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内外研究现状

英语世界长达400余年的莎士比亚研究成果颇丰。相较于国内莎士比亚研究，英语世界莎士比亚研究历时长、范围广、成果多，单博士学位论文就有上百部，专著更是多达几千部，可谓卷帙浩繁。面对浩瀚文献，本书无法研究全部文献，只能选择具有代表性和研究新意，且国内学界尚未涉及的新材料或有所涉及但尚未深入的文献。

结合本书研究目的，本书对英语世界文献资料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其一，与国内莎士比亚研究模式完全不同的文献，或者说，涵盖国内研究根本没有涉及的研究视角、方法和主题的文献，以期为国内莎士比亚研究带来启示；其二，就文献出版的时间来看，本书主要选取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文献，尤其是21世纪的最新成果，以期认识英语世界莎士比亚研究的新成果与新动向。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进行资料汇编时，以主题分类，以专著为主，尽可能穷尽英语世界莎士比亚研究成果。

本部分按主题分类，对英语世界莎士比亚研究进行综述，并与国内相关研究议题进行横向比较，以突出本研究的宗旨——英语世界之“新”。本书所选文献与研究主题简略分为英语世界的莎士比亚生平研究、与生平研究息息相关的戏剧版权争议与作者身份问题研究、作品研究、大众传播与接受研究等专题，分而述之。当然，英语世界之“新”并不局限于以上几个方面，这有待后续研究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挖掘。

（一）国内外莎士比亚研究之比较

对国内外莎士比亚研究的再研究，不仅可以勾勒出国内外莎士比亚研究的基本路径与概貌，亦可进行中西比较研究。然而比较不是目的，亦非理由，而是如乐黛云教授所言，在比较中达成对话，在对话中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这才是比较文学的应有之义。[10]因此，促进中西学界在莎士比亚研究领域的比较，目的是在比较中对话，在对话中互鉴，在互鉴中促进世界莎学的进一步发展。

1.莎士比亚生平研究

西方第一个正式从事莎士比亚传记研究的是尼科尔斯·罗（Nicholas Rowe）。1709年，尼科尔斯·罗在其出版的莎士比亚作品六卷本的开头附上其所撰写的莎士比亚传记文章[11]，正式拉开了西方莎士比亚传记研究的序幕。在最近出版的莎士比亚生平研究著作中，最著名的当属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新历史主义实践代表作《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2005）和乔纳森·巴特（Jonathan Bate）的《时代的灵魂：莎士比亚心灵传记》（Soul of the Age: A Biography of the Mind of William Shakespeare，2009）。

经笔者初步梳理，英语世界莎士比亚生平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1）传统传记书写。这类研究主要以纪实性原则进行传记书写，记述莎士比亚的一生。比如，约翰·贝利（John Bailey）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1929）、赫斯基·皮尔森（Hesketh Pearson）的《莎士比亚的一生》（A Life of Shakespeare，1942）、A.L.罗伊（A.L.Rowse）的《威廉·莎士比亚：一本传记》（William Shakespeare: A Biography，1963）、埃弗·布朗（Ivor Brown）的《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968）、加里·奥康纳（Garry O'Connor）的《莎士比亚：一生》（William Shakespeare: A Life，1991）、帕克·霍南（Park Honan）的《莎士比亚的一生》（Shakespeare: A Life，1998）、安东尼·霍尔顿（Anthony Holden）的《威廉·莎士比亚：一本带插图的传记》（William Shakespeare: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1999）、皮特·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的《莎士比亚：传记》（Shakespeare: The Biography，2005）、威廉 · 贝克（William Baker）的《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2009）、罗伊斯·波特（Lois Potter）的《莎士比亚的一生：一本批判性传记》（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 A Critical Biography，2012）等著作。

