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之间由以相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双边关系转变为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国家间新型双边关系。在“布达佩斯原则”和“布加勒斯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间关系发展稳中有升。2004年以来，共有13个中东欧国家成为欧盟成员国，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拓展了中国与欧盟的合作领域，同时，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间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也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双方加强关系的需求增强，中国将对中东欧地区的政策纳入对欧政策整体框架当中，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2009年年底以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下简称“欧债危机”）的影响逐步扩散到中东欧地区，成为影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乃至中欧关系的重要因素，另外，危机背景下的合作也成为未来双方发展双边关系新的契机，机遇与挑战并存成为当前及至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主要特征。因此，系统而全面地研究欧债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及中东欧国家的应对，进而分析欧债危机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关系的影响，并在中国—中东欧合作现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深化合作机制，促进繁荣共赢的政策建议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的意义

本书拟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等多个视角以欧债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为切入点研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不仅有助于相关转型研究、国别与次区域研究和比较研究在学术层面的探索，而且对中国与欧盟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政策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学术价值方面：第一，随着部分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传统上属于苏东研究范畴的中东欧研究越来越多地具有了欧洲研究属性。本书把中国与中东欧关系放在中欧关系的整体框架中，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传统苏东研究的束缚，融入欧洲研究理论、视角与路径，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研究更具有综合性，更易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与欧洲一体化理论的最新成果。此外，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放在中欧关系研究的整体框架中进行研究，有助于突出该领域乃至整个中东欧研究的跨学科性、理论性与系统性。

第二，东欧剧变至今，中东欧国家转型中遇到的难题尚未彻底解决，而入盟后又遭遇了许多新问题，欧债危机更使中东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危机时期，中东欧国家持续转型并将转型作为应对危机的主要途径。中东欧转型是全面转型，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外交转型，也涉及诸如社会与法治转型等问题，而社会与法制层面的问题也正是此次欧债危机所暴露出来的最深层次的问题。本书在全面研究欧债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时，着重考察其对中东欧全面转型尤其是对其社会与法治等方面转型的影响，拓展中东欧转型方面的研究。

第三，随着中国—中东欧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区域的中东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东欧在应对危机、进一步转型及对华关系方面尽管目标与方向一致，但中东欧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异质性，本书在强调把中东欧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同时，亦注重国别案例研究，从更深层次上把握此种异质性，深化对次区域合作在该地区影响的认识，丰富次区域合作理论，为中国与中东欧关系和中东欧问题研究增加新的研究增长点。

在实践意义方面：第一，中东欧入盟不意味“欧洲化”的结束，也不意味制度变迁的结束，更不意味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特别是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欧盟扩大的步伐在克罗地亚入盟后放慢，新成员国在加入欧元区问题上犹豫不决。因此，分析与理解危机对中东欧的影响有助于理解中东欧对欧盟、对继续东扩的态度和新老欧洲的分歧。

第二，中东欧国家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地位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也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为双边关系开辟了新前景。本书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研究中国—中东欧合作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能进一步理解如何将中国与中东欧关系纳入对欧政策整体框架，从宏观上把握增添凝聚关系、促进合作的新因素，进一步认识中东欧在中国外交战略总体布局中所占有的独特地位。

第三，中东欧与中国贸易额虽然有限，但贸易拓展的空间巨大。中东欧地区蕴含巨大商机，劳动力素质高、成本低，投资的软硬环境较为良好，中东欧努力开拓亚洲市场的意愿和力度进一步增加，同中国合作的愿望不断增强。此外，中东欧与西欧市场高度一体化，可成为中国商品和资金进入欧盟的“桥头堡”。本书着力于中国与中东欧经贸关系的研究，这对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将中东欧视为扩大与欧盟经贸合作的重要阵地具有借鉴意义。

第四，在危机背景下，中欧关系处于“历史转折期”。中东欧入盟后正逐步全面与欧盟接轨，参与欧盟的运作与决策，为中国加强和扩大对外关系搭建了新平台，提供了新渠道。本书将研究如何促进和推动中国—中东欧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如何充分调动中东欧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性，促其在欧盟发展对华关系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如何充分运用中东欧在欧盟机构中及其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影响，成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的正能量。

