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郭芹納

1985年，在訓詁學日漸興盛的時代，我也爲我所任教的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現在稱文學院）的學生開設了訓詁學這一選修課。面對這些蓬勃求新、生動向上的青年學子，爲了提髙他們的學習興趣，提昇教學質量，我對他們的學習需求、學習心理等問題進行了一些調查研究，從而對自己提出了三個要求：即必須與古代漢語課程相結合，必須與古典文學課程相結合，必須與中學語文教學相結合。中文系的學生都喜歡古典文學，我在學習與教學實踐中也深深地感受到，許多古典文學大家，都能重視並運用訓詁學的方法來分析解決問題。當然，毋庸諱言，缺乏訓詁學修養者，他們的古典文學注本就難免存在一些問題。這些成就與不足，以往的訓詁學還沒有給予應有的足夠的總結與重視。

和許多研究語言學的師輩與同人一樣，我也喜歡古典文學，尤其喜歡古代詩歌。在閲讀清人的唐詩注本的過程中，我試着用當代人的眼光，用當代青年學子的眼光予以分析，這自然就令人感到，由於時代的發展變化，這些注本難以滿足當代讀者的需求。例如，仇兆鰲的《杜詩詳注》有許多優點，但是，從今天的閲讀需求來看，顯然有不少需要改進的地方。於是，我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學生交流，並指導一位碩士研究生寫出了《淺析〈杜詩詳注〉的注釋得失》一文。而後，隨着閲讀範圍的不斷擴展，感到需要解決的問題日多。我們發現，就已有的詩歌注釋的研究成果而言，大多都是從文學、文獻學角度進行研究的，從訓詁學、注釋學角度予以研究者則甚少；一些訓詁學或注釋學著作談及典籍注釋時也主要論及經史諸子文獻的注釋，很少涉及詩歌的注釋。因此，很有必要對前人的詩歌注釋進行全面的調查和研究，看看他們在詩歌注釋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爲什麼要做這些工作，其價值與意義何在，這些工作有什麼優劣利弊，還有哪些不足，等等。只有經過對大量詩歌注釋作品的細密爬梳、歸納，才能夠總結出有關詩歌注釋的原則、內容、方法與規律等一系列問題。

李紅霞是我招收的第二位博士生，她聰慧勤學，基礎扎實。在她確定博士論文選題的時候，我知道她素喜唐詩，便建議她把自己的興趣和專業研究結合起來，並試着給她説明了我的想法，隨即得到了她的積極響應——十多年後，在研究生們獻給我的“七秩華誕文集”中，我看到了她描寫當時情景的幾句話：“大約在2006年初，老師結合我的研究興趣與我商定了畢業論文選題，即關於李白詩歌注釋的研究。記得老師當時的語氣和神情，充滿了開拓新領域的欣喜和對未來研究的憧憬。”沒想到，我當時的神態，竟然給她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大約就是在我的這種情緒的感染之下，她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議。我們很快就選擇了以王琦的《〈李太白全集〉輯注》作爲研究對象，幾番討論之後，包括研究內容、研究步驟、詩歌注釋與經文注釋的異同、當代讀者的閲讀需求以及論文框架等內容的方案便基本確定，並由她進一步寫出詳細的提綱。爲了更好地了解當代讀者對古代詩歌注釋的閲讀需求，我們還針對不同年齡層次的當代讀者進行了調查，並由李紅霞徵求心理學研究者的意見，設計了一份調查表。記得浙江大學文學院的方一新教授等人，就幫助我們在他的青年學生中做過調查；陝西省詩詞學會的許多老年會員，也曾是我們的調查對象。

讓我備感欣喜的是，半年後論文開題答辯時，她提交的開題報告已達四萬多字。報告對李白詩歌注釋的概況、詩歌注釋的發展及研究現狀等問題梳理得十分細致，論文的框架已經基本成型。更讓我驚訝的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她基本完成了對王琦輯注的注釋條目的收集與整理，對輯注的內容和特點也有了初步總結。由此可見，這位女博士的晨夕苦讀之辛勞，日夜探索之殷勤。

李白是唐代詩歌最主要的代表性人物，與杜甫並爲詩壇巨擘。王琦被稱爲是“清代最博學的注釋家”，他的《〈李太白全集〉輯注》也被認爲是李白詩歌古注本中最好的一種，但是以往的研究者多是從文學或文獻學角度論其注釋的價值、特點和不足，或就個别注文的失誤進行考證，尚無人從訓詁學、注釋學角度全面研究其注釋的成果。故而以王琦的《〈李太白全集〉輯注》作爲研究對象，全面考察其注釋內容、方法和特點，揭示其詩文注釋的原理和規律，就可以爲詩歌注釋理論的建立和注釋實踐提供依據和借鑒。李紅霞博士如期完成了論文的寫作，達到了設計的要求——論文在外審和答辯環節得到了評審專家們的一致好評，均認爲是一篇優秀的博士論文。

不僅如此，李紅霞博士的這一成果，也成爲我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人之唐詩注釋研究》的重要前期成果之一，應該説，該項目得以獲准並順利通過驗收，李紅霞功莫大焉。因爲，她開創了清人唐詩注釋研究之先河，此後由她的師弟師妹們完成的子課題，如對杜甫、李商隱、王維乃至《唐詩三百首》等詩歌的注釋研究，大多都是在其論文的路數之下進行的。

畢業之後，李紅霞博士又對自己的博士論文進行了多次修改，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著作，就是其反復修改之後的成果。

