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编撰地域性文学史的工作，大略兴起于20世纪的中叶。主要说来，它是选择某横断面的地域板块为空间架构范围，以纵向历时性的诸创作现象为流变脉络，兼纳时空两端，相共参比审视的一种研究方式。其目的则在于能够较全面、明晰地描述有关文学发展演化的复杂历程，并由之探讨、总括它不断消长盛衰的内在规律，以给出较为切实恰当的价值评判。不过，现在面对已经出版了的，各具不同观念、体制且详略歧异的千余种《中国文学史》来看，地域文学史还仅只是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数量既很有限——问世的才有数十种，所涉及覆盖的地域也偏缺不全；而且无论分体式或断代式，它的结构形态与撰写方法，仍多沿袭模仿传统的大而全的中国文学史，故缺乏适合自己特殊要求的成熟的对应范型。
有感于此，我们便试图将上迄先秦下及20世纪末，约3000余年的山东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观照对象，于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较系统地把握其已表现出来的主流的嬗变演进行程及得失，探索其隐含于深层的艺术精神，理性地认识它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再进一步，通过山东文学这一特定参照系，去展示地域文学研究的普遍经验与特殊意义。以下则分别就古代文学部分和20世纪文学部分予以论述。
一
先谈自先秦迄19世纪末的古代文学。这是一条源远流长的历史之河，“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从它萌发初生以来，即迭经繁盛兴荣乃至衰微消歇的曲折变化，尽现光昌幻丽、波澜起伏的绚烂景象；而最终凭其辉煌的实绩，及所拥载的恒久生命活力与浩瀚幽邃、兼集众美的丰厚文化品格，成为最可珍贵的遗产，融入新世纪文学和现代精神血脉之中，化作民族精魂的重要组成内容。
就地域而言，山东界于华北、华东结连的位置，处在黄河下游，海岸线长达3000公里。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王朝建立伊始，便分封了齐、鲁两个大诸侯国，“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史记·货殖列传》），并且于以后产生出最初的一批文学作品，如《诗·国风》里的《齐风》《曹风》，《小雅·谷风之什》里的《大东》篇，《颂》里的《鲁颂》。不过，整体上看，先秦时代还缺乏自觉的文学意识，文章学术浑融一体。文学并未从哲学、历史、艺术中剥离出来，所以，呈现为杂文学形态，并且仅具诗歌与散文两种文体。诸如《论语》《孟子》等诸子著作和《左传》《国语》《晏子春秋》等史传作品，本质上当属于哲学、历史的范畴，只是载具着程度高下浓淡不等的文学性而已。相应地，孔子评诗，虽然未忽略审美价值，但首先强调雅正的标准，即“思无邪”（《论语·为政》），一切须符合礼的规范，更注重的是社会政治教化的实用功能和伦理意义。要之，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诸侯争雄，霸权迭更；而思想文化上则呈现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高度开放繁荣局面，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山东的先哲名贤对此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仅就文学角度说，他们的一些作品，或开创某种文体样式、或为之垂范立则。特别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不仅是当时的“显学”，并且自西汉武帝以来，更由邹鲁乡曲之学一跃变作封建国家的官方思想，而在以后千余年的漫长封建时代里，始终占据主流地位；其对社会政治文化乃及文学等各方面的深刻重要的影响作用，早已经超轶出山东地方范围的局限，而具有着中国全局性的广泛意义。据上述诸般，完全可以认为，先秦时代的山东文学是一个异常光辉的、甚至涵蕴经典性的开端，它的某些评判标准、价值取向与美学理想、艺术表现的方法范式，无论显晦因革，都一直贯注到后世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理论中，影响着其全部的流变历程。
