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荷英文化记忆中的中国文化因子

——从文震亨《长物志》与柯律格《长物》说起

柯律格

第一章追溯了17世纪荷英政治、经济交往中荷兰绘画对英国文化的影响。然而，17世纪的中国对世界，特别是对欧洲的意义也特别深远。17世纪对中国意味着一个朝代即将崩塌，而欧洲则开启了新的时代。明朝晚期的时尚“长物”连接起中国与世界。本章节考察明朝长物对18、19世纪欧洲生活、荷兰绘画和文学艺术产生的影响，探索这种影响产生的原因，试图利用文化记忆理论深度探讨长物对市民日常生活和社会阶层构建发挥的作用，对促进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世俗化发展的深远影响。研究中国明朝物质文明史的重要学者，艺术史教授柯律格（Craig Clunas，1954—）的《长物》[1]论述了物品与文本的作用，提出物品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只是机械地记录物品行为，而是有其自身作用。《长物》意在论述明朝长物和当时鉴赏文学的关系，它是否适用于晚明长物于欧洲社会，特别是荷英文化与文本的关系及其影响，是以下论证要回答的问题。

长物

新航路的开辟揭开了历史上大航海时代的序幕，随即开启了中国与欧洲艺术文化交流史的篇章。17世纪这种交流随着荷兰海上霸主地位的确立，迎来了百年艺术盛况，即崇尚中国风的洛可可时代。大批明朝长物在欧洲社会盛行，物质文化的社会性为欧洲文化带来了变革，掀起了欧洲的奢华之风，这为荷兰画派的诞生提供了物质基础，荷兰绘画展现了这种社会变迁，继而被文本记录。文本作者对长物所表现的迥异心态，使其在欧洲社会的流通引起不同作用，这与柯律格有关“文本与物的关系”的论述相契合，即长物最初用以保证社会区隔，但在后期反而使区隔被打破。正如《长物》对于物品之区别的反复强调不过是对人与人之间作为物品消费差异者的陈说（70），另一方面，它也在文本作者的初衷和读者间产生了差异，它被作为商品交换，形成了时尚机制与仿效之风（142）。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17世纪社会日常的体现，还是荷兰绘画的再现和文本记录，都不谋而合地展现了明朝长物在欧洲社会的顺畅流通，再现了晚明长物的社会风貌。因而，探索“长物”如何影响了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世俗化进程，探究如何将其承载的社会记忆对17世纪在明朝和欧洲盛行，却在18世纪晚期逐渐平息的中国风是否会在现实主义小说中得到延续，以及明朝长物对欧洲社会影响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