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意义及创新

19世纪的现实主义思潮和流派既给欧洲文化带来了繁荣景象，亦是其繁荣的标志。本书从第一章的荷英文化交流说起，在第二章中介绍中国文化对荷英文化（荷兰画派）的影响或曰贡献，第三、四、五章则阐述荷兰画派与19世纪英国小说分别如何从理论上再现其现实主义思想的一致性，最后的第六、七、八章涉及荷兰画派的主题（劳动生活、女性家庭、风景民俗等问题）在荷兰绘画中的呈现及其小说中的再现性。这八章构成的上编为中编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笛福、萨克雷、哈代等8位）谈论绘画艺术理论做铺垫，最后一编阐释小说家（司各特、萨克雷、艾略特、哈代、特罗洛普等9位）如何运用荷兰画派反映19世纪英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从而构建其文化记忆。

基于上述的论述结构，我们印证了当代文化研究之父，英国社会学教授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和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雷蒙·威廉斯（Raymond H.Williams，1921—1988）的名言：“普通人并不是文化白痴”，“文化是普通平凡的”，其话语恰好凸显研究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与17世纪荷兰绘画共同反映日常生活性之意义所在。它促成了社会结构的变更和这一时期文学经典的生成。就此而言，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与图像的互动研究意义重大。

其一，认识“图像时代”文学与文化社会、道德伦理的关系。纵观国内外文学阐释语境，文化记忆研究已是前沿领域，并具有重塑经典的使命（如吴元迈、聂珍钊、吴笛、主持的“外国文学史”“文学伦理学”项目）。研究方法上，文献梳理、规律总结和专题研究仍为主导，虽已将文学提升到文化记忆的社会学层面讨论，如康澄（2018，2008）、赵静蓉（2015）的开拓性研究，但深度分析文本及其背后的文化社会动因，阐释并揭示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尚待持续。其二，基于中国立场，参与学术对话，体现文化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影响性。依据当下国内外研究，荷兰画派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文本文化研究的盲点在于没有把该领域的文献基础成果转化为与国际上该领域研究相匹配的中国视角研究，提升本土艺术对荷兰绘画在小说创作中的影响研究。通过文化记忆和文本的详细阐释，我们将梳理把现实主义小说比作荷兰绘画惯例的源流，重新认识以往艺术家和小说家的类比范式，从文化审美标准解决由荷兰绘画引出的“矛盾”。该矛盾甚至存在于赞赏荷兰绘画的小说家身上，借助相互冲突的例子，传达作品的社会意义。在当今文本中心走向视觉中心的时代，将文学与绘画结合的“文学生活”（温儒敏，2012）是探索文学史，乃至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方法和路径之一，是接“地气”的文学研究，是文学的功能。这对参与中国文坛及文化界的讨论，克服疏离自身文化的心态，树立借西学而促进中国文化建设的志向，担起对祖国文化建设做出贡献的职责具有重大意义。其三，建立完善资料库，学术共享。附录三“社会记忆·文化符号·民族共同体——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荷兰画派研究述评”向读者们提供了探索以文化视域研究外国文学的有效路径。关注小说与荷兰绘画的影响关系就是研究现实主义传统如何产生包罗万象的综合艺术与文化现象，对当下中国文化跨越不无启发。这既不摒弃传统的文学解读方式，又不排斥图像对文学作品传达的文化分析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1806—1861）在谈到19世纪的小说家时，认为他们具有“荷兰人之手和意大利人之魂”。如《亚当·比德》第17章中，小说主人公赫蒂在自我毁灭式的恋爱生活中寻求一把通往幸福的“钥匙”，而这与佛兰德斯家庭的“安静幸福”相悖。这种冲突恰恰是本研究要阐明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及其小说的特征。事实上，荷兰和佛兰德斯的绘画中充斥着此类家庭，其维持取决于家庭中女性的现实主义观念。这也是我们在第七章中专题叙述荷兰绘画女性主题的缘由。事实上，艾略特和哈代的后期创作各自转向意大利历史绘画以及英国特纳和法国印象派（Impressionism）绘画，展现出小说的现代性特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附录一中详细论述普鲁斯特小说和荷兰画派在现代性思想上具有一致性的原因。西蒙·沙玛在《财富的尴尬：黄金时代荷兰文化的解读》（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1987）中基于现代性视角甚至诠释维梅尔的问鼎之作《倒牛奶的女佣人》（The Milkmaid，1660）中的罐子含有“子宫”的模糊影射。