（2）基于莎士比亚作品研究的生平研究。这类生平研究着眼于在莎士比亚戏剧、诗歌文本中寻找蛛丝马迹，并与莎士比亚其人的经历结合起来，试图勾勒出莎士比亚的真实面貌。比如，丹尼斯·凯（Dennis Kay）的《莎士比亚：生活、作品及那个时代》（Shakespeare: His Life，Work and Era，1992）、伊恩·威尔逊（Ian Wilson）的《莎士比亚：揭开莎士比亚其人及其作品未解之谜的证据》（Shakespeare: The Evidence.Unlocking the Mysteries of the Man and his Work，1993）、安东尼·霍尔顿（Anthony Holden）的《莎士比亚的一生与作品》（William Shakespeare: His Life and Work，1999）、查尔斯 · 博伊斯（Charles Boyce）的《威廉·莎士比亚的批判指南：关于其一生与作品的文学参考》（Critical Companion to William Shakespeare: A Literary Reference to His Life and Work，2005）、勒内·韦斯（René Weis）的《揭秘莎士比亚：一本传记》（Shakespeare Revealed: A Biography，2007）等著作。

（3）基于莎士比亚情史、妻子、家庭与朋友研究的生平研究。这类研究采取了一种类似“曲线救国”的方法，从莎士比亚的感情经历、妻子安妮、家庭关系、朋友角度切入，以勾勒出完整而清晰的莎士比亚全貌。比如，夏洛特·卡米歇尔·斯托普（Charlotte Carmichael Stopes）的《莎士比亚的家庭》（Shakespeare's Family，1901）、查尔斯·艾萨克·埃尔顿（Charles Isaac Elton）的《莎士比亚及其家庭与朋友》（William Shakespeare，His Family and Friends，1904）、凯特·艾默里·波格（Kate Emery Pogue）的《莎士比亚的朋友们》（Shakespeare's Friends，2006）与《莎士比亚的家庭》（Shakespeare's Family，2008）、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的《莎士比亚的妻子》（Shakespeare's Wife，2008）等著作。

（4）微观史学视域中的生平研究。这类研究并不以莎士比亚的一生为研究对象，而是摘取其中某一重要时间段、转折点甚至其中一年为研究对象，专注其中一个微小事件进行研究，以观特定时间段的莎士比亚。比如，艾瑞克·山姆斯（Eric Sams）的《真正的莎士比亚：回顾早年（1564—1594）》（The Real Shakespeare: Retrieving the Early Years，1564-1594，1995）、詹姆斯·夏皮罗（James Shapiro）的《1599：莎士比亚一生中的一年》（A Year in the 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 1599，2006）、亚瑟·格雷（Arthur Gray）的《莎士比亚早期生活的一章：阿登的波尔斯沃思》（A Chapter in the Early Life of Shakespeare: Polesworth in Arden，2009）、查尔斯·尼科尔（Charles Nicholl）的《莎士比亚作为房客在银街的生活》（The Lodger Shakespeare: His Life on Silver Street，2009）、詹姆斯·夏皮罗（James Shapiro）的《李尔王年：1606年的莎士比亚》（The Year of Lear:Shakespeare in 1606，2015）等著作。

（5）以虚构性叙事重构莎士比亚。这类研究采取虚构莎士比亚事迹的方式，重构莎士比亚的一生。比如，J.P.维尔林（J.P.Wearing）的《莎士比亚日记：一部虚构的自传》（The Shakespeare Diaries: A Fictional Autobiography，2007）、E.M.达顿（E.M.Dutton）的《无家可归的莎士比亚——虚构的一生》（Homeless Shakespeare— His Fabricated Life from Cradle to Grave，2011）等著作。甚至还出版了基于莎士比亚生平研究的虚构性小说，如英国著名作家、评论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创作的《没有什么像太阳：莎士比亚的爱情生活》（Nothing Like the Sun: A Story of Shakespeare's Love-Life，1964）、摩根·裘德（Morgan Jude）的《莎士比亚的秘密》（The Secret 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 2012）、L.E.彭布罗克（L.E.Pembroke）创作的历史小说《威廉和苏珊娜：莎士比亚的家庭秘密》（William and Susanna: Shakespeare's Family Secrets，2016）等。

从国内学界来看，不断涌现的莎学研究成果、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与戏剧节等，均体现了国人对莎士比亚的热爱。然而，国内学界甚少以学术眼光来探讨莎士比亚生平这一问题。1907年，王国维发表《莎士比传》一文，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这篇文章应该是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莎士比亚传记。1918年，汤志谦翻译了艾比·威利斯·豪斯（Abby Willis Howes）所著的《莎士比亚之历史》，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尽管只是节选，这应该是国内最早翻译的莎士比亚生平研究著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才出现了国人自己写就的莎士比亚传记著作。