與博士論文相比，本書的改動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將題目由原來的“王琦《〈李太白全集〉輯注》研究”改爲“王琦《〈李太白全集〉輯注》注釋研究”，雖只是增加了“注釋”二字，但主旨卻更加顯明。二是删去了原博士論文中《〈李太白全集〉輯注》與經書注釋的比較及對詩歌注釋理論的探討兩部分，留待日後進一步探索。三是將王琦對《李太白全集》校勘的研究改作附論，由原來的第一章移至最後一章。我以爲，這樣的改動是必要的、合理的，它使全書的重點，即對“王琦輯注的注釋研究”更爲集中而凸顯。

重讀書稿，竊認爲該書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本書是第一次嘗試從訓詁學、注釋學角度全面研究王琦《〈李太白全集〉輯注》之注釋的著作。作者對王琦之注的注釋內容、注釋體式和方法、注釋思想、注釋特色和不足等進行了全面而細致的梳理和分析。分析中又能夠運用訓詁學之直訓、義界、描述、足字釋義、推因等方法考察王琦對一般詞語的解釋，對王琦解釋表層語意、探求語源、揭示喻意或言外之意、串講大意的方法進行了總結，指出王琦以揭示表層語意爲基礎，重視語源、重視以史解句，善於通過語法結構闡發句意的特徵；同時，又從典籍注釋的角度，重點闡述了王琦對徵引式和參見法的使用，並對這兩種體式和方法的條例及價值做出了恰當中肯的分析。由於研究的是詩文的注釋，因此，作者還特别考察了王琦對古事古語的注釋，充分體現了訓詁學、注釋學原理應用於文學作品注釋的特徵。

本書對詩歌注釋內容和注釋體式的考察亦多有新意。作者將詩歌注釋與一般的經、史、子類文獻注釋區别開來，將其注釋內容分爲基礎性注釋和文學性注釋兩大類，指出詩歌注釋中採用徵引式，既可以間接理解詩意、進行藝術賞析，還可以再現李白詩歌對文學傳統的繼承和變革出新，這就充分證實了徵引式廣泛應用於詩歌注釋的理論意義。書中還對王琦引用典籍的種類和頻次進行了統計，發現王琦引用《莊子》和鮑照詩最多，這也從另一角度揭示了李白詩歌創作所受到的影響。

其次，對王琦輯注的注釋特色作了信實可靠的總結，是本書的又一特色。在注釋內容上，作者着重指出了王琦特别重視名物典制和典故的注釋。在解釋名物典制時，除了名物的基本信息外，王氏尤其重視解釋與詩意相關的名物特徵，重視郡國州縣在唐代的地理信息，這就爲詩意理解和注者的“知人論世”奠定了基礎。在注釋體式上，指出了王琦主要採用徵引式注釋；在注釋思想上，指出王琦以“虛己”爲前提，以追求作品原意爲目標，以考據和“以意逆志”的方式來解詩，既體現了訓詁學客觀求實的特徵，又充分認識到詩歌作品的特殊性，從而創作出准確詳贍、風格平實的注釋文本。

再次，本書從學術史的角度探討了王琦注釋風格的成因。作者除了對王琦輯注的注釋材料爬梳細密，還對王琦《李長吉歌詩彙解》，及其他清人所作唐詩注釋材料，如趙殿成的《王右丞集箋注》、仇兆鰲的《杜詩詳注》等進行了簡要分析，指出《〈李太白全集〉輯注》表現出來的重視名物考證、重視推因和徵引文獻注釋、追求作品原意等特徵受到清代考據學風的影響，這也恰是清人唐詩注釋的特徵。

最後，本書還爲唐詩新詞新義的研究開創了一條便捷的途徑。作者認爲王琦自覺模仿李善《文選注》採用徵引文獻的方式注釋，這就從另一側面揭示出這樣一個道理，即某一詞語如果王琦沒有引文注釋，而是用自己的語言直接説解，那麼就有兩種可能，一是前代沒有合適的文獻可供引用，二是該詞可能是唐代的新詞新義，例如書中提到的“白地（平白地）、沙磧（沙漠）、勾當（幹辦）、解領（解悟）、折旋（舞姿）、驚矯（驚飛）、香雲（祥雲）、青冥（山嶺青蒼幽遠）、行杯（傳杯而飲）、霜絲（樂器上的絲弦）、爽然（爽快舒暢貌）、憲章（法度）、淪忽（没落）、層標（重疊的山峰）、山火（圍獵之火）”等即當如此。可以説，這爲我們從注釋角度了解唐代的新詞新義提供了路徑和方法。

總之，李紅霞博士的研究成果，在理論的闡述和運用、數據的選擇和分析等方面都達到了統一，其中雖有個别言語和內容的重複，但瑕不掩瑜，該成果爲研究王琦及詩歌注釋者提供了一個角度新穎的參考。

詩歌注釋研究是一個需要持續、深入鑽研的大課題。可喜的是，我的博士研究生楊永發已經出版了《古代詩歌注釋元素——基於四家注杜的研究》一書，另一位博士研究生丁俊苗出版了《文學典籍注釋基本理論研究》一書，現在，看到李紅霞的這一成果即將出版，令我又備感欣慰，我衷心地希望她再接再厲，沿着詩歌注釋研究的道路繼續奮進，爲新時代詩歌注釋的發展貢獻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是爲序。

郭芹納

寫於陝西師範大學詩詞曲賦楹聯研究中心

2018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