第五，中东欧国家入盟后更加积极、频繁地参与国际事务，增加在大国关系中的回旋余地。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中东欧与中国在重大国际、地区和热点问题上协调立场，战略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增强。本书将深入研究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为中东欧成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伙伴提供政策建议。

研究的现状

在相关学术研究领域，至目前为止，对于欧债危机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特别是欧债危机本身对中国—中东欧合作关系的影响以及在此背景下建立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研究还没有完全形成体系，更缺乏针对在欧债危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欧关系三重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研究的成果，已有的部分成果为针对一些文件与报道进行的描述性与评论性的文章。但作为本书将依托的几个重要研究领域，即对中东欧国家历史、基本国情、国家形势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研究，欧债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及其应对，中东欧国家对外政策与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演变、现状和发展以及中欧关系研究的成果将为本书提供良好的理论与政策研究起点。

在中东欧政治转型研究方面：中东欧转型被视为“第三波”民主化典型，转型十年后，高德平在《东欧国家10年政治体制转轨》中认为，转轨经历了三个阶段。虽然多数东欧国家现行政治体制已正常运作，但要使现行政治体制完全成为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尚有很长的路要走。项佐涛在《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类型、进程和特点》中分析政治转型的类型、过程和特点。高歌在《东欧国家的政治转轨》中从历史因素的作用和经济、国际、民族和宗教等因素与转轨的互动中探讨政治转轨的原因和路径。高歌在另一篇文章《从制度巩固到观念巩固——1989年后中东欧国家政治发展的理论分析》中从制度、观念巩固两个层面观察中东欧1989年后的政治发展，强调西方民主制在制度层面已经巩固，而在观念层面仍需加强。郭洁在《东欧剧变20年：回望与反思》以及《东欧的政治变迁——从剧变到转型》中都对中东欧剧变的产生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国际问题进行思考。孔寒冰的《东欧史》与《东欧政治与外交》是国内学界有关中东欧历史、社会、文化的全方位著作。朱晓中的《2009年：从公开信看“新欧洲”与美国关系的新变化》，高歌的《欧盟东扩与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带动国内对中东欧地区的整体研究趋势，强调中东欧地区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作用。马细谱与李少捷的《中东欧转轨25年：观察与思考》侧重于从历史层面分析中东欧转型的过程、特点及后果。

在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的国别研究方面，方雷和孙奇的《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轨：以波匈捷为例》以波匈捷为例分析政治转轨，黄晨和王鸿鸣的《政治转型中的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以匈牙利和波兰为例》，认为转型从内部看是在经历了改革失败和政权更迭后展开的，从外部看是随回归欧洲、欧盟东扩和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向前推进的。

在中东欧经济转型研究方面，王义祥的《中东欧经济转轨》、孔田平的《中东欧经济转型的成就与挑战》和《东欧经济改革之路——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程伟的《中东欧独联体国家转型比较研究》等著作及相关论文涉及经济转轨的各领域，包括战略选择、宏观经济稳定、经济自由化、国企私有化、金融改革、社保制度重建等。孔田平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对中东欧经济转轨问题的再思考》在转轨20年后对经济转轨进行再思考，涉及转轨是否结束，转轨战略争论的意义，转轨后的实绩，全球化、欧洲化与中东欧经济及其增长模式以及后危机时代改革等。此外，中国学者还持续关注中东欧作为转型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涉及金融业的稳健发展与吸引外资、竞争政策、加入WTO的影响等。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元区方面，周茂荣和周念利的《论欧盟新成员加入欧元区进程：政策挑战与前景展望》对欧元区东扩问题给予关注。关雪凌和王晓静的《斯洛文尼亚率先加入欧元区的进程、原因和影响》就斯洛文尼亚加入欧元区的进程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刘兴华的《欧元区东扩：基于中东欧国家视角的解析》认为，中东欧国家因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及医疗、养老保险制度等方面差异，在加入欧元区的进程中将分化出目标明确、层次鲜明的三级梯队。刘军梅的《中东欧国家入围EA：过程与困境》认为，由于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中东欧国家加入欧元区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

