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过渡期》发表后日本学界的多种评价

1936年茅盾专为日本《改造》杂志创作了短篇小说《水藻行》，该刊将其作为1937年5月号头条发表。《水藻行》的发表进一步促进了《蚀》在日本的传播。《水藻行》发表前后，日本学者在《读卖新闻》《报知新闻》等媒体上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关注和评价。其中将《蚀》与《水藻行》进行比较的评论值得关注。4月29日，神西清在《报知新闻》上发表题为《茅盾描绘的南画：本月作品的最高峰》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

中国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茅盾创作的《水藻行》让人耳目一新。此前我读到《大过渡期》时认为茅盾是一位善于描写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着重刻画女性的作家，读过《水藻行》之后发现，他对于中国农民的观察也是细致入微的。若把《大过渡期》比作是西洋式的油画，那么即将要发表的《水藻行》就是带有东洋画风的南画。[19]

从这段话可以推断，作者当时尚未读到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所以他对于茅盾除了善于描写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塑造女性形象，也能细致生动地描写农民和农村生活感到新鲜。他关于《大过渡期》是“西洋式油画”的比喻，与小田岳夫的看法接近。

《水藻行》在《改造》刊登后的第五日，即1937年5月6日，新宿兵卫在《读卖新闻》“论评壁”栏中发表题为《日中的文学式握手》一文。该文也对《水藻行》和《大过渡期》进行了比较：

在茅盾的《水藻行》（《改造》5月号）之前，我已经愉快地阅读了《大过渡期》，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小说给与了重新评价，因此满怀希望地读了这部作品。然而它并不像我期待的那样有趣。可能因为茅盾是长篇小说作家的原因吧，《水藻行》并没有《大过渡期》那种气势磅礴、扣人心弦之感。[20]

这位评论者对《大过渡期》有偏爱，因为他喜欢宏大叙事，喜欢“气势磅礴、扣人心弦”的作品，所以依此期待视野读《水藻行》便感有些失望。其实这并不能说明《水藻行》艺术价值不高，而说明茅盾写作手法与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在今日中国的接受环境中，可能《水藻行》一类人性发掘更能引起普通读者和某些评论家的兴趣。但在当年社会动荡的语境中，《大过渡期》即《动摇》《追求》的社会性和历史感能被多数读者欣赏，包括国外读者欣赏，这是值得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注意的。

1940年2月，武田泰淳翻译了《虹》，东京东成社于该月20日出版发行单行本。《虹》的译介进一步推进了日本对《蚀》三部曲的研究。同年5月，藤井冠次在《中国文学》（即原《中国文学月报》）第69期发表长文《围绕〈大过渡期〉》。文章分5部分，共12个页码，近两万字。这成为昭和前期茅盾研究史上最长的一篇文献。关于本文作者，笔者迄今未查到相关详细介绍。藤井侧重探究茅盾的思想，他在文章开头先是谈到他阅读了茅盾的《蚀》和《虹》，肯定茅盾是现代中国的代表性作家，“茅盾作品在我们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但他又认为，“空口无凭的评论和称赞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所谓评论就是要探究作家在创作上的缺陷，唤醒批判精神是其职责所在”,“要探寻作品当中隐含了多少作者精神思想的内质”，因此他“将从一个纯粹读者的立场出发，把《大过渡期》和《虹》联系在一起来阐述一些感想”。[21]

《大过渡期》以中国历史变革期为舞台描写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思想矛盾与精神苦闷。藤井冠次阐述了阅读《大过渡期》之后的整体感受：

大革命之后中国尚有传统的余孽，作品中不仅人物思想，作品整体都不免存在因传统余孽而产生的一种不成熟的轻浮与伤感。然而在作者的意识中存在着灰暗与强烈否定式的宿命观，这种意识与新时代纠葛在了一起。[22]

在第一节最后，藤井冠次对于茅盾评价道：

虽然茅盾可能是一位代表时代的作家，但他缺乏一双探究人间本质的慧眼。然而，这是一部呈现人间与历史摩擦为悲剧主题的作品，人面对历史逃不过失败的命运。《大过渡期》只不过是一部中国变革时期的一篇哀歌而已。[23]

“人间”是本文的关键词。日语中的“人間（にんげん）”是指具有社会性、思想性人格的“人”。藤井冠次在文中围绕“人间”这一概念解读了《动摇》与《追求》，分析了两部作品之间的关联。在对《动摇》的解读中，他认为世纪末的颓废感是《动摇》最显著的特点。茅盾在《动摇》中对“人间”个体的思想进行了刻画描写。因为人物个性已经被中国世纪末的“颓废感”所遮蔽，《动摇》中人物所持有的思想并不是“人间”个体的思想而是政治形态的表露，知识分子只是政治变局中的旁观者或追随者。藤井冠次在文中如是说：

