学者与偏重于技法的书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一方面翁方纲等人把邓石如篆书细节上的瑕疵放大了；另一方面表明邓石如的大胆创新尚未得到广泛的认可。乾嘉时代的书坛中翁方纲可以算作传统派的代表，其篆书讲求古法，真行也以晋唐为宗，但实际上翁方纲不仅对于与自己身份悬殊的邓石如显得苛刻了些，即便是对与其同朝为官的刘墉也有调侃之辞。翁方纲之婿戈仙舟为刘墉门生，翁方纲问其婿曰：“问汝师哪一笔是古人？”其婿转问刘墉，刘墉道：“我自成我书耳，问汝翁哪一笔是自己？”翁方纲的书学观念倾向于传承古法，而刘墉则欲裁成新意。他们不同的审美取向也决定了刘墉对邓石如的认可与褒扬，而翁方纲之态度则全然相反了。

邓石如出身寒微，幼无书读。以采樵、卖饼饵糊口，后又靠写字、刻印谋生。后来有缘受到梁、程瑶田等人的指导和帮助，书法渐入正途。程瑶田（1725—1814年），字易田，一字易畴，号一卿、伯易，安徽歙县人，精考证，工书法。《邓石如诗存》称：“戊戌春初余游江上，得交瑶田先生于桐汭廛市间，倾盖而谈，欢如故旧。”[33]程瑶田则称邓石如“一切游客习气丝毫不染，盖笃实好学君子”。邓石如在扬州藏庵僧舍临习篆隶书，程瑶田见之，乃检书帖数十，借其抄录临摹。并将手录所著书学五篇赠之。邓石如对程瑶田的教诲心存感恩，他的《赠程易畴先生序》谓：“临古有获，归寓检行箧中书帖数十事借余抄录临摹，彻昼夜不休，并手录所著书学五篇贻余。余朝夕揣摩，且时聆议论，余始获主张。今余篆书颇见称于世，皆先生教也。”程瑶田赠给邓石如的《书学五篇》即《书势五事》，其中纵论笔法、结体与书势，对邓石如颇有启发，这也是其书“始获主张”的初步。邓石如还有幸至江宁举人梅镠家遍览金石善本，眼界大开。据《清史稿》载：邓石如在梅家观览、临摹了《石鼓文》《峄山碑》《泰山刻石》《汉开母石阙》、皇象《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等，每种临摹各百本。又苦篆体不备，写《说文解字》二十本。搜三代钟鼎，秦、汉瓦当、碑额。五年之后，篆书乃成。之后又遍临汉分，如《史晨碑》《华山碑》《张迁碑》《受禅表》等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邓石如是很自负的，他尝言：“吾篆未及阳冰，而分不减梁鹄。”邓石如客居梅家八年，“学既成，遍游名山水，以书刻自给”。邓石如的篆书终于得到了当代学者张惠言、金榜等人的关注，他们惊叹如见上蔡真迹，并将其引荐于尚书曹文植。乾隆五十五年（1790），曹文植偕邓石如至京师，刘墉、陆锡熊等人观赏其书后惊异曰：“千数百年无此作矣！”但邓石如之书却仍没有得到翁方纲的认可，无奈之下，邓石如离开京师，至武汉，客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居三年，辞归。

图3 （清）邓石如篆书《六朝镜铭文》

邓石如书法以篆隶为最工，他将篆书笔法与隶书笔法巧妙地融合为一体，另辟蹊径，而他的成功尝试与探索也颇得后学者之嘉评。如包世臣《小倦游阁文集》所云：“山人篆法以二李为宗，而纵横阖辟之妙，则得之史籀，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故字体微方，与秦汉当额文尤近。”赵之谦则论云：“笔笔从隶出，其自谓不及少温，当在此，然此正自越过少温。”[34]包、赵之论皆留意到邓氏以隶笔参之篆书而得新意之妙，可见他们对邓氏将不同笔法相参为用的方法是认同的。与邓石如同时代的学者中，洪亮吉、孙星衍、钱坫等人都以篆书而闻名，但他们多固守传统，以瘦劲为宗，甚至烧毫以求形似，均未能突破前人之藩篱。邓石如不仅取法李阳冰，而且还更进一步地全面研究了秦汉之际的残碑断碣，直追李斯，旁采兼取，变革笔法，遂为一代宗师。

邓石如的楷书也与时流迥异。他取法六朝碑版，一洗绮靡之习，简肃沉穆，气象森严，从而与时人宗尚晋唐之旨趣区别开来。李兆落评邓石如真书谓：“完白真书，深于六朝人。盖以篆隶用笔之法行之，姿媚中别饶古泽，固非近今所有。”又云：“真气弥漫，楷则俱备。其手之所运，心之所过，绝去时俗，允俯古初。津梁后生，一代宗仰。”[35]包世臣评云：“怀宁篆隶分已臻绝诣，真书虽不入晋，其平实中变化要自不可及。”[36]向燊论云：“山人篆隶纯守汉人矩矱，楷书直逼北魏诸碑，不参唐人一笔。行书又以篆分之法入之，一洗圆润之习，遂开有清一代碑学之宗。”[37]日本学者藤冢邻对邓氏也有嘉评：“邓完白先生篆隶，天下奉为圭臬，殆无异辞。东方（指朝鲜）抑或有墨搨，至于真迹不易得。不独篆隶，其楷草又甚奇崛，金冬心、郑板桥相上下。”[38]邓石如楷书不取唐法，而直溯魏碑，开一时风气之先。其楷书笔画多用方笔，使转蕴涵隶意，结体不取妍媚而求平正，古茂浑朴，异于馆阁，别成一派。

在乾嘉书学风气转移的过程中邓石如无疑是先行者。这既源于他的自负，也来自于当时学术风气的熏陶。邓石如生前曾刻两枚印章，一曰“用我法”，一曰“我书意造本无法”，所谓的“我法”不是无视古人，而是与古有自得之处。在书法艺术形式上，他提出了“疏处可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之主张，给人以新的启迪。康有为对邓石如有极高的评价：“国初犹守旧法，孙渊如、洪稚存、程春海并自名家，然皆未能出少温范围者也。完白山人出，尽收古今之长，而结胎成形，于汉篆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后有作者，莫之与京矣。”“吾尝谓篆法之有邓石如，犹儒家之有孟子，禅家之有大鉴禅师，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证自悟，皆具广大神力功德以为教化主，天下有识者，当自知之也。”[39]但平心而论，邓石如并非十全十美，前人或谓其书法“殊乏蕴藉”“有乖汉制”，或谓之“卒不能侪于古者，以胸中少古人数卷墨耳”，以及“书有匠气”云云。[40]这从另一视角反映了邓氏与当时学者在书法格调上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即使其弟子包世臣也不讳言：“怀宁笔势固如钢墙铁壁，而虚和遒丽，非其所能。”此论大致是公允的。总之，邓石如在清代由文人所垄断的高雅的书法艺术中注入了“俗”的色彩，他追求的是“下笔驰骋”的健美，而无意于求“蕴藉”儒雅，因此难免后人微词。邓石如书法篆刻与文人心目中的金石书卷之气或许不吻合，但他对篆隶书法的贡献及其开启碑学之功是自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