经过这段初起便呈巍峨激扬之态的高潮后，山东文学在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而到唐、宋、元、明、清的漫长封建社会时期里，曲转回旋，屡屡起伏变化，涌现出大批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其内涵意蕴与艺术表现都极为丰富复杂，多方面地描述了那个时代各阶层人们的心灵世界和不同社会生活情状及自然风物景貌，真实而生动，不胜枚举例叙。不过，如果想要把握、总括那贯穿于其间的有关人文精神与审美特征，首先便应充分考虑到它在历经二千余年的悠久发展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异常繁杂纷纭且多有变化的实际面貌，而进一步着重观照其主流走向，对丰富的原生形态实行高度概括与抽象。所以，这种基础于创作实践上的历史总结，必然包含着现代发现的意义，并拥载了通往未来的可能性。要言之，充溢在山东古代文学里的人文精神，并非是一元化的自足结构，而是一个二元互补式的系统。一方面表现为对社会群体的关怀，一方面表现为对个体生命的注重。
关怀国家民族的兴衰命运，悯怜民生疾苦，痛慨朝政昏聩奸佞当道，而希望能建功立业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的社会群体意识，其内核当是源发于作家、诗人们的高度责任感、奋进心及强烈的良知。作为触发催进剂的，则往往是现实的各种矛盾冲突的激化高涨，遂产生出创作主体由外向内的牵引迸发，具现为用世济世，即“入世”的热情。当国家太平统一时期，上则立志做一代贤臣循吏，积极与闻朝政策令治事；下则关心民生民瘼，力图救偏补弊。如宋代王禹偁《对雪》《感流亡》《侍漏院记》等诗文与元代张养浩赴陕西救灾时所写下的一些散曲作品。然而，一些突发性社会历史事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作用尤为巨大，遂构成为以强力断裂、改变以往文学惯性走向的非文学性外部主因；或者说，值王纲解纽、国家分裂而当战乱割据之际，更体现作家对灾祸苦难的深切同情与焦虑，民族意识的激昂张扬。如东汉末建安七子中王粲等的伤时念乱，“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七哀诗》其一）；又如北宋灭亡、南宋偏安江左的格局使辛弃疾等志存光复，“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还应注意到的是，无论兴衰治乱，他们救世拯物的社会责任感总是与个人建功立业的事功名利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互为表里合二而一的：“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辛弃疾〔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便是剀切明白的表述。
总上述种种当可以认为，以社会群体关怀为主流人文精神的山东文学本是基础于孔子及儒家学说上，尽管间或有取于释、老，但却总是被统摄在儒家思想的笼罩之中，从未曾占据过主导位置。他们属于外向型的，往往对外在的社会现实持一种积极参与、主动干预的姿态，执着于时事的批判和志向的诉求，遂由之牵引激扬起自我内在心灵的动荡——这种内心思考和情感意绪的抒发宣泄也往往指向外部世界，使个体消解、汇融于群体内。根源于此，自然就特别注重文学“载道明志”、社会政治教化的功利价值取向，在寄托于文学的现实超越特质的同时，又使之兼纳着一般实际行为层面的意义。有时竟至推往极端，忽略乃至取消了文学非实用功利性的审美本体规定。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虽然以儒学为主导，但它也往往与老庄、佛禅交合融化，有时又互有消长，而形成儒释道互补的综合状态。山东古代文学里以个体生命注视为主流人文精神所倚靠的思想背景，便是由儒而援入老庄、佛禅、兼容三家。其间虽时有升降、争斗，但最终却归之于互融并合，从而更多趋于内向式的收敛自省，更多求诸自我心灵的感悟、体验和个体与个体之间、心与物之间的交流互动。如出处进退，历来都是士大夫文人面临的重大人生问题。每逢仕途蹉跎、入世之志不获聘时，他们常常会退隐林下、遁迹世表，一方面遁守儒者“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的传统说教；另一方面又从释老中汲取精神营养和行为规范，寄心忘怀于山水泉石间，委顺“自然”之道，随缘自适，以求摆脱、弃绝宦海荣名尘世功利的羁绊缠牵，保持高洁的节操，获得人格的独立、个性的张扬与心灵的解脱，这时候，他们专注于大自然之美，将之视作个体生命的寄托或归宿，“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逍遥游》）。个体生存、活动于其中的客观自然，遂化作主观心境转换的依托物，从而被赋予了情感色彩，带有生命灵性，是为“静中生动”。即使还在朝廷或地方上为官任职，也喜欢从周围的草木花鸟、四季景象中发现道心禅性，以致虚静境界。也许，这只不过是某种自然的纯粹审美观照，于流连俯仰间可臻达对平庸繁杂的世俗生计的诗意超越，尽兴任情地去作精神世界的自由遨游。换言之，这种带着超脱性的品味，从本质上看，即是将伦理道德情怀纳入审美视野内，将人生体验升华为美学鉴赏。
