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记忆的视野

本书可以看作作者《英国小说中的视觉召唤》[4]博士学位论文的续篇。该博士学位论文论述了英国转型期作家创作的，发表于1860—1920年，与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相关的经典小说的视觉特征。英国小说中语言描述的视觉想象性，源于小说家们的视觉经验。那本论著尝试阐释并论证视觉艺术作为叙事策略之一，在文本构建中被“挪用”而赋予小说新的视觉冲击、知性和感性元素，可以使小说在秉承浪漫色彩及多元风格的同时，兼具绚烂、逼真、生动的视觉意象，辨析绘画与文学游离于现实和想象裂隙间的殊途同归。在论证过程中，笔者越来越感受到，假如我们希冀倾听英国有识之士在飞速转型的时代发出的心声，除了借助小说，还可借助艺术批评。除了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哈丽叶·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1802—1878）、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查尔斯·狄更斯、乔治·艾略特、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玛格莉特·奥利芬特（Margaret Oliphant，1828—1897）、托马斯·哈代及马塞尔·普鲁斯特等卓越人士外，还有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约翰·罗斯金和威廉·赫兹利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等文化大家，更有诸多画家、艺术家参与其中。通过对艺术断代史的梳理和充实，罗斯金等文学、文化批评家创造了一个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小说与绘画的批评语境，以应对社会转型期引发的政治和文化危机。

那么，为什么19世纪的英国小说与17世纪的荷兰绘画具有同一性呢（两者的界定、各自特征及其文化意义置于上编论述）？这个问题要从历史角度来考察：首先，荷兰黄金时期（Dutch Golden Age）艺术对于19世纪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何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为17世纪荷兰艺术所吸引？其次，当批评家一如既往地援引荷兰绘画评判或抨击现实主义小说时，那么后者会面临怎样的考验呢？最后，为何即便小说中的“荷兰绘画”（Dutch Painting）是矛盾的根源，人们仍以其作为理论范式？本著将着力比对两者，回答何以把19世纪小说与17世纪的荷兰绘画并置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文化记忆”完成了小说与绘画的视觉类比，实现了小说的社会记忆功能。

“文化记忆”是新兴的文化学中的“核心概念”，对其研究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从此，被冠以“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文化记忆研究也日益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它将记忆看成与历史文化范畴密切相关的概念，以集体缘起的文化现象、历史事件为记忆对象，阐释集体性质的历史文化事件的逻辑合理性，达成以集体为中心的主体身份认同的目的。文化记忆的传承通常遵循特定形式，维护自身符号系统和叙述方式。文化记忆研究绕不过德国人类学家、文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1938—）和英美文学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1947—）的重要贡献。前者认为，作为社会现象的记忆是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因而群体文化由个体记忆构成。文化记忆概念强调记忆的社会性。记忆通过代际之间的循环，形成共时性的记忆链，指向集体遥远的过去，实现历时性的时间轴。文化记忆研究关注社会心理和文化意识之间的互动关系。[5]后者主张，文化记忆的时间跨度不受人类生命的限制，它能在潜在中被无限延伸，是物质上确定、制度上稳固的符号，因而个体在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同时，也获得了文化认同。[6]两位学者的记忆理论强调人类群体经验的“客观性”和“外在性”，这些经验能跨越人类命运长河，具有在民众集体生活中时常被唤起、被更新的特质，并关注记忆对个人、社会和文化互动中的认同性。

众所周知，扬·阿斯曼基于集体回忆和知识共享的概念发展而来的“文化记忆”是重要的文化人类学课题，但它须置于相关历史语境才能得到有效和深入的阐释。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探索了不同文化中价值体系的差异，强调不同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念的相互影响（本尼迪克特，1934/2009）。早在1946年，德国哲学家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就曾精辟分析了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现实主义小说《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的“图像”性（《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1946）。《摹仿论》的第十九章认为，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可以在17世纪荷兰绘画风格中得以认识。其中它特别提到爱弥尔·左拉意在着力表现下层民众狂欢的场面，其感官效果与荷兰风俗画家勃鲁威尔和奥斯塔德作品再现的农夫们纵酒宴乐、狂欢乱舞的农夫场面十分契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露丝·伊瑟尔（Ruth B.Yeazell）的《日常艺术》主要讲述荷兰绘画与当时即将在法英兴起的现实主义小说（巴尔扎克、艾略特等）之间的众多联系。她既谴责荷兰绘画缺少宏大主题，又谴责荷兰画派缺少意大利画派的高尚与热情，同时却高度赞赏它展现了中下阶层日常生活的尊严。伊瑟尔认为，通常被巴尔扎克比作“佛兰德斯人室内设计”的家庭生活存在着和谐平静与激情抑制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同样存在于现实主义小说美学的中心位置，即荷兰绘画的低俗与意大利绘画的高雅之争。伊瑟尔对小说《探求绝对》（The Quest for the Absolute，1834）的解读主要围绕视觉再现策略的吸收与变革，传达了小说图像运用的特殊效果，特别是光线可以营造静态氛围。伊瑟尔以巴尔扎克小说为例，对此阐述贯穿全书。遗憾的是，她未能详尽剖析两者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似性，也未能指出它们在日常生活审美方面的一致性是如何实现的，因而基于史实的诠释尚有欠缺。我们的前期研究[7]已经发现，上述两者的原始要终可以在文化记忆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