在欧债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及其应对的研究方面：庄起善和吴伟丽在《为什么中东欧国家是全球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中分析中东欧为何成为危机的重灾区。孔田平在《试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中探讨危机对中东欧国家影响的路径。刘军梅、张衡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视角下的中东欧银行业危机》中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视角分析中东欧银行危机，认为其根源在于一体化进程中形成的中东欧国家对外资、外债和外贸的过度依赖。周念利在《金融危机视角下欧元区东扩困境及应对思路》中对欧元区东扩的困境进行分析。在欧债危机对中国—中东欧合作关系的影响方面，于洪君的《携手共进，推动中国与波兰和中东欧国家关系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欧关系”重点学科课题组的《2011年中欧关系的回顾与展望》，崔洪建的《中国与中东欧之间的“重新发现”》，刘作奎的《新形势下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投资问题分析》等，从经贸、政治等视角切入，对由危机所导致的对中国—中东欧合作关系的影响作出分析。姜琍在《欧元区债务危机对中欧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影响》中详细论述欧债危机对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及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经济的脆弱性与外部影响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中东欧国家对外政策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方面：中东欧外交政策研究的关注点多分散在双边或多边领域。朱晓中在《十年巨变，中东欧卷》中指出，随着中东欧地缘政治变化，其对外关系的性质、内容和重点也相应发生重大变化。孙晓青等的《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定位、取向及影响》认为，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北约是其外交的首要目标，“亲美不脱欧”，重视和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将是其外交选择。在中国—中东欧合作关系研究方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东欧课题组《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政策研究报告》认为，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是中东欧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随着东扩的实现，中国对中东欧的政策将纳入对欧政策的整体框架。朱晓中的《冷战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分四个阶段详细介绍冷战后中国与中东欧关系。赵洁、房乐宪的《欧盟东扩的内外影响及其对中欧关系的意义》从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角度阐释其对中欧双边关系的影响。李纬的《中国与波兰、捷克、匈牙利近二十年经贸合作发展述评》从国别角度对中国与部分中东欧国家经贸关系作出论述。高潮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匈牙利的投资机遇》、齐丽的《匈牙利：“向东方开放”与“一带一路”》，从匈牙利视角看“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欧地区推进的进程和出现的问题。布拉尼斯拉夫·乔尔杰维奇与严嘉琦的《中国和欧盟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的政策协调：现状及前景——塞尔维亚的视角》，塔德乌什·霍米茨基的《波兰：“一带一路”重要参与者》，是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比较活跃的国家为着眼点，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欧地区引起的反响。冯敏、宋彩萍的《运用“一带一路”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关系对策》，于军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现状与完善路径》，罗琼和臧学英的《“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多元合作问题》，刘作奎的《“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16+1合作”》，扈大威的《中国整体合作外交评析——兼谈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龙静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欧地区的机遇和挑战》，塔马斯·马都亚的《“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各方机遇》，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从整体合作层面论述中国—中东欧合作关系发展的宏观意义。姚玲的《“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国与中东欧经贸合作》，郑东超的《中东欧智库的“一带一路”观》，理查德·图尔克萨尼与邴雪的《“16+1合作”平台下的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及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王明国的《中国对中东欧国家人文外交：发展、挑战与对策》，是从经济、政治、人文的不同层面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中东欧合作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与本书研究相关的国外研究成果在中东欧对华政策研究方面，重点主要集中于对俄关系、与美国及北约关系、与欧盟国家关系，对华关系并不是其重点，因而相关重量级成果较少，多停留于描述或评论。

研究的内容、路径和有益探索

本书由三大部分、共七个章节组成：第一部分是背景研究（第一章），首先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作出框架性阐释，然后着重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考察危机对中东欧的影响，包括欧债危机对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转型的影响，对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关系的影响，对次区域合作的影响，以及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影响。