还有的是从《诗经》中《曹风》《齐风》等开始出现的，诸多描述爱情婚姻、衣食劳作内容的作品，多层面多视角地体现出先民们个体的生存状态和本能性活动，那些偏重于直觉、表层的各种人生现象。而伴随生产力的提高与文明程度的进展，至汉魏之际，便逐渐产生了诗人、作家对于生命终极意义及价值取向的较为理性的深层思索，抒发他们那种恐惧、焦灼的情绪和难以解脱的忧患感。有时再进一步扩大包容范畴，并及爱情相思、怀友思乡、怨别赠离、伤老叹逝等等题材，或交融或分别，却反复大量地表现在山东古代文学里，乃至积淀为一种特定传统，贯注着整个的封建社会时代。
无待赘言，文学，尤其是传统的诗、词、文，便是最适宜的中介形式与理想载体，能够供其任心随意地吟咏抒发，创造现实社会生活中没有的美好世界，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消释困厄艰窘的现实命运所造成的压抑愤懑，同时使自我存在价值得到充分体现——这，或许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传统观念的另一种表露。纵观从西晋左思“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咏史八首》其四）的自慰自负、北宋晁补之的罢官后东皋赋归来，直到明代李开先、李攀龙长期闲居乡里、诗酒花月自娱的行迹，都有着一脉可循的体现、印证；无论外在方式怎样，其内在实质却无疑是一致趋同的。
再次，为创新求变的创作追求和浓郁自觉的理论批评意识。关于前者，无新变则不能代雄，只有不断地创造才能激发文学的生命活力、并使作品拥载着永久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与审美价值。“意匠如神变化生，笔端有力任纵横。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宋戴复古《邵武太守王子文日与李贾严羽共观前辈一两家诗及晚唐诗因有论诗十绝子文见之谓无甚高论亦可作诗家小学须知》）、“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架屋，信然！陆机曰：‘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五）。山东作家对此端深有认识并具体体现于其相关作品中。如早在西汉前期，汉大赋开始盛行之际，那种宏大侈丽的体式、铺张扬厉的气势，似乎标志出特定时代的主流艺术精神与审美范型，天下翕然从之。但东方朔却独持设论表志，主客对问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成旁衍之制，为后来者所效仿，自建赋的一个重要支派，直到唐韩愈《进学解》还属此类，可见它的影响深远。又如中国古代的长篇白话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均属长时期在社会民间流传、不断被加工补充、最后由某文士修订写作定型的集体式创作，题材也属传统的重大历史事件、英雄传奇、神魔仙佛之类。而明代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却为第一部由作家独力完成，描述日常市井生活内容的作品，遂开风气之先，自此这类小说便似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巅峰巨著的《红楼梦》就曾经从它得到过借鉴。
另说后者。随着文学创作的产生，对于具体作品的评价论析的批评工作和参照复杂的诸创作现象，从进行经验性总结而抽象升华为规律的发现、归纳的理论探讨，便也开始了。两者互作表里，相互促进，因良性循环、交融而带动产生共同繁荣发展的局面，一般情形下，当如鸟之双翼齐振方得高翥远翔，不可偏废。山东文学于这方面的贡献、建树尤为卓异，常常不再仅只局促在地域范围的限制内，而带有覆盖全国、垂被悠久的时空共通性影响启示作用。如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一书，体大虑周，综合就文体、创作、批评等多方面作了透彻详尽的论述。尽管他还持“杂文学”的文章观念，但仍深入到文学的核心问题。