事实上，1957年伊恩·瓦特（Ian Watt，1917—1999）的《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开启了荷兰绘画对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研究。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早在1956年就被杨必（《剥削世家》，Castle Rackrent，1800）译介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蒋承勇在《外国文学评论》等诸多刊物上发表评论，认为现实主义是一种审美心理机制。金东雷、朱虹、侯维瑞、李维屏等从文学史视角梳理了19世纪英国道德困惑与信仰危机。2018年10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更是把研究推向新水平：从现代性、伦理批评、中外思想互动及海外传播等维度重新诠释现实主义思想的当代意义。

国外从文化史视角阐释荷兰绘画与小说关系的重要代表，美国当代美术史家斯韦特兰娜·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1983），英国艺术史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1987），美国学者韦恩·弗拉尼茨（Wayne Franits，1997）、于连·沃尔夫莱（Julian Wolfreys，2007）、纳奈特·萨洛蒙（Nanette Salomon，2004）等通过文化、政治、社会背景诠释绘画与小说之间的关系。另外，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杰弗里·迈耶斯（Jeffrey Meyers，1975）、布伦（J.B.Bullen，1986）、凯特·弗林特（Kate Flint，2000）、艾莉森·拜尔利（Alison Byerly，1997）、露丝·伊瑟尔（Luth B.Yeazell，2008）论证了现实主义小说是具有“荷兰画派”描述性特征的艺术。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批评界对“荷兰画派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与研究，多采用类比范式评介两者的关系。在这些批评家中，数保尔·克洛岱尔（Paul Claudel，2006）最具典型意义，他在政治共同体（Community）语境下，终结了荷兰画派的雅俗之争。

国内有关文学中的绘画研究亦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绩，这对我们的研究是重要的借鉴。代表性专著有：（1）绘画与文学的平行研究，侧重于诗画意象与绘画诗，西方艺术与中国文学的相互影响，如袁行霈（2009）、马云（2006）。（2）图文的历史、现状及两种媒介的差异性研究与发展前景，侧重于“以图出史、图文互动”的文学史观，如郑振铎（1957）、周宪（2008）。（3）语言哲学与绘画的关系研究，如耿幼壮（2006）、刘海清（2011）。（4）传统的“诗画一律”美学意境论，如张可礼（2001）、吴企明（2018）。这些研究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现代符号学研究使得绘画与文学的融合关系从隐匿趋向彰显。在社会文化实践中，人对人性自我完善的追求是图文关系变迁的根本原动力。通过海内外学界对文学与绘画关系先行研究的梳理，可得出以下结论：虽有诸多荷兰画派研究论著问世，但仍缺乏从文化记忆视角梳理对小说的影响及其在文化策略意义上的研究成果；学者多把目光投向绘画的整理与理论译介，而对中外文学与绘画发展的影响关系及其社会文化语境的阐释，还有待跨界（Transboundary）研究的补充。由此，尚需细化荷兰绘画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互动关系与影响研究。

西方20多位重要艺术史家、文学史家有关“荷兰画派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批评是本书研究的侧重点。“荷兰画派”以平和、殷实、富裕及宽容的世俗文化为特征，杂糅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中，参与集体记忆与共同体文化的建设，而“现实主义”思想所蕴含的“人性真实”恰恰体现了“荷兰画派”中普通公民（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而且现实主义小说对荷兰画派的文学阐释和文化记忆也体现了这一趋势，因此“荷兰画派”对英国现实主义小说而言是重要的考察对象。费尔南多·奥尔蒂斯·费德南兹（Fernando Ortiz Fernández，1881—1969）的“文化跨越”[8]的人类学方法值得借鉴：首先获取另一种文化（acculturation），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对这种文化的剥离（deculturation），创造出新的文化现象（neo-culturation）。而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中的“荷兰画派”便是这样的流动方式。