通过较为详尽地梳理莎士比亚进入中国以来的生平研究可以发现，国内莎士比亚生平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20世纪国内学界莎士比亚生平研究主要呈现出两个阶段性特征：1900—1949年，国内学界莎士比亚生平研究主要以译介、介绍西方莎士比亚传记和研究著作为主，并将莎士比亚身份问题当作奇闻轶事；1950—1999年，或者更准确地说，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学者开始将莎士比亚问题、莎士比亚之谜作为严肃学术问题进行探讨。自此，国内莎士比亚生平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相继出现了重要莎士比亚生平传记著作，如梁实秋的《名人伟人传记全集——莎士比亚》（1980），赵澧的《莎士比亚传论》（1991），刘丽霞、曾繁亭的《世界十大文学家：艾汶河畔的天鹅》（1999）。国内学界还出现了一批探讨莎士比亚问题与莎士比亚之谜的学术论文，如孙家琇的《所谓“莎士比亚问题”纯系无事生非》（1986）、李伟民的《莎士比亚之谜》（1998）等文章。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莎士比亚生平研究在国内学界的转折点。

第二，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莎士比亚生平研究仍在继续，虽然成果不多，但也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莎士比亚传记作品，如周姚萍编写的《世界伟人传记：莎士比亚》。21世纪莎士比亚生平研究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对英美学界莎士比亚传记的评论，其中备受关注的当属格林布拉特的那本《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

相较于国内较为传统的生平研究方法，以英美国家为主的英语世界的生平研究方法更为多元、角度新颖，或从莎士比亚情史、妻子、家人、朋友切入，以还原莎士比亚全貌；或仅聚焦于莎士比亚一生中的某个时间段、转折点甚至其中一年进行考察；或从作品中找寻证据；或从莎士比亚的旅行经历来审视莎士比亚其人；或以半虚构性、半真实性的方式，甚至完全虚构性（比如干脆写成小说）的方式，重构莎士比亚生平。尽管已记载的、有证可查的莎士比亚生平材料与档案只有那么多，然而莎士比亚生平研究之所以迷人，原因正如歌德所说的“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世界对莎士比亚的生平研究常论常新。且相较于英语世界众多的莎士比亚生平研究成果，国内有关英语世界莎士比亚生平研究著作的译介为数不多[12]，这就容易造成国内与国际研究的断层，无法追踪西方最新研究动态；并且只有少数已有中译本的国外莎士比亚传记作品才得到了国内学界的评论。因此，有必要梳理以英美国家为主的英语世界莎士比亚生平研究成果，总结特征，分析研究方法与视角，以期为国内莎士比亚生平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视野。

2.莎士比亚著作权争议与作者身份问题研究

莎士比亚戏剧版权与作者归属研究与莎士比亚生平研究密不可分。意欲还原莎士比亚真实面貌，势必会对莎士比亚一生中的重重疑点进行分析，这就必然涉及著作权争议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作者身份问题。

莎士比亚著作权在西方学界历来存在争议。西方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形成了一定规模。据有关学者通过文献计量与信息可视化方法对莎士比亚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热点与关键词的梳理，世界莎学界有关莎士比亚作品的“作者身份”问题研究颇多。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版权意识不强，再加上剧本改编、二度创作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学者对戏剧的作者身份、合作情况、莎士比亚失传作品、疑似作品和伪作等问题进行了辨析和讨论。[13]比如，威廉·莱希（William Leahy）主编的《莎士比亚及其作者们：作者身份问题的批判视角》（Shakespeare and His Author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uthorship Question，2010）论文集，共收录了10篇有关莎士比亚作者争议的论文，从马克·吐温在其半自传体著作《莎士比亚已死？》（Is Shakespeare Dead?，1909）一书中所提出的“弗朗西斯·培根才是这些戏剧和诗歌的真正作者”[14]这一观点出发，聚焦于“莎士比亚作者之争”（Shakespeare authorship controversy）。

塞缪尔·舍恩鲍姆（Samuel Schoenbaum）作为第一个探讨莎剧作者问题的学者，在其《莎士比亚的一生》（Shakespeare's Lives，1991）一书中，将作者身份问题研究视为一种“偏离”；乔纳森·巴特（Jonathan Bate）的《莎士比亚的才华》（The Genius of Shakespeare，1997）一书专门开辟一章探讨莎剧的作者身份问题。[15]