“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唐刘知几《史通·自序》），且能“自出心裁，发挥道妙”（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宗刘》），至20世纪中叶以来，更跻身“显学”之列。再如从李之仪、晁补之到李清照而明确的词“别是一家”说，张扬起这种新兴音乐文学样式的本体自觉意识，对一代文学极盛标志的宋词的演变走向多所浸染，流波直注清末词坛。清初王士禛祖唐司空图、宋严羽论诗的主张，提出较系统的“神韵说”，强调兴会神到，“须清远为尚”（《池北偶谈》），遂占据了当时诗坛的主导地位，推动风气的转移，被尊奉为“一代正宗”。
最后，是包容雅俗、综聚众体的浑灏大度。总观说来，中国文学中以抒情性为主要艺术特征的诗歌、骈体散文最先发达兴盛，而内容重在叙事的小说、戏曲的出现与成熟却是相当晚近的了。而且于传统观念里，前者高据“正统”之位，属于雅文学范畴，为士大夫文人所推重；后者则本系市井细民辈所欣赏的末技小道，仅供消遣娱乐之用，是而无关宏旨大业的俗文学，向被封建统治阶层鄙薄排斥。然山东文坛却表现出较开放的眼光，备具文体代兴的进化意识，善能敏锐感受到文学盛衰嬗变的消息，不以雅俗为域畛，拘滞尊卑之别。如词初起于民间，后来中唐文士偶尔涉笔，也多寄怀感兴，仍以诗法为之。五代后晋和凝与花间派同调，作为“艳科”，迥然背离了儒家正统诗教观的束缚。又如元代东平府为新兴杂剧的创作重镇，水浒戏更首领翘楚，现代的京剧和地方戏曲中有些剧目还是承此流变而来。另李开先闲居家乡20余年，潜心于传奇制作，其《宝剑记》开有明一代传奇兴盛之先声；且收藏元杂剧剧本达千种之多，号称“词山曲海”。即便是同一文体，清初蒲松龄《聊斋志异》集文言小说中魏晋志怪志人、唐传奇小说等诸体之大成，再加以自己的创造性，终得融合众美，臻达辉煌顶峰。
二
再说20世纪的文学。从19世纪末晚清时期的文学改良运动，开始强调文学是国民思想改革的利器。在“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革命”的文海波澜中，孕育了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萌芽。由于地域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晚清山东文坛总体上处于低潮期。但寂寥的星空也仍然有耀眼的星辰在闪烁，如江苏籍人士刘鹗以山东济南等地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老残游记》，即是这一时期山东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该书被鲁迅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其有别于传统小说样式的游记体结构，其避用套语滥调，善于熔铸新词与注重心理表现的文体特点，还有对济南等地风情人物、自然山川景貌大量的精彩描写等等，共同铸就了它杰出的文学价值和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20世纪初叶，山东文学于新文化运动中重新焕发了生命活力。在中国社会由封建蒙昧走向时代觉醒，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历史大背景下，其文学内质与祖国、民族的命运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文化、文学传统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融摄中，在对时代风云和广泛社会生活的敏锐感应与把握里，展现出了新世纪文学的特点和独有的艺术风貌。
在整整一个世纪里，山东文学所体现的美学精神的基本内核，是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及对于现实生活和普通人生命运的执着关注。深重的忧患感、坚守道德理性和现实实践品格，是每一代山东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在文学创作中，一直充满激情地注视着现实的大地，坚持与中国现代化同一进程的价值诉求。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就活跃着新文化先驱者王统照、傅斯年等人的身影。在文学革命所倡导的“忠实地”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描写人们“真挚的思想与事实”[1]的平民文学写作中，王统照、杨振声等人倾情描述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处境，对黑暗社会给以深刻批判和揭露。