在美术中，“荷兰现实主义绘画”是个宽泛的术语，泛指荷兰80年独立战争（1568—1648）末期繁盛的荷兰巴洛克艺术风格，在伦勃朗·凡·莱茵（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人文主义的画布上，在维梅尔静谧空灵的世俗画以及威廉·卡尔夫（Willem Kalf，1619—1693）精致的静物画上得到升华。荷兰现实主义绘画作为新教艺术，与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艺术完全不同，没有重点表现巴洛克绘画中永恒的宗教主题和典雅的世俗理想，而是专注日常细节，描绘生活百态。17世纪是荷兰绘画的黄金时代，对整个欧洲具象派艺术产生了极大影响。我们将追溯荷兰画派的缘起、发展和内涵，考察其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大家的文化互动和相互影响，回答为什么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与荷兰画派。

我们首先关注历史上荷英两国的政治文化渊源（第一章）。荷兰画派从其诞生之日起，便进入诸多文学艺术家、文化政治家的视野。因而明确众生喧哗中的荷兰画派及其在小说中的含义显得十分必要（第三章）。这些声音有：讨伐之声。自1674年起，艺术史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艺术理论家杰拉德·德·雷瑞斯（Gerard de Lairesse，1640—1711）和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文化批评家罗斯金和赫兹利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小说家柯林斯（William Wilkie Collins，1824—1889）等人的谩骂抵触。盛赞和维护。英国小说家巴鲍尔特（Anna Barbauld，1743—1825）最早使用荷兰画派的类比范式评论《帕梅拉》（Pamela，1740—1741），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萨克雷、盖斯凯尔、特罗洛普、马蒂诺、哈代等被称作荷兰画家。“荷兰文化式”的小说自审，如司各特的《威弗莱》（Waverley，1814）、狄更斯的《马丁·瞿述伟》（Martin Chuzzlewit，1844）、奥利芬特的《卡林福德的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Carlingford，1862—1865）等被视为“典型的荷兰绘画”。纳己阵营。艺术史家，如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A.Taine，1828—1893）把荷兰画派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做了类比，替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等小说家辩护。文化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泰奥斐勒·托雷·伯格（Théophile Thoré-Burger，1807—1869）等复兴了荷兰文化并重新发现维梅尔。当代复兴。确立大国文化地位，如托马斯·蒙特（Thomas H.Mount，1991）、阿姆斯特丹大学艺术史教授弗朗斯·格里曾豪特（Frans Grijzenhout，1999）、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等从历史视角重新审视荷兰画派对英格兰文化的影响。基于文献史料与著作，如《描述的艺术》（Art of Describing：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984）、《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1843—1860）等，试图阐释荷兰画派艺术思想的高尚性与平庸性之间的关系。

我们从现实主义文学与图像再现关系切入，论证现实主义是一种文学和视觉形式。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是其他小说的模板，是探索世界物像最可靠的向导（约翰·洛克、狄更斯、艾略特），发现19世纪文学的现实再现和模仿，揭示了日常突发事件，现实再现的本能是人类想象中的一个常态（Erich Auerbach，Georg Lukacs）；另一方面，文学与图像的真实寓意是社会进步改革思想的外显（Fredric Jameson），两者以画中有话，话中有画的寓言形式和虚实相生的手法增强了表现内涵（Linda Nochlin）。如我们所知，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与荷兰画派之间存在诸多共性。荷兰画派的“日常性”“风俗性”“家庭性”对英国乃至欧洲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如马蒂诺的《农夫与王子》（The Peasant and The Prince，1841）再现了家庭生活画面，艾略特把《亚当·比德》比作荷兰风俗画，哈代把《绿荫下》取名为一幅荷兰画卷，乔治·摩尔（George Moore，1852—1933）把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誉为维梅尔的绘画等。

诚如“耶鲁学派”所认同的文本间性，荷兰绘画的百年塑形受中国明“长物”的影响，亦是不可忽视的方面（第二章）。挖掘存在于荷兰画派文化记忆中的中国文化因子，意在说明荷兰绘画的世界性特征。如17世纪士大夫文震亨《长物志》中“有闲者”的文化趣味对荷兰产生的影响；又如英国东亚趣味的流行与荷兰、中国有着密切关系。荷兰和佛兰德斯画家的“新画种”（风俗画、静物画）、“中国热”（青花瓷、绿茶、漆器等）广泛地表现在市民生活中。总之，上述活动是借助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等西方传教士的桥梁作用，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互补，促成了中国的文人画、扬州画派与荷兰画派在内容题材、画家习俗等方面的诸多相似之处。

然后，我们将分别论述19世纪作家通过现实主义小说实践文化记忆的根源与方式，如何利用荷兰绘画表达英国民众怀恋与共同体建设的心理诉求，从而探索画家与小说家的创作是一种互动关系。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遵行文化记忆的根源有三：记忆的历史魅力、记忆的自身需求、记忆的集体性。司各特、萨克雷、艾略特、盖斯凯尔、特罗洛普等的小说叙事结合荷兰绘画，恰如其分地赋予圣经画场景以“地方色彩”，唤起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记忆；小说家、画家的绘画交易与收藏、艺术教育、书信往来、博物馆藏和画赞考证都表明了作家对荷兰文化记忆的自身需求；国民精神、时代演变、文化进步造就了荷兰绘画的特殊性，其“日常性”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精髓一脉相承，与道德训诫如出一辙。

