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阮元正是开启碑学先河的重要人物。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作为乾嘉考据之学的重镇，阮元在经学、金石学、方志、校勘诸多方面的成就颇受关注与好评。龚自珍曾经评阮元之金石学云：“欧、赵而降，特为绪余，洪、陈以还，闲多好事。公谓吉金可以证经，乐石可以劻史，翫好之侈，临摹之工，有不预焉。是以储彝器至百种，蓄墨本至万种，椎拓遍山川，纸墨照眉发，孤本必重钩，伟论在著录。十事彪炳，冠在当时。”[26]同样，阮元在书学上对后来学者的启迪也居功至伟。他在书学上的贡献除了《揅经室集》中收录的一些散见的碑帖题跋之外，比较系统的是他在嘉庆年间所著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两篇文章，而他的“二论”也成了清代碑学的奠基之作。
阮元《南北书派论》的着眼点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汉魏南北朝以来书学流派的梳理，其二则是呼吁后来者关注北派。阮元首先论述了汉魏晋至南北朝以来书学分派的原因，他指出：“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余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27]
阮元对书史的考察指出：汉末、魏、晋时期正是由隶书向正书、行草转移的重要阶段，之后的南北朝时期由于地域悬隔形成了南北书派，“南派乃江左风流”，“北派则是中原古法”，由于“南北士人不相通习”，因而两派书风也判若鸿沟了。唐初太宗喜好王羲之书法，南派随之大显，而北派却为江左风流所掩。尤其是赵宋以降《阁帖》盛行之后，中原碑版愈加式微，这种局面极大地限制、阻隔了书法的视野，从而导致古法湮没而俗书盛行的现状。阮元的论断固然建立在对相关史料分析的基础之上，但他的主旨在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因此他借史论今，一面批驳前朝书家遗留的帖学余弊，另一面又极力呼吁时人关注北碑这一式微的传统。阮氏云：“元、明书家，多为《阁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无书法者，岂不陋哉？”“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禇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亦祎欤？”[28]此处的“俗书”指当时世俗流行的风气，即唐代以来以帖为主的传统，尤其是传统中出现的弊端。阮元为了澄清此问题，在《北碑南帖论》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北方主碑，南方则尚帖，而碑与帖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阮氏云：“今《阁帖》如钟、王、郗、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29]阮元注意到碑、帖不同的载体背后实质上存在着书法风格的差异，碑派是存有古意的，而帖派则完全相反。这种以地域分界标准而展开的碑帖问题的论断对当时重帖轻碑的现实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阮元对北碑的呼吁与倡导开启了碑学思潮的先声。此后，北朝碑版作为书法的取法对象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从而极大地拓宽了书法的视野。
阮元“二论”观念的建立与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上所获得的常识密切相关。如阮元所云：“南北朝经学，本有质实轻浮之别，南北朝史家亦每以夷虏互相诟詈，书派攸分何独不然？”[30]如果说经学的南北分野给予阮元的仅仅是文化层面的启示的话，那么阮氏对南北朝以来史学文献的考证则为他的论点提供了事实依据。如阮元所指出的那样：“至北朝诸书家，凡见于北朝正史、《隋书》本传者，但云‘世习钟、卫、索靖，工书、善草隶，工行草、长于碑榜’诸语而已，绝无一语及于师法羲、献。正史具在，可按而知。”[31]阮元对南北朝书家，尤其北朝书家的传记谙熟于胸，他罗列了大量北朝书家名录以证明北派之传承有序，而且北朝书家保留了“中原古法”“隶古遗意”，这是江左风流的东晋、南朝书风所遗弃了的旧传统。在阮氏看来，欲扭转宋元以来刻帖展转失真，羲献面目全非的式微了的帖学余弊，不如从汉魏北朝的碑版中重新寻找篆隶遗法的古老传统。