随着时代的变化，焦躁不安的他们大多失去了自我独立的思想。能够看到的只不过是这个时代的一般共识，或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如果把这些称之为“思想”，恐怕过于肤浅，过于平庸。代表时代知识阶层的他们，失去了超越普通人的生存技能。这无一不在作品中表现出来。[24]

藤井冠次认为，茅盾抓住了处于过渡期的时代，客观地把握并描写了活跃在这个时代的人物的种种状态。然而在超越时代、跨越历史性局限、还原人间生命个体性方面，依然有所欠缺，即缺乏对于人的本质的深层把握，缺少活跃的思考能力和缜密的判断能力，或者缺乏自我的锻造。虽然作者读取了时代的颓废，但在人性描写上尚有不足之处。藤井冠次与上述新宿兵卫的观点形成对照：如果说后者欣赏的是其宏大叙事，那么前者更看重人性发掘与个性表现，因而更多指出其缺憾。在藤井冠次看来，失去作为“人间”个体思想的人物就成为了历史现场的记录者或倾诉者，这就导致了《动摇》中人物描写的片面化和教条化。藤井冠次还认为作品中夹杂有“浓厚的传统气息”,《动摇》“与其说是欧式现实主义小说，不如说更具有中国古典小说的特点”。[25]这又与小田岳夫及新宿兵卫观点相反。

关于《动摇》的艺术表现力，藤井冠次评价认为：

在《动摇》这部根据客观性观察描写、思想内涵浅薄的作品中，人物暧昧，缺乏亮点。诚然，作品描写的是地方城市中的人心动摇，但称为地方风俗更为贴切，以政治为背景来粉饰人物心理活动。这些人物就像演技拙劣的演员一样聚集在剧目中。[26]

因此，他的结论是：《动摇》中描写的“过渡期”并非作为“人间”个体思想的“过渡期”，它只不过记录了社会历史变革中的一次“过渡期”而已。藤井冠次对《蚀》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追求》却评价较高，他认为《追求》弥补了《动摇》缺乏思想性的不足。藤井冠次引用小田岳夫为《大过渡期》所写序言中提到的茅盾自我解释：“《幻灭》和《动摇》中完全没有我个人的思想，只是单纯的客观描写。但《追求》中夹杂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追求》的基调是极度悲观的。”据此，藤井冠次指出：“章秋柳是从孙舞阳的基础上塑造出来的一位典型时代女性，她带有浓烈的作者本人的气息。”[27]通过文本细读，他认为比起《动摇》来，《追求》中的人物更加具有“人间”的个体性和思想性，人物的心理刻画更丰富和有层次感。藤井冠次通过将章秋柳与《动摇》中的孙舞阳及《虹》中的梅行素进行对比，认为《追求》写出了章秋柳个人心理历程的变化：

她被新时代之风所感染，初生牛犊，轻薄放荡，但终究被现实所背叛。她强化自我的生存方法，不再忍受自己作为一名女性而生存于世。她成为作者自我思想的载体，最终发展成《虹》的女主人公——梅行素。……比起孙舞阳，《追求》中的章秋柳从一开始就带有革命的先知先觉性，在大变动的时代背景中虽然她感到了幻灭和悲哀，并通过官能刺激来寻找生存的意义，但她并非懦弱的小资产阶级，在理性和感性的二者抉择之后，她最终走向了理性的革命道路。[28]

藤井冠次的论文显示出日本学者在茅盾研究特别是《蚀》的评价中的不同观点与对话意识。关于小说如何处理社会历史表现与人性发掘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迄今仍有争议的问题，在中国国内也是见仁见智。日本学者的观点我们未必赞同，却可以开阔我们的研究思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中国国内茅盾研究大多感情色彩浓厚，许多评论比较平面化，停留在就作品论作品的层面上，对作家的创作思想论述较少。茅盾在日本的研究却呈现出不同特色：小田岳夫、新宿兵卫、藤井冠次等日本学者不受中国国内政治束缚，以局外人的视角把研究重点放在了作品的艺术个性、创作方法、人物心理刻画和作者思想上，从文学本身角度解读评价《蚀》三部曲，并以其他作品为参照，显得较为立体化和系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