18世纪前期，荷兰绘画的廉价印刷品传播到英法两国，为生活在19世纪维多利亚文明进程中的诸多小说家提供了鉴赏的可能性。盖斯凯尔、哈代、艾略特、狄更斯、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等便以小说形式，记忆了包罗万象的现实社会。小说家实现文化记忆的方式有四：家庭记忆：小说中的婚礼、聚会、打牌等场景与荷兰绘画中再现的殷实富裕的资产阶级生活相似；米莱斯的《报应》（Retribution，1854）呈现了艾略特小说钟情的私生子问题。宗教历史记忆：小说家与艺术家分别将世俗主题融入以历史宗教为题材的绘画中，如小说《仇与情》（Romola，1862—1863）中，罗慕拉和提托在订婚日的情境类似于提香（Tiziano Vecellio）《巴克斯和阿里阿德涅》（Bacchus et Ariane，1520）的画面。主题记忆：通过小说展现的“怡情与治用”“理想与现实”“宽容与崇高”“风景与观者”等主题与荷兰绘画的相似性，论证文化记忆的小说功能。阶层社会记忆：通过风俗礼仪与语言习惯，体现等级秩序。如妓院、水手、码头工人、士兵等，又如《亚当·比德》记忆的劳动场面与诸多17世纪表现劳动场景的绘画异曲同工。

大量的分析表明，小说家运用荷兰绘画从事写作的文化策略印证了艺术史家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的图像阐释三层次说，即小说文字本身的“自然意义”（文字的再现与模仿），文本分析的“常规意义”（寓意阐释或隐喻性），文本生产的“文化密码”（图像志）。荷兰画派与现实主义小说共同决定并展现着时代民族、社会阶层、文化政治等普遍的因果记忆。

我们研究采用的基本方法是史料文献和文本分析。首先，梳理荷兰画派的生成史、英国现实主义小说文化史，论及不同时期重要的批评家及文本，兼顾文献与阐释、史料和文化的关系，体现研究的学术价值；其次，通过“照镜子”（20世纪以来艺术史家对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批评），反思当今国内文学记忆和文化审美与阐释的职责，展现研究的现实意义；最后，以文化记忆切入作家文化思想研究，并对经典文本背后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民族文化动机进行深度阐释，这是研究方法上的主要创新之处。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将从以下三方面反思文化记忆：其一，现实主义小说蕴含集体记忆、文化传承和认同功能，展现的是其利用荷兰画派声望传达时代的文化观念（痕迹），提出文学家“职”（职业素养和文化水平）与“责”（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的平衡统一观。这是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要点之一，是提高国民核心素养的方法。其二，探讨以文化记忆视域阐释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和文化内涵的有效路径，该时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展的协调性，经典作品的艺术前瞻性和预见性使人们获得了对世界以及自身的新认知，亦使得小说家和画家在对艺术品中谐和真、善、美的关系，令三者最终合而为一。其三，专题讨论两者互动的文化意义，即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主张国民精神决定荷兰画派的基调，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1939—2017）主张抗争欧洲近两千年的摩尼教、加尔文教二元对立（颂/责、男/女、世俗/宗教）的视角，我们则主张人类对历史文化的态度转变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就此，我们将探赜索隐，考察小说和绘画与文化记忆的关系问题，提出小说中的绘画是文化记忆的存在方式，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保存共同体价值和行为准则的文化信息凝结力，认同与重构共同体文化的迁移力，更新记忆库的想象创造力。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个人教育记忆起着关键作用。如：艾略特的艺术修养，刘易斯夫妇、哈代频繁造访博物馆，特罗洛普自传，马蒂诺的书信与批评，保存并延续了社会道德思想，提供了通过小说了解荷兰日常生活的种种图景。其中家庭是荷兰文化借以集中体现的载体，是小说“荷兰化”得以实现的方式。画家与作家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关键是对美的追求，服从真善美法则，匡世劝善。

概括地说，“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中荷兰画派的文化记忆”是一个以文化记忆为基础，通过对图像的阐释，研究文与图契合关系的认知过程。首先，从荷兰画派的独特性入手，选择与历史事件、现实主义小说和思想论争等相关的具有文化记忆的典型图文。其次，根据文本的论证逻辑，归纳和分析文化内容和特征（注重原典），然后从文本语境拓展文化语境，由内到外，层层“探究”。最后，突出英国身份的文化语境、集体记忆与共同体思想，揭示小说家利用荷兰绘画的重要原因，从而更深刻理解其文化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