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李太白全集〉輯注》注釋研究的價值

關於清代王琦《〈李太白全集〉輯注》注釋的研究屬於專書研究，目的在於全面梳理王琦《輯注》在注釋內容、方法、原則、思想上的特點，總結詩歌注釋的經驗和失誤，爲詩文注釋史的研究、詩文注釋理論的研究提供材料，爲今天的詩文注釋實踐提供借鑒。此項研究的價值主要體現爲以下四點。

第一，擴大了訓詁學和注釋學傳注材料的研究範圍。從對長期以來占統治地位的經書注釋的研究，擴展到對詩文注釋的研究。

注釋書是傳統訓詁學研究的主要材料之一，由於訓詁最初是爲經學服務的，所以訓詁學研究的對象也主要是經書的注釋，古人主觀的注釋實踐關注的是經史之注，即使諸子文獻也列於文集之前，這一觀念影響了對訓詁學和注釋學的研究，歷來研究注釋者，選取的材料絶大多數都是經史和諸子文獻的注釋，對詩文注釋不夠重視。事實上，在詩文注釋中，包含了許多不同於其他文獻注釋的內容和特徵，如果要全面研究注釋訓詁的內容、方法、體式、理論等，單純以經書注釋作爲研究材料，顯然是不夠的。

第二，通過研究王琦《輯注》，可以系統考察詩文注釋的特徵，汰清詩文注釋與經史諸子文獻注釋的差異，總結詩文注釋的內容、方法、體例、規律等，以完善訓詁學和注釋學的理論和訓詁體式的研究；同時可以發展和完善與訓詁學關係密切的新興的古籍注釋學的理論、注釋原則和實踐操作技術，爲古籍整理服務。

第三，發現和補正舊注的不足，爲李白詩文集的整理和傳播服務。

就一般規律而言，注釋以後出爲精，王琦《輯注》在清代以前可謂精博。隨着訓詁學研究領域的拓展、理論的完善，以及新興注釋學的建立，古籍注釋理論、原則和方法等方面的研究都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王琦《輯注》還有一些誤注漏注和注釋過繁過簡之處，尚待改進；另外，由於社會的發展，語言、思想、文化環境的變化，李白詩文中有些當時不難理解的語詞，現在也變得比較費解，甚至王琦的注文也難以理解了，這就需要補注或改變注釋方法重新注釋，以此促進李白詩文集的整理，爲李白詩文的普及和傳播服務。

第四，通過對王琦《輯注》的研究，還可以從訓詁學角度考察唐代語彙，特别是詩歌用語的概貌。

詩歌語言不同於一般文史作品的語言，從訓詁學角度對詩歌語言進行專門研究，自張相的《詩詞曲語辭滙釋》問世以後，逐漸受到重視，有仿照其體例創作的詞語集釋著作[78]，也有專門從語言學角度探討詩歌語言的意義、格律、語法、修辭以及研究內容與方法等問題的論文論著[79]。詩文中詞語的意義，無論是在語言學領域還是文學領域都是最受關注的對象之一。就目前的現狀看，研究成果主要是詞語集釋，還比較零散，對整個唐詩用語或詩歌語言的發展，還難以作出比較系統科學的描述，究其原因，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對代表一個時期語言特色的詩歌用語的研究，還缺乏窮盡性的搜羅和語義源流的考釋。

李白詩篇較多，在唐詩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李白生活在盛唐時期，從漢語史角度看，這一時期是漢語由中古向近代轉化的一個重要階段。由於王琦主要採用徵引的訓詁體式解釋語義，那麽，如果王琦用自己的語言直接解釋詞義的話，原因有兩個，一是沒有更好的舊注可以利用，二是這些詞語或意義是唐代新出現的，或者是前代産生而在唐代還未廣泛使用的。因此，我們可以把王琦注文作爲一個切入點，考察唐代新詞新義，從而爲漢語史斷代詞彙的研究積累材料，補充辭書釋義。不過由于本书側重對注釋本身的研究，在有限的篇幅中，對詞彙問題不可能探討得非常深入，但卻可以提供一個研究的策略和方法，以推動唐詩詞語研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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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蔣禮鴻：《蔣禮鴻集》第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32頁。

[2] 陸游：《渭南文集》，《陸游集》第五册，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106頁。

