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文论研究

论本雅明的视觉思想

周计武[1]

（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 江苏 南京210093）

摘要：视觉文化转向使视觉形象日益成为文化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形象之所以具有魔力，是因为它拥有光韵。光韵具有不可接近的神圣性、此时此地的本真性和凝神静观的视觉性。在本雅明的形象思考中，以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卡夫卡等为代表的先锋艺术是一种形象被“祛魅”了的艺术，即“后光韵”艺术。“形象的祛魅”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形象的去神圣化，即打碎笼罩在形象周围的神圣光环，使其人性化、世俗化；二是形象的去审美化，即打破美的形式规范，使形象变形、扭曲、夸张，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片段的、谜一样的视觉形象”。在“后光韵”的时代，本雅明试图通过讽喻式批评，把人类的解放与自然的复苏结合起来，把世俗的启迪与经验的拯救结合起来，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兄弟姐妹般的关系，重建主体间平等交流的经验能力。

关键词：视觉文化转向；光韵；形象的祛魅；讽喻；拯救性批判

对视觉与视觉效果既迷恋又焦虑的双重心理，日益使我们卷入以形象为主因的视觉文化之中，也使形象问题成为知识分子热衷批判的重要领域之一。米歇尔称其为“图像转向”，他认识到“观看（看、凝视、扫视、观察实践、监督及视觉快感）可能是与各种阅读形式（破译、解码、阐释等）同样深刻的一个问题”[2]。

当然，米歇尔并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领悟到这个问题的人。从本雅明对“辩证形象（dialectical image）”的讽喻式阐释到海德格尔对“世界图像时代”的存在主义解读，从丹尼尔·贝尔对视觉冲动（新奇、轰动、同步、冲击）的社会学分析到波德里亚对消费社会中“仿像”诱惑的哲学批判，从利奥塔对话语与形象二元范畴的比较到斯科特·拉什对后现代主义“形象主因”的透视，再到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后现代形象变迁的解读，形象问题不仅成为视觉文化转向的标志，而且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症候。

具体言之，视觉文化转向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日常现实生活的视觉化与形象化；二是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对前者而言，摄影、电影、电视、互联网、广告、数字视频技术等视觉媒介的发展和商品形象的景观化，为人们“看见和想看见（不是读到和听见）事物提供了大量优越的机会”[3]，满足了人们视觉化的欲望与冲动。对后者而言，20世纪80年代率先在欧美兴起的视觉文化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整合机制，涉及艺术史、电影理论、媒介研究、文化研究、文化社会学、文化符号学等不同学科。它有两个相辅相成的研究焦点：一是以视觉形象为中心，致力于研究各种形象是如何汇聚在一起的，隐含了什么文化意义；二是以视觉性为中心，旨在阐释形象表征及其意义的建构过程，进而揭示并批判表征模式隐含的视觉意识形态。

形象为什么会成为文化批判与意义争夺的战场？形象的魔力在哪里？在以形象为主因的视觉文化时代，形象的魔力为什么会消失？形象的非神圣化、非审美化又会给我们的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该如何应对？本文将结合本雅明的视觉思想来分析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