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5年小田岳夫对《幻灭》的摘译是茅盾中长篇小说在日本译介的滥觞之作。1936年他再将《动摇》和《追求》合译，以《忧愁的中国：大过渡期》为书名由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发行，这是首部茅盾作品的日译单行本。《大过渡期》出版后引发日本批评家的不同评价，日本学者以局外人角度，从文学本身出发所提出的观点对中国国内茅盾研究界有一定参考价值，而这些评价又与战前日本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二战”后日本学者进一步推进深化了对《蚀》的研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认识到：总览社会全局、记录时代风云的宏大叙事与刻画人情风俗、发掘人性幽微的私人化叙事各有其存在价值、各有其特定读者群体，也都可以引发域外读者兴趣、产生国际影响。日本学者看重茅盾，还因他的西欧式现实主义给正在探索东西方结合之路的日本文学界以启发和示范。1940年武田泰淳翻译了《虹》，这是继《大过渡期》之后又一部茅盾中长篇小说的日译单行本。武田泰淳只翻译了《虹》的前7章，在译本的《解题》中对“虹”的象征意义、文体及人物性格作出了解说；他解析了茅盾在创作《虹》之时深受柏格森哲学体系中的“延绵性”思想影响的特质。《虹》日译本生成前后，井上红梅、藤井冠次等单纯从文学角度更加准确地将茅盾作品置于世界文学体系中予以阐释，其研究成果虽为数不多，却细致入微，观点独特，并具有一定前瞻性。《虹》对译者武田泰淳在战后短篇小说《圣女侠女》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两部作品在叙事背景、人物描写、女性主义等方面存在明显互文性，这充分体现了《虹》在异国文化体系中特殊的文学价值和意义。

《子夜》是日本学界译介与研究的重要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一。迄今为止，其日文译本共计6个版本。1936年4月竹内好发表的《茅盾论》一文是最早系统评价《子夜》的文献。竹内好通过对《子夜》以反话的“恶文”评价方式抨击了因循守旧的支那学派和旧汉学派。在竹内好的意识里，茅盾是一位在东方文化体系中建立“新文学”范式的奠基者之一。他用反语的方式意图告诫那些因循守旧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如何处理本民族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相结合问题上，茅盾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文坛提供了范式和借鉴，其影响和价值不容忽视更不能贬低。1938年增田涉以《上海的深夜》为题目欲将《子夜》完整翻译，译文中除译者“简介”外还附有刘岘版画作品《子夜之图》图片共10幅，比起作品本身，他更意欲通过翻译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的《子夜》，以文字图片的直观方式向日本读者介绍战争状态下的上海，但因战争及读者评价不高等原因，该译本实际只完成了前两章。“二战”后《子夜》迎来了翻译的高潮期，1951年尾坂德司首次将其完整翻译发表，之后小野忍和高田昭二于1962年和1970年分上下册完成了合译，竹内好更是于1963年和1970年两次完整翻译了《子夜》,1974年筑摩书房出版的《筑摩世界文学大系》第78卷中再度收录并发表了竹内好1970年版的译本。译者们从现实主义、创作主题等视角出发对该作品予以了积极性评介。战后《子夜》在日本的研究呈现出研究视野和方法多元化与文本逐步经典化的特点。《子夜》的译介评价成为茅盾小说在日本“经典化”历程最为典型的例证。

《蚀》《虹》《子夜》日译单行本的出现推动了茅盾战时长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1947年小野忍在《随笔中国》杂志中发表的《茅盾文学——其一关于〈腐蚀〉》一文成为《腐蚀》在日传播的滥觞之作。1951年小野忍对菊池租《腐蚀》的译稿进行了修改补充，1954年6月发表出版了首部《腐蚀》日译单行本，1961年他再次修改并出版发行了单行本，1978年市川宏再度将《腐蚀》完整翻译发表。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学者从文体结构、意识流手法、叙事风格等方面对《腐蚀》的文本展开了阐释与研究，其观点在中日学界产生了对话与争鸣之关系，体现了在异国文化体系中茅盾努力发掘人性的复杂性、尊重艺术规律的现实主义作家之精神。《腐蚀》对堀田善卫在1951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齿轮》产生了深刻影响。两部作品在故事背景、人物性格、心理描写等方面具有明显互文性，充分体现了《腐蚀》在战后初期日本学界及评论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1949年9月，竹内好首次为日本读者简介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故事梗概，之后相继出现了4个日译版本，即1958年版奥野信太郎译（筑摩书房版及河出书房新社版）、1962年版竹内好译和1980年版立间祥介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研究者渴望通过阅读《霜叶红似二月花》中描写的挣扎于“五四”历史转型期的个体生命与民族思想文化纠葛审视反思日本战败后所面临的民族精神困境及在西方政治话语主导下所形成的文化断层。进入1980年代，《霜叶红似二月花》再次被翻译并被译者给予了高度评价，其原因在于新时期之后在以国内学界为主导的批评语境中对带有《红楼梦》式古典文学风格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经典化的全面推进不无关系。其次，“全球化”的世界格局致使日本无论在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方面均呈现出多元态势，日本文艺思潮再次陷入了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之中。对于西方文学文化的接受，日本批评界深刻认识到：接受并不等于近代式盲目的“拿来”与“互动”,“本土意识”也并非战时保守式的故步自封，而是要各取所长，形成平等对话关系。此背景之下，在日本人看来带有《儒林外史》风格的《子夜》与具有《红楼梦》文体风格和民族艺术色彩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这两部描写中国传统与现代的长篇史诗巨作自然在1980年代受到了日本学界及读者的强烈关注。