[3] 張三夕：《宋詩宋注管窺》，古籍整理與研究編輯部編《古籍整理與研究》第四期，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3—64頁。

[4] 蔣禮鴻、任銘善：《古漢語通論》，見《蔣禮鴻集》第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頁。

[5] 張三夕：《宋詩宋注管窺》，古籍整理與研究編輯部編《古籍整理與研究》第四期，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6—68頁。

[6] 尤袤：《文選注·跋》，蕭統編，李善注《昭明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頁。

[7] 蘇軾：《東坡志林 仇池筆記》，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頁。

[8] 周裕鍇：《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頁。

[9] 張三夕：《宋詩宋注管窺》，古籍整理與研究編輯部編《古籍整理與研究》第四期，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5頁。

[10] 按：本段參考了周裕鍇《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243頁。

[11] 孫望、常國武主編：《宋代文學史》下册，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頁。

[12] 周裕鍇：《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288頁。

[13]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頁。

[14] 周裕鍇：《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頁。

[15] 謝榛：《四溟詩話》，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137頁。

[16]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三，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759頁。

[17] 金人瑞原評，趙時揖重訂：《貫華堂評選杜詩》趙時揖序，轉引自周採泉著《杜集書録》內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80頁。

[18] 郝潤華：《論〈錢注杜詩〉對清代詩歌詮釋學的影響》，《西北成人教育學報》2000年第2期。

[19] 周裕鍇：《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6頁。

[20]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頁。

[21] 按：大量注釋作品可以參閲《清史稿·藝文志》，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4373—4417頁。

[22] 雷履平：《趙次公的杜詩注》，《四川師院學報》1982年第1期。

[23] 郝潤華：《論〈錢注杜詩〉對清代詩歌詮釋學的影響》，《西北成人教育學報》2000年第2期。

[24] 郝潤華：《朱鶴齡〈輯注杜工部集〉略論》，《杜甫研究學刊》2001年第4期。

[25] 卞仁海：《李善的徵引式注釋》，《信陽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

[26] 王友勝：《馮應榴〈蘇詩合注〉平議》，《武陵學刊》1998年第5期。

[27] 王友勝：《馮浩〈玉谿生詩箋注〉的研究方法與學術創獲》，《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3年第2期；蔡子葵：《馮浩〈玉谿生詩箋注〉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6年第1期。

[28] 郭全芝：《戴震的〈屈原賦注〉》，《江淮論壇》2001年第3期。

[29] 周焕卿：《試論李壁對詩歌箋釋學的貢獻》，《南京師大學報》2004年第5期。

[30] 例如，黎蘭：《札記體在〈宋詩選注〉中的運用》，陸文虎編《錢鍾書研究採輯》第二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吕明濤、宋鳳娣：《錢鍾書〈宋詩選注〉注釋體例探悉》，《西北師大學報》2001年第3期。

[31] 孫欽善：《論〈文選〉李善注和五臣注》，俞紹初、許逸民主編《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354—377頁。

[32] 靳極蒼：《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凡例》，靳極蒼編《古籍注釋改革研究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頁。

[33] 董醒斌：《古詩詞注解和鍳賞應更新方式》，靳極蒼編《古籍注釋改革研究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頁。

[34] 靳極蒼：《注釋學芻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94頁。

[35] 宋謀瑒：《對古籍注釋的一些思考》，靳極蒼編《古籍注釋改革研究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頁。

[36] 孫玄常：《古籍注釋漫談》，《運城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第1期。

[37] 王寧、李國英：《李善的〈昭明文選注〉與徵引的訓詁體式》，俞紹初、許逸民主編《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473頁。

[38] 董洪利：《古籍的闡釋》，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231頁。

[39] 廖仲安：《杜詩學（下）——杜詩學發展的幾個時期》，《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6期。

[40] 胡可先：《杜詩學論綱》，《杜甫研究學刊》1995年第4期。

[41] 俞紹初、許逸民：《〈文選學研究集成〉序》，俞紹初、許逸民主編《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中華書局1998年版。

[42] 汪耀楠：《注釋學綱要》，語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345頁。

[43] 王寧、林銀生等編：《古代漢語通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260頁。

[44] 許嘉璐：《注釋學芻議》，許嘉璐《語言文字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56頁。