有论者认为，杨振声在当时创作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远远超过了本时期胡适的诗歌《人力车夫》所表现的贵族老爷布施式的人道主义。”[2]王统照的《山雨》等作品，则深入反映了农民与其生存现实之间的矛盾关系，前所未有的表现了“北方乡村的凸体的图画”。在社会生活凋敝动荡、民族危亡在即的时代，文学创作更是贴近现实，以表现人民的苦难与土地跳动的脉搏、发出民族抗争与民族复兴的吁唤为己任。如李广田一些描绘乡土人生的作品，臧克家将自己生命痛苦的体验和对农民苦难的同情融为一体的诗歌；如吴伯箫豪情贯纵、战马嘶鸣的《羽书》，王统照情思深幽、如暗夜“爝火”般灼热警醒的《繁辞集》等等。中国社会性质改变后，文学经历过一个历史阶段的单一化格局，至20世纪后期，作家们的情感形态，显然已有很大的不同。但在文学中，积极关注社会发展动向、情系大众人生的底色没有改变。其一是在经济车轮带动的越来越趋于物欲化的社会现实中，作执拗的传统人文精神的“守望者”。如新时期作家中的张炜、王润滋、矫健等人的创作。这类创作通过对现实、特别是对农村现存道德形态的把握，密切注视着历史发展中的道德痛苦，在对道德理性支配下的严肃人生的开掘，涵纳了文化审视的意蕴和人生终极目标取向。其二是将创作视点投向民族生命力的存在状态，以推进对民族文化本身的思考。这主要表现在莫言、尤凤伟、左建明等人不同风格的作品中。往往是以民族强盛生命力与其存在情境之间的纠葛、冲撞，辅以强烈的人本主义精神或人道主义介入，从而展示历史命运景象。就其审美精神特征来说，后者表现了一种渗入了新质的变化。
同时，在近百年来的文学演变流程里，如同所有的地域文学一样，山东文学也有着地域性和文化的共通性这样两种基本特性。一方面，它必然带有特定地域的自然环境和文化风习的印记；另一方面，它又受到一定时代国家文化话语环境和主流文学共同性追求的影响，拥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某些特征。而文学的普遍性涵义，通常是经由其独有的地域性得以呈现的。文学作品中的地域自然景色和包含民俗风习、传统掌故在内的人文景观，是文学民族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构成作品内质和氛围格调的必要因素。同时，文学的地域特色还拥有独立的文化功能和审美意义。浓郁的齐鲁地方色彩，正是20世纪山东文学的又一突出特点，是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一项重要风貌特征和内在依托。作家们演绎了一幅幅洋溢着齐鲁土地气息、民俗风情的生动画卷。像李广田、吴伯箫和臧克家都是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家。而冯德英多以胶东半岛为背景的小说，张岐围绕着渔村和海洋的散文；张炜小说中的“芦清河”天地，莫言的高密乡“红高粱”家族小说，还有尤凤伟的“石门”系列小说，苗长水、刘玉堂、李存葆等人以沂蒙山为背景的创作等等，都有鲜明而独特的地方特色，显示了山东文学格外迷人的魅力。
20世纪中国文学在五四时期和社会主义新时期，经历了两次历史转型中的大蜕变，直接导致了文学的开放局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山东文学也呈现出自身的开放气象。新文化运动引发的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变革，是以现代工业文明为背景为前导的。而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学传统，是在以家庭血亲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自然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文化启蒙者们在对此和封闭、落后的社会生活进行否定性审视时，则必须从现代工业文明寻取文化批判的立场和视角。正在缓慢发展的中国现代都市成为工业文明进步的象征，这也是为什么五四文学革命最先在北京揭旗形成气候，随即在其他大城市获得响应，而后在上海得以发展的一部分深层原因。因此进行文化批判，开始由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换，只能依凭于托起工业文明的世界近代人文主义文化思潮。因此，文学的开放格局，首先体现在作家在时代风气的激荡下，打开眼界，对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文化与文学优长进行吸纳和借鉴。