除长篇小说外，茅盾短篇小说在日本也被大量翻译与研究。短篇小说《水藻行》创作完成于1936年2月26日，1937年5月1日发表在日本《改造》杂志第19卷第5期的首页，这是茅盾创作生涯中唯一一篇在国外发表的小说作品，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经梳考史料，笔者与导师发现，《水藻行》实为山上正义所译，而并非鲁迅译或鹿地亘及胡风合译。对于日本大型杂志社《改造》来说，能得到中国文坛巨匠茅盾的赐稿可谓求之不得。社长山本实彦在作品刊登之前便开始运作宣传，4月底便出现了小田岳夫、本多显彰等评论家发表的数篇报刊评论。5月1日登载之后又相继出现数篇评论。通过这些评论足以证明《水藻行》在战前中日文学文化交流史上体现出了不容忽视的非凡意义。《春蚕》《秋收》《林家铺子》《小巫》等作品战前战后在日本均被翻译发表，其中《春蚕》共4个译本，《林家铺子》共3个译本，是茅盾短篇小说中日译版本较多的两部作品。日本研究者及读者通过这些作品直接了解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情况和挣扎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农民形象。战前，竹内好将《春蚕》置于中国农民文学整体框架中阐释其特有文学价值的评论彰显出1930年代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解把握的整体性与全面性。战后“农村三部曲”和《林家铺子》进一步被研究阐释。日本学者更加关注茅盾作为“作家”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探究茅盾作为“作家”的个体生命体验和思想内质，关于故事情节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自然不被纳入研究重点。由此，“农村三部曲”与《子夜》同样作为“纯文学”而并非作为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份高级社会文件”被接受与解读的。日本学者正是敏锐地认识到茅盾农村叙事小说中“独特的艺术价值”和“超越政治立场的文献价值”，才采取了与国内较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进而得出了更为独特的观点和阅读感受。

总体来说，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无论是研究视野、研究与翻译方法，还是结论观点都应引起我国茅盾研究界的关注与借鉴。随着中日文学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对异质文化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展开彼此间的交流，化解双方文化与思维上的隔阂已然成为两国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研究茅盾文学在异质文化的译介与研究有助于从“他者”的视角反观审视自我文化与文学中被遮蔽与忽视的价值与意义，同时发现日本学者以“他者”的视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探究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如何消解彼此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产生的误解与偏差，这对于我们未来进一步研究茅盾不无裨益。

为出色完成此著作的撰写，笔者于2019年夏亲赴东京，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和二手书市场寻找相关日文资料，同时委托日本人好友及留学生复印购买了大量一手日文资料。经过近3年的不断搜集与整理，笔者共获取论文文献149篇、茅盾作品日译本（包括摘译）42部、与茅盾研究相关的著作18部、[日]日本茅盾研究会编《茅盾研究会会报》全集1部、茅盾相关研究博士论文6篇、[日]中国文学研究会编《中国文学月报》影印版全集一部（共10卷，东京：汲古书院1977年版）。在反复细读、翻译和研究史料的基础上对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历史展开了考证、梳理和整合，形成了一部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日本茅盾小说译介与研究史论稿。本著作中不仅附加了大量茅盾小说各日译版本及日本学者茅盾研究专著的封面插图、报刊书影，还在书后附录中详细罗列了迄今所发现的所有日本茅盾研究文献目录，为读者了解日本茅盾研究概况提供了目前最为全面的一手资料参考。

本著作并非简单地堆砌罗列史料，而是以“史料整理的全面性”“考证辨析的准确性”“解读评析的深入性”“学术眼光的前瞻性”为撰写原则，参照国内茅盾研究，将其置于世界茅盾研究（以英语世界国家及俄罗斯研究为主）历史的宏大视阈背景中抽丝剥茧、归本溯源；力求探究中日学界在茅盾研究领域存在的对话与争鸣，述论日本学者新颖的研究方法和独特的研究视角，分析茅盾小说对日本作家作品创作产生的影响，求证文本间存在的互文性，借助日本之“他山之石”阐释了茅盾作品在域外文化体系中所体现出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在此基础上，本著作对文化巨匠茅盾给予了国际视野的文化推介，为我国茅盾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红色文学研究等领域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论启发和珍贵的文献史料。

连正

2022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