[45] 《新唐書》記載《草堂集》二十卷，樂史《李翰林别集序》稱十卷，據詹鍈先生考證，史書所載可能是范傳正廣《草堂集》所編。詳參詹鍈《李白詩論叢》，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2頁。

[46] 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34頁。

[47] 曾鞏題：《李太白文集後序》，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478頁。

[48] 詹鍈：《李白詩論叢》，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6頁。

[49] 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688頁。

[50] 按：本段主要簡述李白全集或選詩較多的注本，另有一些選注、選評本不再輯録簡評，詳細內容可參考申風《李集書録》，《李白學刊》編輯部編《李白學刊》第一輯，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本段參考了詹鍈《李白詩論叢·李太白集板本敍録》，關於李白詩文集的版本流傳也可參考此書。

[51] 按：胡振龍考證：“據現有史料可知，大致在北宋末、南宋初，産生了歷史上第一部李白詩注本——《注太白詩》，只不過它出自金人王繪之手。……遺憾的是，其《注李白詩》未能流傳下來，故其注釋面貌我們無從得之。”並引《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三五、清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三二爲證，指出金人王繪乃天會二年（1124年）進士，楊齊賢生卒年月雖不可考，但登進士第的時間爲宋寧宗慶元五年（1199年），生活年代晚于王繪。因此，王繪堪稱注李白詩的第一人。參見胡振龍《李白詩古注本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頁。

[52] 蕭士贇：《補注李太白集序例》，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511頁。

[53] 蕭士贇：《補注李太白集序例》，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511頁。

[54] 胡震亨：《唐音癸籤》，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頁。

[55] 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688頁。

[56] 據周本淳考證當爲一千三十三卷。詳見周本淳《唐音癸籤·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頁。

[57] 據周本淳考證當爲一千三十三卷。詳見周本淳《唐音癸籤·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頁。

[58] 胡振龍：《李白詩古注本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頁。

[59] 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688頁。

[60] 詹鍈：《李白詩論叢》，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0頁。

[61] 孫詒讓：《温州經籍志》卷二十六，轉引自詹鍈《李白詩論叢》，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9頁。

[62] 以下正文中提到王琦注本時簡稱《輯注》，或王注本（王本）。

[63] 例如，張永言：《訓詁學簡論》，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頁；馮浩菲：《中國訓詁學》，山東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頁；毛遠明：《訓詁學新編》，巴蜀書社2002年版，第47頁；時永樂：《古籍整理教程》，河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頁。

[64] 以下正文分别簡稱《校注》《編年》《集評》。

[65] 孫易君：《清人王琦家世及生平新考》，《文獻》2014年第2期。

[66] 按：程國賦、蔣曉光，據趙樹元《周慎齋遺書》序、民國《杭州府誌》、王琦《扁鵲心書》跋等材料，認爲，王琦原名士琦，字載韓，號載庵，又號琢崖，晚年自稱胥山老人，還曾自號紫陽山民。詳見程國賦、蔣曉光：《清代王琦生平考證》，《文學遺産》2008年第5期。另宋紅霞據《清貽堂剩稿》附王琦曾姪孫所作《琢崖公傳》亦有記述。詳見宋紅霞：《清代學者王琦的生平經歷及注釋學成就》，《聊城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

[67] 詳參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十八册，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821頁。

[68] 程國賦、蔣曉光：《清代王琦生平考證》，《文學遺産》2008年第5期。

[69] 葛兆光：《漢字的魔方》，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頁。

[70] 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686頁。

[71] 齊召南：《〈李太白全集〉輯注·序》，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682頁。

[72] 趙信：《〈李太白全集〉輯注·序》，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685頁。

[73]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九，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280頁。

[74]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535頁。

[75] 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序》，王維著，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頁。

[76] 趙信：《〈李太白全集〉輯注·序》，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685頁。

[77]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十八册，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821頁。

[78] 例如，王鍈：《詩詞曲語辭例釋》，中華書局2005年版；魏耕原：《全唐詩語詞通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魏耕原：《唐宋詩詞語詞考釋》，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79] 例如，張永言：《古典詩歌“語辭”研究的幾個問題——評張相著〈詩詞曲語詞滙釋〉》，《中國語文》1960年4月；蔣紹愚：《唐詩語言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王鍈：《唐詩中的動詞重疊》，《中國語文》1996年第3期；多洛肯：《唐代詩歌語言研究芻論》，《新疆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