第二部分是主体部分（第二章至第六章），从政治、经济等领域切入全面分析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现状，分析中国与中东欧有关国家和次区域集团的双边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第七章），主要涉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在中欧关系总体框架内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如何促进中欧关系，侧重分析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在未来应采取的措施，提出中国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的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三个部分的研究，本书重点突出以下四个基本观点：第一，通过考察危机对中东欧的影响，深入思考危机如何影响中国—中东欧合作关系；第二，通过全面梳理中国—中东欧合作关系发展演变的脉络与现状，更加深刻地理解将中国—中东欧合作关系纳入中欧关系整体框架的重要意义及中东欧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第三，通过典型个案研究，深化对中国—中东欧合作关系中相互依存性和复杂性同步上升的认识及其应对思路；第四，通过分析中国—中东欧合作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针对性的拓展合作的政策建议，如何更好地运用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

结合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具体章节，本书在整体思路与框架设计上的理论思路为：中国的对外行为离不开外部环境并且要表现于外部环境之中，而外部环境也对中国产生互动作用，中国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形成对他者和环境的认知，即行为体的属性、利益与行为是在与其他行为体或其他相互关系中建构而成的，并会因这种相互关系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互动的内生动因。具体分析框架采用如下分析路径：危机背景下的欧盟与中东欧国家—欧盟、中东欧与中国的认知与互动选择—中国—中东欧合作双方利益与行为界定—中国—中东欧合作双方回应及对外行为选择。

由于欧盟是一个特殊的国际行为体，而中东欧国家中的大部分又是欧盟成员国，因而不能对既有的国际政治分析层次生搬硬套。一般认为，欧盟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分析的层次包括：决策者个人、决策者角色、成员国政府结构、欧盟制度结构、欧盟内的社会因素等。依据本书涉及的基本情况，选取欧盟和中东欧成员国的制度结构（主要机构）、政府结构、决策者角色以及欧盟和中东欧成员国的社会因素作为整个研究的分析层次。

综上，本书将在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力求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微观与宏观结合，政治与经济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意味着，本书一方面要对欧债危机以及欧债危机中的欧盟和中东欧国家进行阐述，另一方面要对中国对于欧债危机的态度及举措进行考察，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再者，欧盟和中东欧国家对于中国的认知是在互动中建构起来的，对其进行研究，必然要重视欧盟和中东欧国家对于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对欧盟和中东欧政策的实际反应。

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决定了本书研究既关注现实也关注历史。中国与欧盟及中东欧国家的互动交流是基于中国历史与现实国情的必然选择，也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而现实的欧盟也是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欧盟整合的成功经验是从一体化的历史实践中取得的，因此，在危机背景下，欧盟和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的互动也不可能脱离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环境，同时这种互动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意味着，本书着重于对欧债危机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互动的解读与评价，关注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欧债危机背景下与中国的互动；同时，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互动作为个案进行阐释。将中东欧国家的个案放在欧盟整体视野下进行分析，以求较为客观、准确地考察欧债危机中的中东欧。

政治与经济相结合意味着，在欧债危机背景下，中国与欧盟和中东欧国家的互动是一项综合研究，是对中国与欧盟和中东欧国家在“高政治”领域和“低政治”领域全面互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本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决定了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展：一是对欧债危机之于中东欧国家在各个方面的综合影响进行专项研究，有别于目前更多关注中东欧国家经济领域受到欧债危机影响的研究模式；二是将中东欧国家分类进行案例研究，目前部分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部分中东欧国家尚未加入欧盟，因此，针对中东欧国家的不同情况进行分类研究可完善中东欧国别研究；三是对中东欧内部的次区域合作，如维谢格拉德集团进行研究，为欧洲一体化次区域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新资料；四是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纳入中欧关系整体框架进行研究，为更好地融合苏东研究范畴内的中东欧研究和欧洲研究范畴内的中东欧研究进行有益的探索；五是对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进行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为今后更好地发挥这一机制作用提供部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