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海景画里的英荷联盟

如上文所提，绘画作为个案研究，根据艺术史排序，我们首先讨论复杂的海景画（Marine）。17世纪英荷海战（1652—1654、1665—1667、1672—1674）不断，其目的就是控制海上贸易路线。两国的共同敌人是法国和西班牙。1688年，荷英曾与瑞典组成三国同盟，反对法国企图征服西属尼德兰的行动以及威斯特敏斯特条约。荷兰商人利用进口法令放松对绘画的执行力度，[7]将作品从欧洲大陆交易至伦敦，据估计，每年有300到500幅画作。英荷两国都是新教国家，王室家族也都牵扯进血缘和婚姻的纷乱中。两国在争夺海上霸主权中有输有赢。以下所选绘画多为描写逼真的海上场景。这些画遵照“荷兰风俗画”风格，却使英国读者产生共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的画家多从荷兰移居英国，以获得想要的工作机遇，其作品就与英国有了关联。

荷兰画家在英国创作海景画，并使海景画派在英国逐渐成熟。他们在伦敦与英国画家合作，“出现名副其实的海景画大工厂”。“出现”一词表明此前在英国并没有海景画作品，即便有，也不成熟。可以肯定的是，该时期的英国画家努力探索海景画，却成效甚微。荷兰海上势力强大，使其海景画的发展也达到全盛期。[8]阿尔特·安森尼斯（Aert Anthonisz，1579—1620）的画作《英荷舰艇进攻西班牙》（An English and Dutch Ship Attacking a Spaniard，c.1610，图1.1）描述的是一场荷英协同海战的场景。画作中舰船之间的近距离让人产生战斗节奏飞快的错觉。事实上，阿尔特几乎不可能亲临战场，这也意味着他只是凭借他人的信息来完成画作。毫无疑问，记忆起了作用。这场海战发生在1610年前后，还在荷兰独立战争期间。阿尔特是基于荷兰历史创作的此画，当时英荷还是盟友关系。

图1.1 英荷舰艇进攻西班牙

赖尼尔·努姆斯（Reinier Nooms，1623—1664）的《第一次荷兰战争中的一场战役》（A Battle of the First Dutch Wars，1652—1654，图1.2）描绘了1652—1654年英荷战争中的一场鲜为人知的战役。画中隐约可见荷英国旗，富有戏剧效果的云烟增强了画面的真实感。战旗作为重要的文化主题出现在画中，熟识的民族旗帜自然拉近了与画中场景的关系。或许由于克伦威尔执政的英国所推行的新教，舰船已抛却华丽宏伟的装饰风格，其趣味与荷兰相同。两国船只在外观上也大致相同，荷兰模仿了英国重型船只的设计。这种相互影响是英荷文化交融的证据之一。

图1.2 第一次荷兰战争中的一场战役

亚伯拉罕·德·威文（Abraham de Verwer，1585—1650）的《一艘荷兰船和一艘英国船离港》（A Dutch and an English Ship off a Harbour，c.1625，图1.3）更是一幅再现两国文化互动的海景画。该画描绘了荷英船只在港口相遇的场景。威文的画作展现了英荷船只相似的设计和特性。[9]航海画之父亨德里克·弗鲁姆（Hendrick Vroom，1562—1640）穷其毕生描述与英国舰队返航相关的事件。其作品《查尔斯王子与白金汉公爵自西班牙返回》（The Return of Princes Charles and the Duke of Buckingham from Spain，1623）是受白金汉公爵委托之作。查尔斯王子远赴西班牙，谋求与西班牙公主联姻，却以失败告终，查尔斯王子与白金汉公爵从西班牙返航回国。这幅画描绘了以上场景。这并不是弗鲁姆第一次受托创作描绘英国舰队对抗无敌舰队的画作。弗鲁姆在画中用阴霾和静海清晰地表现出他们并没有带着胜利的喜悦返航。同期许多荷兰画作都体现了相同的单色风格，这正是荷兰航海画的象征。[10]三米长的画幅以全景视角呈现了舰队巨大的规模，展现了整个舰队的全貌。1588年，在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英国海军开始问鼎全球。为向对手昭示强大的海上实力，采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最合适的人选非海上绘画之“父”——弗鲁姆莫属。[11]画幅中整支舰队悬挂着无数蓝色、白色和金色条纹旗，这三面旗帜意义重大。它们表明了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统一的开端，也展示了英国皇家舰队的骄傲。弗鲁姆利用其绘画技巧，将荷兰绘画和英国文化主题融合在一起。