詹姆斯·马里诺（James J.Marino）的《拥有威廉·莎士比亚：国王剧团及其知识产权》（Owning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King's Men and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1988）[16]则考察了《哈姆雷特》《驯悍记》《李尔王》等戏剧作品的创作过程，聚焦于演员的知识产权体系以及莎士比亚表演公司如何通过大幅重写和不断坚持上演来维护戏剧的所有权。马里诺在此书中，采用了戏剧史、文本研究和文学理论等多重视角，重新审视莎士比亚戏剧的创作方式以及这些戏剧何以被称为莎士比亚作品，以勾勒出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与成型的动态历史过程。

早期戏剧传播形态同样与莎剧著作权相关。早期版权保护意识的薄弱，加上未出版纸质戏剧文本、演员在舞台上的即兴发挥、导演的指导与改编、编辑的选择与整合等因素，造成同一时期同一部戏剧竟有不同版本。英国牛津大学西蒙·帕尔弗里（Simon Palfrey）教授和蒂芙尼·斯特恩（Tiffany Stern）教授曾撰著《片段中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in Parts，2007）一书，专门探讨莎士比亚戏剧传播的原始形态——由演员的说辞和表演线索构成，以不完整的剧本形式组成。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英语世界莎学学者并未直言其采用的研究视角是“书籍史”，但他们往往通过梳理剧本的创作、生产与流通过程，探讨莎剧版权与作者归属问题。这对于我们追踪莎剧剧本的流通过程、莎剧版权的演变历程与作者归属问题，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视角。

国内对莎士比亚戏剧版本、版权与作者归属问题有所探讨，但主要集中在莎剧版本这一问题上。比如，顾绶昌发表的《莎士比亚的版本问题》一文集中阐述了自16世纪早期四开本起，直到20世纪70年为止的一些重要莎剧版本。[17]傅光明出版的《天地一莎翁：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一书通过严格考证，对莎剧版本的丰富性进行了还原，清晰呈现了莎剧内容的变迁史，同时详细地梳理了莎剧故事的渊源、莎士比亚对其他知识的吸纳。[18]该书有针对性地对莎剧版本进行了研究。此外，傅光明最新出版的《莎士比亚的黑历史——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型故事”之旅》（2019）一书，基于文本细读与考证，从语言、主题、人物、情节等方面，探讨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与四大喜剧在创作素材方面的来源。[19]王岫庐近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莎士比亚戏剧是抄袭的吗？》一文主要评析傅光明的《莎士比亚的黑历史——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型故事”之旅》一书，认为强调文学的原创性是浪漫主义以降兴起的主张，而莎士比亚只是遵循了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学创作传统，即因袭、传承传统。因此，王岫庐认为莎士比亚广取博收，吸纳众多故事来进行戏剧创作，并非怠惰或抄袭，而“恰是遵循了那个时代最为普遍的创作传统”[20]。此文同《莎士比亚的黑历史——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型故事”之旅》一书的研究思路相似，通过追溯莎士比亚戏剧的故事素材来源，有效地消解了历史上贴在莎士比亚身上的“抄袭”标签，有力地为莎士比亚进行了正名。此外，国内学界也有专门针对《哈姆雷特》版本及文本历史的研究成果，比如傅光明的《〈哈姆雷特〉的“故事”源头及其版本》一文就梳理了《哈姆雷特》的各个版本。

总体而言，英语世界历来对莎士比亚戏剧版权问题争议颇多，尤其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学界展开过大量研究，形成了以版权、作者身份、文本流传史为中心的莎士比亚研究。这一研究范式被打上了反权威、反传统、不确定性等后现代性印记，刺激了一个又一个学术新话题的生成。

3.戏剧作品研究——以《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为例

英语世界有关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硕果累累，在此无法一一梳理，只能选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最受国内外学者关注的两部戏剧为例。

对世界莎学传播内容的热点关键词进行爬梳可以发现，“‘哈姆雷特’为研究最多的核心关键词”[21]，其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英语世界《哈姆雷特》研究的诸多视角是国内莎士比亚研究不曾涉及的，比如版权与文本历史研究、手稿及早期传播之间的关系、叙述故事的文化历史、针对“鬼魂”进行的专题研究以及“To Be or Not To Be”经典独白的专题研究等。