具体到山东作家，像王统照早期的创作和文艺思想，便曾受益于西方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李广田的新诗和散文里，也找得到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痕迹。早期新文学开拓者，旨在通过向外寻求，建构起更合乎理想，同时也更符合本土文化传统的新文学范式。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作家显然有着更广泛地学习、借鉴世界各地文化与文学的机会。在张炜的主要作品里，既飘散着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魅力，又有着普鲁斯特、福克纳式的绵深而永恒的回顾。莫言也曾坦陈他从乔伊斯、福克纳、劳伦斯及卡夫卡等人处获得的阅读愉悦和写作灵感。[3]还有更多的作家，是在外来文学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以及与同时期作家的相融互动中从事写作的。正是在这样一种开放性的视野下，山东文学，特别是近20年来的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各类文学样式，无论在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上都得到了丰富和扩展。
在文学观念上，随着社会生活的各种可能性与多元价值观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文学不再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可以选择多种价值参照来确立自身的艺术存在。在审美趣味上，重在直面现实，亦可寄托于主观世界倚重心理表现而轻视情节，重视表现形式而追求“有意味”的形式创造。在人物塑造上，则既遵循注重“典型人物”的传统，又同时走向描写人物的多种途径，如有意将人物抽象化、意象化等等。在表现手法上，比过去更为注重外化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多样态的结构，经常使用象征、隐喻、内心独白、意识流、内视角描写，有的作家也引进荒诞、变形及反规范的语言等。总之，对于西方文艺思潮和艺术形式的吸纳，山东作家们在自身个性的基础上，坚持以我为主，体现了一种积极而又理智的理性态度。
艺术的开放与创新，重要的还在于艺术思维的规模和创作态势的多样化。张炜的艺术双峰《古船》《九月寓言》，一个沉厚凝重，一个浪漫灵幻；而其《古船》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坛现实主义小说开放性发展的一个标志。莫言的一系列作品，则从另一侧面将小说形式从外部世界的发现，推进到生命内蕴的思考，开国内新感觉派小说的先河。孔孚奇迹般地连续了濒临断绝的古代山水诗传统，开创当代文坛山水诗新局面，并在这一领域实现了“对沉重理性的美学叛逆和超越。”[4]王鼎钧的散文创造了“具有小说的叙述，散文的描写，诗质的意象及歧义”[5]的蔚然大观。还有尤凤伟、刘玉堂个性化的“民间叙事”，马瑞芳“新儒林”系列小说的别开生面，张宏森的现实主义小说及影视创作等等，共同展现了新时期山东文学充满动感的多元空间。
三
概括以上关于整体特征的种种论析，我们从对3000年山东文学的“史”的纵向观照里，以“流变”作为分析把握的主线，结论出其发展演进的大致历程是：（一）先秦的肇端发轫阶段，虽乍出即以其辉煌巅峰状态垂范作则后世，浸润于山东、进而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全部过程，成为文学文化元典。但它属于杂文学时代，文学被融合于历史、哲学等众学科之中，尚未获得独立。（二）历两汉、魏晋南北朝而隋唐五代的漫长时期，则是山东文学的缓慢成长阶段，虽也断续间歇性的出现过少许优秀诗人、作家，但却只似数点孤星闪烁在浩渺无垠的夜空中，尚不足以支撑起全面的繁荣。（三）殆及宋代——主要是北宋到南宋前期的约近200年时间里，山东文学才迎来它第一次严格文学意义上的高潮。此后的蒙元一个世纪中，是大转型、过渡的时代，俗文学占据主流。待至明中叶到清初，山东文学又出现雅俗共举、全面兴盛的第二次高潮。（四）20世纪上半叶，因新文化运动启蒙得获重生的山东新文学，以较高起点取得较好的成绩；然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则相对沉寂，尽管仍显现出独特的地域色彩和人文特征。于80年代初直到世纪末的新时期，山东文学又迎来了它3000年历史中的第三次高潮。
