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近代中国商会是晚清政府制度供给的产物，从清末商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取缔商会，存续约半个世纪。自商会产生后，它的活动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成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力量。尽管商会由政府主导建立，但它产生的意义深远。

首先，商人组织建制发生质变。工商业者的群体认同意识决定了商人建立组织的原则。近代中国，工商业者的群体认同标准突破了地缘和业缘的束缚，萌生了以“国民”为原则的群体认同意识。工商业者的群体思想萌芽于明代，发展于清前中期，认同标准是地域或行业。到晚清时期，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为后盾，挟持晚清政府，勒索各种权利。同时，工业品源源不断输入中国，威胁到所有工商业者的经济利益。工商业者认识到，要加强协作与联合，凝聚在以“国民”为认同标准的组织内，一致对外，才能抵御西方国家的经济侵略。商会建立之前，工商业者已建有行会、会馆等商人组织。行会以从事同一行业为入行准则，从事同一行业的工商业者加入以该行业命名的行会，非同一行业的工商业者被排斥在外。会馆以地域为入馆原则，同一地域的工商业者加入以某地域命名的会馆，把非同一地域的工商业者排斥在外。行业性与地域性的认同标准使得行会与行会之间、会馆与会馆之间互为壁垒，商人组织规模不能扩大，也不能产生规模效应。商会成立后，将原分散在各行会、各会馆中的工商业者凝聚在一个组织内，会员数量比单个行会或会馆大得多，它的组织规模也比行会、会馆大得多。各商会之间还通过纵向、横向联系，商会的规模更具扩展性。商人组织规模发生变化，必然要求组织治理体系发生转变。商会建立初期，会员数量较少，在运行机制上沿用行会的公推制、商议制和经费捐助制。随着会员数量的增加以及工商业者权利意识的觉醒，商会开始建构起选举与任期制度、集体决策制度和会费制度等。

其次，商会推动了近代中国国家治理职能转变。在近代以前，中央政府的权力较强，行会、会馆等传统商人组织，尽管与国家存在互动关系，但主要是听命于国家的管理安排，没有起到推动国家管理职能变革的作用。商会产生之时，中央政府的权力日渐式微，需借助商会来发展工商业以及其他社会事务，被迫放弃对政治、经济、社会等的全面管控，把原属国家行使的部分经济、公共事务、教育等职能让渡给商会，政府管理职能收缩。

最后，商人组织产生规模效应。无论是会馆还是行会，因组织规模较小，对国家、社会所起的作用有限。商会成立以后，商人组织的规模空前扩大，并产生了规模效应，具体表现为：对内，商会向政府提供资金借贷，发展地区工商业，处理商务纠纷，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发展基础教育，兴办实业学堂，参与慈善救济，治理戒烟，修建河道码头、铁路、公路，组建消防队，维护社会治安；对外，商会发展国际贸易，保护商权，抗击外敌入侵，捍卫中国国际权利。与行会、会馆相比，自商会产生后，商人组织发挥的作用由行业、地区向国家、国际拓展。

当前，商会、行业协会在工商业发展、慈善救济、乡村振兴以及国际经贸发展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积极引导，规范商会、行业协会的建立与发展，既能发挥它们在国内经济、文化、社会救济、公益事业中的治理作用，也能运用商会、行业协会与“一带一路”沿岸国家发展商务、经济合作，带动中国企业、产品走出去。同时，也可以运用商会捍卫和维护中国的国际权利。因此，加强商会、行业协会的研究，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现实上都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