英国牛津大学道格拉斯·布鲁斯特（Douglas Bruster）和西蒙·帕尔弗里（Simon Palfrey）两位学者出版的《生存还是死亡》（To Be or Not to Be，2007）一书，聚焦于“To Be or Not to Be”这一句独白进行深入研究，探究这句独白如何以及为何会在英国文化中产生巨大影响，让人耳目一新。西方著名莎学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炼狱中的哈姆雷特》（Hamlet in Purgatory，2013）一书关注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关注几百年来《哈姆雷特》始终备受推崇这一现象，探讨促使《哈姆雷特》一剧至今活跃在舞台上的力量。安德鲁·卡垂费洛（Andrew Cutrofello）的《一无所有：哈姆雷特的消极性》（All for Nothing: Hamlet's Negativity，2014）则将哈姆雷特带入尼采、康德、叔本华、卢梭、福柯和德里达等哲学家视域，考察了哈姆雷特的“忧郁”（melancholy）、“消极信念”（negative faith）、“虚无主义”（nihilism）、“延宕”（tarrying）与“不存在”（nonexistence）五个特点，审视哲学视域中的哈姆雷特之消极性，并与现代哲学家的思想相联系。

就国内研究而言，有学者通过梳理中国《哈姆雷特》研究40年的重要文献，发现20世纪中国《哈姆雷特》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物性格分析、人文主义、复仇、延宕等传统问题上，21世纪的研究继续探讨传统问题的同时，在隐喻、疯癫等后现代概念上有所拓展。[22]但国内在引进西方《哈姆雷特》研究新成果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与英语世界《哈姆雷特》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视野有待进一步更新、理论方法有待进一步突破。

除《哈姆雷特》一剧外，英语世界有关《威尼斯商人》一剧的研究同样成果可观。之所以选择以《威尼斯商人》在英语世界的研究情况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在莎士比亚喜剧中，《威尼斯商人》是被国内学者关注最多的一部戏剧[23]，且是最早搬上中国舞台的莎剧。[24]可见国内学界对《威尼斯商人》一剧的高度关注。尽管如此，国内以《威尼斯商人》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博士学位论文尚未出现。且经过初步梳理，国内《威尼斯商人》研究主要聚焦于常见的人物形象、主题思想、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矛盾、女性主义分析、法律观、喜剧性与狂欢化、比较研究等研究视角，尤以此剧中的人物形象研究为甚。但英语世界《威尼斯商人》研究除上述研究视野外，还涉及商业主题、经济学主题、挪用理论视角、法律与伦理问题、动物审判、威尼斯的地点意义等主题。

尽管国内学界同样关注《威尼斯商人》中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宗教冲突问题，却未对莎士比亚为何在此剧中通过审判的方式让夏洛克强行改信基督教这一情节设计产生疑问。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其编写的《布鲁姆的现代批判解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新版》（Bloom's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William Shakespeare's the Merchant of Venice—New Edition，2010）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这一从未引起人们怀疑的问题。布鲁姆对此情节设计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一情节的设计与夏洛克人物形象特征自相矛盾，消解了《威尼斯商人》一剧的喜剧性与合理性。

除聚焦夏洛克这一经典人物形象外，英语世界还关注《威尼斯商人》一剧中的“动物审判”暗喻。所谓动物审判是指对动物进行司法起诉，这与夏洛克在《威尼斯商人》一剧中受审判的处境十分相似。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莱蒂西亚·C.利吉特（Leticia C.Liggett）的博士学位论文《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与〈李尔王〉的动物审判：法律与伦理》（The Animal Trials of Shakespeare's“Merchant of Venice”and“King Lear”: Law and ethics，2014）聚焦于《威尼斯商人》与《李尔王》两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动物审判叙事，探析莎士比亚在这两部戏剧中如何利用动物审判叙事来论述人类的法律主体。