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中出现了诸多绘画作品，它们推动小说叙事、制造悬疑、营造氛围、布网埋藏小说线索，丰富小说叙述方式，实现了图文转换和图像叙事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绘画还常与一些英国文化艺术运动息息相关，如继承并发展荷兰绘画描述特征的前拉斐尔派，拒绝接受约翰·罗斯金等提出的“艺术是承载道德的实用之物”观点的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等。当时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作品中出现了再现日常生活（真实、典型美、长物）、传统女性（家中天使、主妇老妇）、阶级矛盾（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概念和19世纪文化运动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本研究便是从以上角度出发，选取了19世纪各时期20部现实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小说和荷兰绘画的描述相似性，以及前者利用图像叙事记忆英国维多利亚社会现实的可行性，从人类社会学的维度，丰富文本阐释的意义。这亦是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提出的批评任务，即发现作品的功能。[34]本研究亦不失为用荷兰绘画的视觉性考察小说文字叙事功能的一次尝试。

现实主义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和艺术概念，其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似乎都会宣称自己的作品比前辈写得更为真实。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的西方艺术界，特别在美国和英国，出现了持续近10年的“照相写实主义”，也称“高度写实主义”。这种艺术风格和波普艺术很相似，尤其在取材上，体现的是都市景观和与抽象表现主义唱反调的题材，它所追求的是对事物真实存在的入微观察和仿像。现实主义小说是人类求知路上的重要成果，是人类认知世界，模仿世界的一种方法。本著开端就指出，现实主义小说类似于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微缩世界，它犹如被压缩成一本人们能够轻易理解的书，让人们能够不断研读，在这种提炼于现实人类社会生活的环境下，获得认知。现实主义小说带来的感觉与绘画带来的感觉高度类似，它让人类拥有独立的世界观和虚拟的运作模型。

就“现实主义”一词的词源（res-ism，物-ism）意义而言，现实主义者有关物的叙述话语，在新时代精神生活高度物化的语境中应再次被重视。物是可以观赏的，也就是视觉的，同时亦是通过记忆得以传播的。当我们尝试去理解现实主义小说家时，就会发现，他们因为语言的局限而试着向现实让步；在此过程中，个人将怎样遭遇现实主义的限制并如何展示它的限制。他们是人类历史中最聪明，最机警，最富创造力，以及最有志气的小说家。他们不仅仅在过去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现在依然是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的一部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历史的进程，现实主义小说会在记忆的推动下携手绘画，发出更亮丽的光彩。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呈现的是一部小说与图像关系的文化断代史。谁可以称作这段文化史的主要代表呢？这是笔者从选题到撰写始终面临的难题。除了上述论述过程中涉及的“20位小说与艺术史批评家”外，进入笔者视野的还有塞缪尔·凡·霍格斯塔坦（Samuel Dirksz van Hoogstraten，1627—1678）、卡列里·凡·曼德尔（Karel van Mander，1548—1606）等。

荷兰黄金时代的画家、诗人和艺术理论家霍格斯塔坦曾为荷兰画派艺术理论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他对荷兰艺术史家简·埃蒙斯（Jan Emmens，1924—1971）艺术思想的形成产生过不小的影响。鉴于后者在《伦勃朗与艺术规则》（Rembrandt en de regels van de kunst，1964）一书中提供的荷兰语言艺术理论的历史性总体观点，在当代荷兰画派艺术理论三杰：荷兰艺术史家艾迪·德琼（Eddy de Jongh，1920—2002）、美国艺术史家斯韦特兰娜·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1936—）、美国当代艺术史家马里特·威斯特曼（Mariet Westermann）那里得到了更好的表达，并且获得了修正和发展，因此本书对于他选择了略写的形式。

……

在绪论的结尾处，本著尚需稍作说明，本课题研究尽量采用第一版（初译者）的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译著，谨以表达为外国经典传播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老一辈翻译家的崇敬之情，如艾略特小说《亚当·比德》（1987）、《仇与情》（1988）、《织工马南传》（1982）的译者张毕来（1914—1991）、王央乐（1925—1998）和曹庸，特罗洛普著作的译者张禹九和主万，狄更斯小说《马丁·瞿述伟》（1983）、《小杜丽》（1998）的译者叶维之和金绍禹，哈代小说《非常手段》（1988）、《意中人》（1998）的译者王振昌和祈寿华，司各特小说《威弗莱》（1987）的译者石永礼（1927—），萨克雷小说《名利场》（1957，该书最早由光建先生译为《浮华世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钮可谟一家》（1984）和《亨利爱斯芒德的历史》（1984）的译者杨必（1922—1968）和王培德，盖斯凯尔小说《南方与北方》（1994）和《玛丽·巴顿》（1963）的译者主万和荀梅、佘贵棠等。