对于金石学的研究也同样使得阮元有感而发。阮氏之前，金石学的成果已经有了不少积累。宋代欧阳修、赵明诚的金石著作姑且不论，即使是有清以来的相关著述也硕果累累。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跋尾》、王昶的《金石萃编》、毕沅的《中州金石志》《关中金石志》等都为阮元提供了金石学上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阮元任山东学政期间，曾经命青州廪膳生员段松苓“访碑于各岳镇，因于岱顶唐摩崖碑下以隶书题名，青州、沂镇、济南、灵严山亦因访碑题名”[32]。阮元在此基础上著成《山左金石志》。三年之后，他又出任浙江学政、浙江巡抚，在浙江凡十余年，其间主持编撰了《两浙金石志》。《山左金石志》所收录的碑版以南北朝时期属于北朝的山东地区为主，其中北魏、东魏、北齐的碑版不在少数，而《两浙金石志》中对域属南朝的浙江地区的东晋、南朝碑版却一通也未见著录，该书收录的南朝文字资料中只有数量不多，且字数有限的砖刻文字。这两种金石志的鲜明对照或许给阮元对南北朝时期以地域为视角划分碑派、帖派提供了最直观的依据。
阮元“二论”公之于世后得到了强烈的反响，赞成其说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甚至多年以后仍旧是书学界争议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言之，阮元对书学南北问题的提出之价值甚至超出了对南北朝书史分派的史学意义。阮元同时代的书家中赞同此说者有钱泳，而主张最力且对此多有发挥者则当推阮氏之弟子何绍基。何绍基（1799—1873年），字子贞，湖南道州人。何氏一生浸淫于书道，书学渊深，取法篆籀、魏、唐碑版，自成一家。何绍基在诗赋、跋文中不乏论书言论，且承袭阮氏书分南北之说，并提出篆分书律之论，将书法技法中的篆分笔意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阮、何二人书论看，阮元的侧重点在于对南北朝时期书学流派的辨析，进而指出时人学习碑帖的方向。而何绍基虽然也划分南北，自称遍习北派，但实际上何氏关注更多的是书学中的篆分问题。何氏《跋国学兰亭旧拓本》云：“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惟于《定武兰亭》，最先见韩珠船侍御藏本，次见吴荷屋中丞师藏本，置案枕间将十日，至为心醉。近年见许滇生尚书所得游似本，较前两本稍瘦，而神韵无二，亦令我爱玩不释。盖此帖虽南派，而既为欧摹，即系兼有八分意矩，且玩《曹娥》《黄庭》，知山阴棐几，本与蔡、崔通气，被后人模仿，渐渐失真，致有昌黎‘俗书姿媚’之诮耳。当日并不将原石勒石，尚致平帖家聚讼不休，昧本详末，舍骨尚姿，此后世书律所以不振也乎？”[33]在何绍基看来，欧阳询书法所具有的“八分意矩”与南派一贯的趋尚迥异，而由于后人对王羲之书法模仿失真之故所导致的“俗书姿媚”“舍骨尚姿”之习正是南派的弊端所在。何氏此论与阮元《王右军兰亭诗序帖二跋》之论如出一辙，师承渊源，不言而明。
在书学南北问题上，何绍基与阮元一样都将唐初的欧阳询、褚遂良以至盛唐时期的颜真卿视为北派，而将虞世南划归为南派，因而凡论及欧、褚、虞等初唐书家之优劣，必褒欧褚而轻虞氏，而其诋毁虞的理由则在于虞世南书出智永，隶属南派，有侧笔取妍之嫌疑。何氏在《题智师千文》中云：“右军书派，自大令已失真传。南朝宗法右军者，简牍狎书耳。至于楷法精详，笔笔正锋，亭亭孤秀，于山阴棐几，直造单微，惟有智师而已。永兴书出智师，而侧笔取妍，遂开宋、元以后习气，实书道一大关键，深可慨叹。”何绍基指责虞世南之书“欹侧取势”，慨叹“宋以后楷法之失，实作俑于永兴”。其诗文中更是对虞世南口诛笔伐：“真行原自隶分波，根矩还求篆籀蝌。竖直横平生变化，未须欹侧效虞戈。”[34]“自从侧笔出虞戈，历宋元明踵谬多。试玩智师佳拓本，效颦贻笑是鸥波。”[35]“兰亭而外智师帖，为书律挽狂澜奔。棐几流传此血乳，唐人时见窥篱樊。永兴侧笔紊师法，寝至楷则失宋元。呜呼此事非小技，忍令正变淆流源。”[36]何绍基在诗文中不厌其烦地褒欧而贬虞，正反映了他的书法、书论的取舍已经完全站在碑学的基本立场。同时可以看出，何绍基对北派的宗尚既有技法层面对篆分笔意的呼吁，又有对所处时代侧锋取妍、姿媚少骨一类书风的不满。