图1.3 一艘荷兰船和一艘英国船离港

科内利斯·克莱兹·凡·维林根（Cornelis Claesz van Wieringen，1577—1633）的《拉罗歇尔海岸遭英国海盗袭击的荷兰商人》（A Dutch Merchantman Attacked by an English Privateer，off La Rochelle，1616）展示了截然不同的场景，描述了敌对国海上力量之间的对峙和冲突。两艘船处于焦点中心，画家以高光处理画面场景的方式传达了整幅画的寓意：航海的危险性。同时也描述了一些特别事件，如英国私掠船与近似法国胡格诺教派（Huguenot）的荷兰商船之间的海上冲突。这幅画的奇妙之处在于同属新教分支的英荷两国人本应同舟共济，并肩抗敌。而维林根通过其画究竟想表达何意呢？这幅被视为感恩神祇的“还愿物”的画展示了英荷在法国海岸附近发生的小规模战斗，形成了两国海军史和艺术界凭借贸易带出的波纹效应。这幅画还强调海洋中存在的海怪，暗示着海洋深处的危险。海怪是荷兰早期海洋绘画中常见的意象，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对海怪的描述最先出现于航海图里。[12]荷兰航海家卢卡斯·扬松·瓦赫纳（Lucas Janszoon Waghenaer，C.1533—1606）著有海洋图集《水手的镜子》（Spieghel der Zeevaert，1584），之后被翻译成英文（The Mariner's Mirrour，1588），从中可看出海怪的影响力似乎已从荷兰传播到了英国。维林根的这幅画无疑蕴含着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证据：英国旗帜与荷兰海怪。

荷兰共和国（1648）被认为是欧洲最主要的海上强国。在17世纪绘画中，旗帜和军舰已被确认为国家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对17世纪中期的欧洲人而言，荷兰旗帜是新兴国家海上力量的宣示。画家首先设法用深色系的颜色定格画面场景，然后用富有活力的色彩描绘旗帜。而最先进入观者视觉的便是这面亮丽的旗帜。这一手法有利于观者在无文字辅助下也能理解绘画内容。除了作为战斗场面的文化符号，旗帜也通常出现在海景画中。荷兰画家经常重复使用同一基本构图，并创作出内容迥异的作品。然而旗帜和船只却是上述绘画万变不离其宗的两大文化主题。有意思的是，人们对绘画中再现的地区是否确有船只到达过毫不关心。或许这与荷兰市场画的赞助人或潜在买家有关，画家只是为贴近市场需求而创作具有这些特质的画作。

画家雅各布·涅夫（Jacob Knyff，1638—1681）曾移居英格兰，其《英国港口的码头之景》（Dock Scene at a British Port，1673，图1.4）展现的是英格兰和荷兰的货船在码头卸载货物的场景。画中港口虽为虚构，但与装货关联的活动却曾发生过。涅夫也通过油画记录了17世纪与海军礼仪有关的习俗。如皇家舰艇靠岸时鸣枪致敬的场景。关键在于画作中停靠码头的英格兰舰船是由荷兰人建造的。

图1.4 英国港口的码头之景

17世纪中期，英格兰人对荷兰航运业怀有敬畏之情。作为绘画主题的舰船揭示了由《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1651）引发的英荷之间的紧张关系。其目的是强调英格兰人旨在消除与欧洲其他国家在海事活动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同时表明英格兰人虽模仿荷兰船舰的设计和建造，但对外声称这些舰船由自己建造。画家往往对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平凡的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在人声鼎沸的港口码头，往来于欧洲贸易市场的商船运载着货物，高挂旗帜的战舰则是英格兰抵御外来侵略的第一道防线。荷兰画家往往就在这熙熙攘攘的地方观察他者，寻找灵感，再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社会就是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活动推动下前行的。

图1.5 1666年的普利茅斯

17世纪早期，在英国还鲜有海景画出现。荷兰画家威廉·凡德维德的《1666年的普利茅斯》（Plymouth in 1666，c.1670，图1.5）填补了艺术市场的空白，为荷兰画家提供了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也许荷兰画家热衷于在英国工作另有其他动机。《商业帝国的崛起——重商主义时代下的英国与荷兰》写道：作为荷兰移民，凡德维德所描绘的图像中丝毫没有政治宣传的色彩，而是强调了赞赏与竞争的重要性，还表达了他对“国家认同”的微妙敌意与抗争。[13]这似乎暗示荷兰画家并不仅仅为了得到丰厚报酬而在英国从事创作，还因为借此展示这些来自荷兰这个新兴帝国的艺术家们的绘画才华。

综上所述，我们重点讨论了海景画中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装饰图案：旗帜和船舶。船舶设计的文化意义在于反映了国家特定的需要。事实上，荷兰海军舰队肩负着保障海上商路畅通，为其商船保驾护航的责任。而正是这片水域的地理劣势主导并约束了荷兰战舰的设计；同样，经济因素也是设计的主导因素之一。方形横档的设计既经济又实用。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战舰在仿制荷兰战船时，保持了简朴的风格，但在复辟帝制后，却添加了许多华而不实的装饰，针对不同的用途也出现了相异的设计。这意味着观者无须借助旗帜，也能辨认出各类船舶的来源。事实上，当这两种文化图案（船舶和旗帜）同时出现在画幅中时，可以清楚发现文化交流正在悄然展开。这也正是涅夫《英国港口的码头之景》所描绘的。有趣的是，17世纪的荷兰绘画在英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北海与文化（1550—1800）》写道：荷兰绘画的支配地位并不足以在英荷两国中创造出独树一帜的大众艺术文化。[14]换言之，我们未曾见证真正完整的文化融合，而只看到思想层面的交流与碰撞，上述论证对于此言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