当然，笔者的取舍是否得当，最终还得由学界前辈和读者朋友们来评定。在谋篇布局的过程中，笔者深感力不从心，标举不全的焦虑始终存在。即便在确定“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中荷兰画派的文化记忆”的主要代表性小说家与画家之后，有关他们小说和艺术批评言论的选择，还是犹如在水波浩渺、烟雾笼罩的大海里探索，如何取舍始终是个令人困扰的问题。本研究认为，把握时代之间的典范转移是学问的基础，也是世界文明建设的关键。因而，立足时代经典，洞察文本内涵，再现图文互证，传承民族文化是本著的宗旨。本著只是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读者朋友们阅后参与到更广泛的有关绘画与小说的互动与互证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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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M.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Ⅶ）》，徐和瑾、周国强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页。

[2] Edward Niles Hooker，ed.，The Works of John Dryden，Vol.20，Berkeley：California UP，1956—2000，p.116.

[3] John Barrell，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ainting from Reynolds to Hazlitt，New Haven：Yale UP，1986，pp.163-221；Harry T.Mount，ed.，Reynolds's Journey to Flanders and Holland，Cambridge：Cambridge UP，1996，pp.29-120.

[4] 于2010年4月完成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由中国美术学院上传至知网平台。

[5] [德]扬·阿斯曼：《什么是“文化记忆”？》，陈国战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

[6] 冯亚琳、[德]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45页。

[7] 罗杰鹦：《日常审美：论荷兰画派之平庸与高尚》，《文化艺术研究》2016年第1期；《论乔治·艾略特的视觉观念》，《文化艺术研究》2015年第1期；《论〈苔丝〉中的叙事写实主义与机器隐喻》，《当代外语研究》2014年第3期；《唯美与现实：荷兰画派对〈意中人〉的文学化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1890年—1930年英国现代主义典型期小说的变迁》，《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1年第2辑；《维多利亚小说“视觉观念”的当代研究》，《文化艺术研究》2014年第1期；《鸟迹与龙文：哈代小说〈苔丝〉的诗画艺术》，《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4年第1期；罗杰鹦、许慧浩：《论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荷兰画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怡情与致用：艾略特笔下的荷兰风俗画》，《国外文学》2010年第5期。

[8] 文化跨越，英语为transculturation，也译为“文化互化”“文化转化”，即不同文化相遇时，一种文化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改造其他文化，将其据为己用的过程。

[9] [英]柯律格：《长物》，高昕丹、陈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以下文中引言只注页码。

[10] [英]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页。

[11] Amanda Claybaugh，The Novel of Purpose，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P，2007，p.44.

[12] Ruth B.Yeazell，Art of the Everyday：Dutch Painting and the Realist Novel，Princeton：Princeton UP，2008，p.17.

[13] [英]玛里琳·巴特勒：《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动派》，黄梅、陆建德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4] [英]约翰·凯里：《艺术有什么用？》，刘洪涛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5] 赵成清：《罗斯金的艺术思想》，《艺苑》2016年第3期。

[16] Michael Millgate，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Thomas Hardy，Vol.6，Oxford：Clarendon，1978—1988，p.155.

[17] 王蜜：《文化记忆：兴起逻辑、基本维度和媒介制约》，《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

[18] 冯亚琳：《文学与文化记忆的交会》，《外国语文》2017年第4期。

[19] 吴诠元：《闻一多的新诗和绘画之间的关系》，《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20] [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8页。

[21] 陈俊松：《文化记忆批评——走向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批评范式》，《当代外国文学》2016年第1期。

[22] [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倪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2页。

[23] [美]斯维特拉娜·阿尔帕斯：《描绘性绘画与荷兰画派》，雷鸣、顾时隆译，《世界美术》1988年第2期。

[24] [俄]高尔基：《论文学》，孟昌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63页。

[25] Joop de Jong，“The Dutch Golden Age and Globalization：History and Heritage，Legacies and Contestations”，Macalester International，Vol.27，2011，pp.46-67.

[26] 殷企平、朱安博：《什么是现实主义文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27] 冯亚琳：《文学与文化记忆的交会》，《外国语文》2017年第4期。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合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5页。

[29] Alexander Welsh，George Eliot and Blackmail，Cambridge，Mass.：Harvard UP，1985，p.113.

[30] Margaret Harris，Johnston，Judith，ed.，The Journals of George Eliot，Cambridge：Cambridge UP，1998，p.296.

[31] Michael Millgate，ed.，The Life and Works of Thomas Hardy，Athens：Georgia UP，1985，p.17.

[32] Michael Millgate，Thomas Hardy：His Career as a Novelist，New York：Random House，1971，p.57.

[33] [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页。

[34] [加]诺斯洛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