《威尼斯商人》同样也成为英美学界检验理论与构建理论的基石。美国布朗大学比较文学与英语教授凯伦·纽曼（Karen Newman）基于交换理论，考察《威尼斯商人》一剧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叙事；俄亥俄大学卡罗莱·西凯拉·康特（Carolina Siqueira Conte）的博士学位论文《盟约：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电影中的挪用理论》（Bonds: A Theory of Appropriation for Shakespeare's“The Merchant of Venice”Realized in Film，2005），基于《威尼斯商人》电影改编建构的“挪用理论”（the theory of appropriation）对此剧进行阐释。这又反过来印证了莎剧创新文学与文化发展这一事实。

4.莎士比亚的大众传播与接受

在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中，如何理解精英文学边缘化与大众文学市场化这一新问题成为莎学研究的焦点之一。英语世界学者不断突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甚至将作为精英文化的莎士比亚与流行音乐、青年文化进行有机结合，探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近年来，英语世界开始关注莎士比亚与流行音乐之间对话的可能性。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学者亚当·汉森（Adam Hansen）的《莎士比亚和流行音乐》（Shakespeare and Popular Music，2010）一书就是一个例子。此外，英语世界还关注与流行音乐密不可分的青年文化与莎士比亚的联结及其意义。比如，美国学者詹妮弗·赫伯特（Jennifer Hulbert）、凯文·维特摩尔（Kevin J.Wetmore，Jr.）和罗伯特·L.约克（Robert L.York）合著的《莎士比亚与青年文化》（Shakespeare and Youth Culture，2009）一书正是这方面研究的例证。然而，诸如莎士比亚与流行音乐、莎士比亚与青年文化相结合的研究目前在国内学界还是空白，还需进一步挖掘。

尽管国内学界已意识到，将莎士比亚戏剧与电影置于大众文化语境下进行研究是当下莎学领域的新课题[25]，并涌现了一批以莎士比亚电影为研究对象的莎学成果，同时也出现了少许以莎士比亚戏剧与十四行诗中的音乐（如罗益民的《宇宙的琴弦——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的音乐主题结构》）、英美学界根据莎士比亚作品而创作的音乐作品的概述（杨燕迪的《莎士比亚的音乐辐射》）、莎剧中有关音乐的论述（如张泗洋的《音乐世界中的莎士比亚》、王群英的《莎士比亚戏剧文本中的音乐简论》）、音乐中的莎士比亚现象（如李伟民的《莎士比亚文化中的奇葩——音乐中的莎士比亚述评》）等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但总体而言还未形成规模，也未曾涉及莎士比亚与流行音乐的跨界研究。

流行音乐是青年文化的一个具象化体现。研究流行音乐必然与青年文化互为参照，否则无法对流行音乐进行全面的理解。有关莎士比亚与青年文化的研究，比如上述提及的《莎士比亚与青年文化》一书基于当前“莎士比亚不吸引年轻人”的普遍看法，考察了包括动作人偶、青少年电影、漫画与图画小说、摇滚等在内的各种媒介形式呈现出来的莎士比亚现象，考察了代表教育、高雅文化以及“旧”文化的莎士比亚与青年、企业营销创造的青年文化之间的交集。目前，国内仅出现一篇聚焦尼尔·盖曼绘本小说《睡魔》对莎士比亚的重构的文章[26]，但并未上升至青年文化层面进行探讨。国内在莎士比亚与青年文化研究方面尚未出现任何研究成果。

（二）国内对西方莎评的关注

从国内学界来看，国内莎士比亚研究主要关注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研究、文体与语言研究、主题思想研究、莎士比亚与中国戏剧的比较研究（尤以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比较研究最为常见）、影视研究、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以及从女性主义、文化批评、认知空间、政治哲学、心理学、宗教思想等视角进行的莎士比亚研究。

尽管国内学界尚未出现英语世界莎士比亚研究之系统研究的成果，更未出现以英语世界莎士比亚研究的新材料与新方法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但值得肯定的是，国内学界或多或少早已涉及西方莎士比亚研究，引介西方莎学新成果。只不过这类研究大多聚焦于西方莎评之上，且数量不多：目前仅有1部莎士比亚评论汇编，1部专著涉及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莎士比亚评论，1篇博士学位论文涉及西方莎评研究，10余篇期刊论文涉及英语世界莎士比亚研究的某些方面，并未出现如本研究的研究成果。在此，有必要对国内涉及西方莎士比亚研究的情况进行简要综述，并与前文英语世界研究综述形成对比，进一步论证此选题的独创性与学术价值。