对阮元书学南北分派之说的批评者显然要远多于其赞同者。这些反对者之中既有持碑派观念的学者，也有传统的帖学家。前者如康有为、李瑞清，后者如启功等。此外还有一些重要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等从史学角度出发对阮元之说提出了异议。康有为一面肯定阮元《南北书派论》具有“知帖学之大坏，碑学之当法”之卓识，足以“审时宜，辨轻重”，但又惋惜其所见碑版少，“未遐发撝，犹土鼓蒉桴，椎轮大辂，仅能伐木开道，作之先声而已”[37]。鉴于阮元论断的不足，康有为指出可以以碑帖作为划分书法流派的标准，而不应以南北为依据。这也是康氏论著中多以“南北碑”的概念取代阮元“北碑”概念的原因。与康有为相似，晚清民国时代的碑派书家李瑞清对阮元的观点也颇有异议。李瑞清《玉梅花盦书断》云：“碑学之中兴，自阮相国始，阮有《南帖北碑论》，以南北分宗，其论甚辨，然究不确。南碑有《宝子》《龙颜》，北碑有《敬使君》《张黑女》《李洪演造像》，何耶？大约古人碑帖分途，简书尚妍雅，碑志尚古朴，《宝子》《龙颜》与北派何异？萧梁石阙，无异《刁惠公墓志》，此可知也。”在李瑞清看来，北朝有北朝之碑版，南朝也有南朝之碑版，北朝与南朝碑版并无明显差异，因而阮元之论的纰漏就显而易见了。在这一点上，康有为、李瑞清是完全一致的。
随着南朝碑版与相关文字考古资料的发掘，阮元的观点再一次被学者否定。当敦煌地区萧凉的草书手札出土后，王国维发现地处西北边陲的草书竟然与二王法帖多有近似之处，因而再度对阮氏之论提出了怀疑。1922年，王国维《观堂别集》卷二之《梁虞思美造像跋》中云：“阮文达公作《南北书派论》，世人推为创见。然世所传北人书皆碑碣，南人书多简尺，北人简尺世无一字传者，然敦煌所出萧凉草书札，与羲、献规摹亦不甚远。南朝碑版则如《始兴忠武王碑》之雄劲，《瘗鹤铭》之浩逸，与北碑自是一家眷属也。此造像若不著年代地名，又谁能知为梁朝物耶？”[38]类似的观点，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论及《瘗鹤铭》与《张猛龙碑》时也曾指出：“梁刻《瘗鹤铭》在镇江焦山，魏刻《张猛龙碑》在山东曲阜，书碑时正两政治集团对峙，‘岛夷’‘索虏’讦詈不休之时，而书风文笔，并未以长江天堑有所隔阂。乃知中华文化，容或有地区小异，终不影响神州之大同也。自拓本观之……乃知南北书派，藉使有所不同，固非有鸿沟之判者。今敦煌出现六朝写经墨迹，南北经生遗迹不少，并未见泾渭之分，乃知阮元作《南北书派论》，多见其辞费耳。”[39]如果说王国维对阮元的否定是建立在新史料以及他对南北朝碑版风格的认同之上的话，那么启功先生对阮元，以至后来的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批评则更多地表明了他的帖学立场。
如上所述，论者对阮元的批评建立在后来出土的文字资料上，新材料的支撑使后来的新观点更令人信服。但不可否认的是，阮元对历史问题的关注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他对碑派（北派）的呼吁却成为清代碑学的奠基之作，正是由于有了阮元的倡导，碑学思潮才得以发酵、延续，并从很大程度上转移了传统帖学笼罩的颓靡风气。尽管阮元以地域作为划分碑与帖的切入点并非完全合理，但他对碑学的首倡之功却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作为一种新的书法理念，碑学拓展了书法取法的范畴。原本很少有人顾及的北朝碑版开始有人关注了，尤其当二王一脉的书风作为书学正统历经多年之后，碑学思潮的出现使书学理念得到了突破与解放。南北朝时期政治与社会的分裂给学术、艺术的交流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南北划土而治所导致的文化差异也成为阮元划分书派的大致依据。从南北朝史学与金石学的研究出发，阮元书学理论鲜明的地域色彩更易于给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但阮元书学南北之论毕竟存在着缺陷，比如他对南朝碑版的视而不见，尤其随着东晋、南朝碑志的出土与敦煌书札的发现，使得他的理论屡次受到质疑，因此当阮元的理论唤起了人们对北碑趣味的同时，一种新的书学理论也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