总之，我们设想主要是在它从先秦至20世纪末贯穿古今的复杂过程里，描述出古代文学初创、成长、繁盛而衰颓，直到新文学勃起而高涨的全部流变形态，重点则为近千年来的发展演进。在这里，注意到相互间的传承影响乃至再创新的关联，力求避免片面化与孤立的切割。于理论层面上，归纳出地域文学的不平衡性和高潮间断出现的特点，并提出了以“主流—流变”来统领全局的结构模式，规定地域文学史的研究取向，总结其创作的特殊经验和规律，试图为进一步的深化提供借鉴。
其实一切作家、诗人的创作活动，以及相关的各种流变形态、文学思潮等，无不是产生、形成于一定的历史文化时段之内，并依托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中进行的。相应地，其作品也必将会程度不等地铭刻下时代、地域特征的印痕——这些正是地域文学史得以独立存在的主客观依据，也同时是其所主要关注的内容之一。另一方面，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时世移易，文体代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故各种文体、风格总是呈现作兴衰更替的不断变化流动形态。只有着重辨察主流，才能够清晰描述地域文学所独具的初萌、成熟、鼎盛乃至消歇、新生的复杂曲折轨迹，有可能从其中把握住带有支配意义的内外部动因；而不是首推张皇幽渺、挖掘遗存为能事，以至不分主次的全面罗列铺陈，一体包揽。所以，便须明了、确认地域文学史的具体操作方法，并规范它所能够包纳的内容。
据此，我们认为应当基础于以下四点去展开自己的研究工作。（一）选择“省”一级区政范畴作为地域文学史的根本承载体。（二）以属于本地区籍贯的诗人、作家为论析评价对象。至于那些仅只有郡望、籍贯在此，却从来未曾在当地生活过、也并未曾有过任何相关文学创作活动者，则当然不在此行列内。（三）在本地区生活过、也有文学创作活动的客籍诗人、作家属于本书的研究论述对象。（四）虽为客籍或无主名作家创作，但却是以本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现实生活时事，乃至山川民俗等等作为主要表现内容的，亦在关注研究范围之内。
总之，从本体论的角度考察，地域文学史虽然也归纳于大的中国文学史概念里，需要遵循其由传统向现代、自泛杂向专门化演进的一般途径；然而，地域文学史却绝非中国文学史整体建构中的一个附属构件或者是按照比例缩小的微型仿造品。因为，地域文学史拥载着它自己独立的结构模式、学术品格与特殊的关怀指向，那核心便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不平衡现象。换言之，即它只能是间断性的彰显繁盛景观，不规则、跳跃式地产生极个别，或者少数批量的大家名家，而决非代代相接续，非此文体即彼文体的皆有优秀诗人、作家出现。那些代不乏人、大量涌出的，只不过是很庸滥的三流小家乃至不入流的“作者”罢了。他们的作品艺术水准低下，缺乏深刻的审美意义和真正的创新价值，尽管数目浩繁，却无法融入到文学发展主流中去，是以不能产生积极影响，起到推动作用。因为决定文学生命力不朽的，永远在于“质”而不是“数”。
所以，我们的任务首先是确认山东文学本身在中国文学的整体大格局中的位置，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然后，以具载重要全局意义的优秀诗人、作家为主线，由之联系相应相近的创作流派或准流派，进一步清理出不同历史文化时段内的主流走向，以及其变化过程和不同影响，并揭示那潜隐于诸文学现象深层的规律，给出恰当的审美价值判断。不言而喻，这里固然依旧以作家作品为最基本的观察对象，但是，却并不仅仅局囿于对其自身的论述上；更重要的或许是考索他们所涵纳、张扬出来的某种流变意义，以阐释其间不断损益因革，由确立、否定而到再升华为肯定、重构的艺术精神和美学理想，从而实践作继承传统、改造传统，或者创变求新、另建传统的流动过程，以充分凸现历史的纵深感。
[1] 周作人：《平民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2] 孙昌熙、张华：《论杨振声和他的创作》，《杨振声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3] 莫言：《独特的腔调》，《读书》，1999年第7期。
[4] 参见魏健、贾振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5] 参见郑明俐：《出入魔幻与写实之间》，《风雨阴晴——王鼎钧散文精选》，尔雅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