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益飞博士的这部学术专著是在他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增补完善而成的。2013年他以题为《西周金文礼制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日益精进，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这部著作便是他对相关问题阶段性研究的结穴。
在考古所研究古文字学必须具有自己的特色，文字释读虽然是古文字研究的基础工作，但并非这一学科研究的最终目的，古文字材料事实上与考古资料一样，都只是解决考古学与历史学问题的史料而已，而诠释史料的基础则在于文献。益飞在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之初就表达了他有志西周礼制研究的愿望，于是我命他先认真研读经学原典，特别是三礼，并进一步学好古文字理论，打实古文字和古文献基础，尔后选择应国铜器匍盉铭文作为研究训练，视其心之所得确定论文选题。他则不负我的期望，甘于寂寞，刻苦钻研，将金文的研读与文献的学习相互结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尽管如此，由于金文礼制研究属难中之难，非积厚者所不能为，他能否做好这个题目，我当时并无把握。而益飞则毅无反顾，心固如结，最终交出了一份优秀的成果，其勇于探索的精神令我感佩。
中国文化博大渊深，故治传统学术，抱残守缺或浅尝辄止都不是应有的态度。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要想在艰深的学术研究中有所成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治学不能避难就易，问题愈难，学术价值也就愈高。益飞迎难而上，必坚筑其学术基础，故而能取得今天呈现给学术界的这部有关西周金文礼制研究全面且系统的成果。
古人有为举之而制礼，遂以体以履训礼，足见礼的作用重在实用，并不纯在文本，故礼学素有礼经礼容之别。如何根据金文史料研究礼法威仪，始终都是西周礼制研究的重要内容。益飞在其专著中对这两方面问题都有所思考，也有所创获。不仅如此，他更有志将研究领域扩大到甲骨文所反映的商代礼制问题，周承殷制而有所损益，这对完整理解西周礼制问题非常重要。
商周礼制繁文缛节，涉及的问题广泛而具体，甲骨文、金文史料直出先民之手，所以是重建二代礼仪制度的绝好材料，向为学者所重。利用金文重建西周礼制的工作，北宋金石学启其端，至清儒孙诒让始成脉络，已有相当的成果可资汲取。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现，积薪居上，关键取决于对金文资料的深入研究和正确解读。这不仅是金文研究的基础，更是西周礼制研究的基础。
铭文研究既要以大见小，也要以小见大。大者在于制度，制度明了，一字一词才可能得以落实；小者在于文字，文字正读，文意和制度才可能得以疏通揭示。二者不可偏废。
制度为先是正确理解铭文礼制意义的关键。譬如丧礼，古制以先人亡故至葬为奠，葬后迎精而返，三虞安神于宗庙，卒哭则行吉礼，此其大略，制度昭明。我曾据我方鼎铭文研究西周丧奠礼，就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确定铭文“遣”字实指丧奠礼中的大遣奠，而其前两祭祖妣的活动当然就是丧奠礼中的朝庙奠与祖奠。而相关的否器铭文“遣”字，自也具有相同的意义。或有解“遣”乃遣送亡人精灵而出，惧其居宅作祟。此虽训诂无尤，但却深违制度，这种驱亡灵为厉鬼的做法实属不肖，在华夏文明的传统礼俗中是根本不能被允许的。
金文遣词的细微变化并非没有意义，因此，具体而微的文字考释对揭示古代制度非常重要，没有对文字的考辨正读，一切讨论都将化为虚幻。过去我对西周初年所建二伯制度的研究，证据之一就是基于对金文“遹省”、“违省”、“大省”和“省”之不同语词的分析，甄别其制度差异。然而文字的考释不徒形音义之说解，更需与制度符合，若拘于字形，强恃比附，则不免琐屑穿凿，以文害辞。
制度的研究易疏于空泛，文字的证说易昧于系统，此之失也，二者互相参证阐发，则举一可得其二。制度的通晓必须依靠对经学文献的系统学习，而文字的正读又需要小学知识的不断积累，所以，学问之功存不得半点机心巧用，不经过长期不懈的砥砺琢磨和慎思静悟是不可能成就的。益飞在其专著中的考证多很扎实，具有说服力，特别是像霸伯尚盂铭文一类研究成果，兼顾二者而论之，显示出其作为学术后劲的巨大潜力。
目前有关三代礼制的研究虽已深入于若干细节，取得了极大进展，但某些宏观问题仍有待思考，其中之要点至少涉及三方面问题。
礼器对于礼制的意义格外重要，古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制器的目的并不在器，器以载道才体现着器用制度的根本。《礼记·礼器》开篇即言“礼器，是故大备”，汉儒清儒对此的理解各有不同，实际“礼器”应指合礼之器，器合于礼则礼成，是谓大备；器不合礼则礼失，是谓不备。所以《礼器》全篇都在讲合礼之器用，反映了古人对于礼与器之关系的深刻思考。如何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古文献学综合探索古代器用制度，则是今后礼制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于崇德，德的表现形式则为礼乐，礼以节人，乐以发和，实为一体。礼乐有教，礼教恭俭庄敬，乐教广博易良；礼教失烦，乐教失奢；恭俭而不烦，广博而不奢，则深得礼乐也。故知乐则几于礼，礼乐皆得，谓之有德。这既体现了先贤对于礼乐关系的理解，更是今后礼学研究所应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切学问的终极研究都是思想史，礼乐制度的历史同样如此，其所涉及的问题已远远超出容仪举止，而具有着更广泛的内涵。荀子作《礼论》，小戴《记》又有《乐记》，对这些问题都有深刻的阐释。如何根据金文资料建立西周的礼乐思想，也是今后礼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既要谋诸近，又要谋诸远；既得求其术，更得求其道。胸怀全局，修文纯粹，才可能穷神知化。对三代礼制重建的工作也要道术兼求，故任重而道远。兹略摅所怀，是为序。
冯时
2019年3月23日于尚朴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