国内学界有关西方莎士比亚评论的研究成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杨周翰编选的《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下两册（1979、1981）。该汇编时间跨度大，收集并译介了从莎士比亚同时代人的评论到20世纪60年代的评论，为国内学界译介西方莎评文献、推动国内莎学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孙家琇主编的《莎士比亚辞典》囊括了西方300年来莎评和莎剧演出情况，总结了300年来西方莎评的特征与发展趋势。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对英美学界新近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张薇于2018年出版的《当代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莎士比亚评论》一书就是一个例证。该书从文学与文化两个维度出发，梳理并研究了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莎评的发展情况，评价了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莎评的成就，并指出其中的不足，为我国莎士比亚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新思路。当前国内有关西方莎学批评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仅有一部，即吉林大学辛雅敏的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莎士比亚批评研究》（2013）。该论文主要探讨了20世纪包括性格分析与精神分析、历史主义莎评、形式主义莎评以及政治文化莎评在内的几大莎评阵营的批评方法与实践，以期从总体上把握20世纪西方莎士比亚批评发展的趋势，并反映西方文学批评发展的轨迹。

在论文发表方面，国内学界主要聚焦西方莎评研究。比如，邱永川的《试论马、恩对莎士比亚的评价——兼谈莎剧研究》（1983）一文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评价了苏联与日本的莎士比亚研究状况，探讨了开创国内莎士比亚戏剧研究新局面的相关问题；华泉坤的《当代莎士比亚评论的流派》（1993）一文主要梳理了20世纪莎剧评论的流派及其方法；熊云甫的《20世纪西方莎士比亚传记研究》（1995）一文主要聚焦20世纪西方莎士比亚传记研究，比较分析了西方有关莎士比亚传记研究的莎学家；董琦琦的《柯尔律治的莎士比亚评论综述》（2005）一文则主要探究柯尔（勒）律治有关莎士比亚评论的观点和独到之处；李莹的《威廉·赫士列特之莎士比亚评论》（2016）一文关注威廉·赫士列特有关莎士比亚的评论；张中载的《约翰逊评莎士比亚——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2016）一文以约翰逊有关莎士比亚的评论为研究对象。李伟民的《在西方正典的旗帜下：哈罗德·布鲁姆对莎士比亚的阐释》（2011）一文则关注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有关莎士比亚的评论；李艳梅的《20世纪国外莎士比亚历史剧评论综述》（2007）一文主要考察了20世纪以来国外有关莎士比亚历史剧的评论；陈星的《谁的莎士比亚？——2010—2015国外莎士比亚研究述评》（2016）一文着重考察2010—2015年西方莎士比亚研究的基本状况；杨金才的《当前英语莎士比亚研究新趋势》（2016）一文通过梳理英语莎学研究现状，分析英语莎学研究在内容和方法方面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莎士比亚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和值得借鉴的方法。张薇的《世界莎士比亚演出与研究的新趋向》（2018）一文基于当今莎士比亚在学术研究和舞台艺术两个方面的发展状况，反思当今莎士比亚现象的特点与趋势。

国内莎学研究的队伍庞大，成果丰硕，推动了我国乃至世界莎士比亚的研究。但需指出的是，当前国内学界进行的西方莎士比亚研究之研究主要以莎评为主。尽管也有学者进行了西方莎士比亚传记研究，却不约而同地从莎评入手，以一种近乎“曲线救国”式的研究路线，从莎学家们的莎评中寻找蛛丝马迹，从而探寻莎士比亚生平事迹。这是其一。其二，国内有关西方莎士比亚研究的研究，目前仅有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涉及20世纪西方莎评研究，零星几篇期刊论文谈及英语世界莎士比亚研究的趋向，尚未系统呈现英语世界莎士比亚研究的现状。更何况，英语世界莎士比亚研究很多视角是国内莎士比亚研究不曾涉及的，比如“To Be or Not to Be”专题研究、莎士比亚与流行音乐研究、莎士比亚与青年文化研究，等等。因此，本研究分析英语世界莎士比亚研究中国内研究尚未涉及的新材料与新方法，或有所涉及但尚未展开的新视域，在一定程度上可为国内莎士比亚研究带来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