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小说文体概述与小说文体类型

时代在进步，文学总是要反映生活，社会生活内容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学的变革，而文学的变革又体现为文学的主题和文学体式的变化。文学体式由文学作品的结构、叙事方式、语言等构成。小说的体式变化也往往以叙事方式、小说形式和语言的变化为表征。汉语新文学[2]文体演进也部分地表现为小说文体的演进。小说文体的演变虽不能直接对应社会转型，但能折射出社会生活的变迁，反映社会文化的变化，尤其是意识形态的转变。

“比较陈旧的小说形式正在被人们遗弃，但这不是对杂乱和无形式的兴趣，而是出于这种信念：生活是如此生机勃勃，它的各种表现都经过了有机的组织，以至于任何外来的形式都成了多余的废物。新型的小说家有一种信念：如果他真诚地表现了自己，那么，他的作品就将具有一种内在统一的意识，这比起通过任何文学手段人为加上的统一更能首尾贯通。”[3]

小说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也是必然的。陈平原系统论述了1902—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4]，分别从西方小说的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和传统文学的文体、“史传”、“诗骚”等方面分析它们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吴矛则系统地论证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类型的初始建构。陈平原注重小说形式研究，而吴矛把本来侧重于形式的叙事学发展成基于小说的故事讲法而包含了小说的观念、意识形态和主题等内容的一种学理体系，用来研究小说创作和文学思潮现象。[5]笔者取侧重于形式的叙事模式和叙事类型的概念结合中西文体学理论，重点分析严歌苓在小说文体形式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尝试。

这里首先要厘清文体和小说文体的概念。“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6]童庆炳主要从体裁、语体、风格三个层次论述了文体呈现的层面，同时揭示文体形成的深层原因。另外他还论证了文体表现功能表现的意蕴、意境、象征模式，以及文体创造过程中题材、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这一界说是比较权威的界说。近年来由申丹介绍的西方文体学理论，在学界影响渐大，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也被吸收到本书中。目前西方理论界有六种文体学，形式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是以语言学模式为依据划分的，文学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是以研究目的为依据划分的。这样的文体学分类是建立在两种标准（以语言学模式和以研究目的为依据）之上的，鉴于文体学学科特征，很难以一种标准为依据来划分，否则会以偏概全。

西方文体学特指以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为目的的文体学派。代表人物有德国文体学家斯皮泽（L.Spitzer），他的研究旨在通过作家的独特语言探讨其心灵，由此考察民族文化和思想嬗变史。西方文体学开始以研究诗歌为主，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多地以小说为主要研究内容。小说文体学有多种不同的分析模式，如对词汇、语法、修辞方式、句间照应和语境等不同层次的分析，还有“逐句推进法”模式和“段落对比法”模式等。功能文体学派代表性的观点为韩礼德（M.A.K.Halliday）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有三种纯理功能或元功能，第一种为表达说话者经验的“概念功能”；第二种为表达说话者的态度、评价以及交际角色等“人际功能”；第三种是组织语篇的“语篇功能”。这三种功能相互关联，构成意义潜势。话语文体学则对作品中的人物会话进行重点分析，主要分析句子以上的单位，如发起谈话、结束谈话、对话的话轮之间的关系和规律，句子之间的衔接，或话语的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结构关系等，注意方式准则如数量准则（提供适量信息）、质量准则（信息可靠）、关联准则（不离题）、方式准则（说话清楚有序）。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辛克莱（J.Sinclair）、戈夫曼（E.Goffman）等。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则揭示语篇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英国文体学家伯顿（D.Burton）是这一学派的开创人之一，她认为文体分析应具有社会批评性和社会作用，为逐渐消除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做出贡献。在阶级压迫、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这几种主要的不平等状态中性别歧视是根深蒂固和普遍存在的。[7]申丹在专著中指出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的重合之处，主要概括为两点：其一，叙事视角；其二，叙事学的“话语”与文体学的“语言”。总之，西方文体学及其研究十分庞杂，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文体”简称“体”，主要有两种含义：一种相当于“体裁”，也称为“体制”“体格”“大要”等，作为一种文类的体式规范，它是区分文章类别特征、对文章进行分类的过程中形成的概念，其核心内容是作者使用某一体裁时自觉或不自觉遵守的整套具有共性的惯例、规则、范式，即“文体规范”，主要指功用宗旨、创作原则、篇章体制、题材选择、艺术旨趣、表现方式、风格特征等一系列文类规定性。另一种指个体、流派或时代的创作风格，如元白体、西昆体、建安体等。[8]文学文体包括文学的四种基本体裁，即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这里主要关注小说文体。

中国小说史以西方小说史为参照，但不同于西方小说史，有中国特色的小说概念和小说文体流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小说”是无关于政教的“小道”，是源于民间、道听途说的“街谈巷语”，是有别于正史的野史和传说。唐代的刘知几等对此有过理论分析。

对小说的定义有很多种。弗斯特认为小说就是讲故事。《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定义小说的：“小说，一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通过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环境的描述来概括地表现社会生活。”[9]《辞海》的定义为：“小说，文学的一大样式。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广泛地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如叙事的前因后果，描绘自然景物、社会环境、生活场景以及人物外貌、心理、言谈、举动和各种纠葛、关系等，来细腻地刻画人物性格，充分地展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10]这些定义没有将小说是语言艺术形式、虚构等小说的特质表述出来，显得不够准确。

现代小说的文体特征通常被认为小说有人物、情节、环境、想象等几个要素。当代小说的文体因素在新理论推动下增加了更多的因素，如情感、叙事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国涛率先打出文体批评的旗号，在《在小说文体的自觉》一文中提出文体是作家的言语特征或风格、文体不是小说的局部而是全部。[11]这样的表述不够准确。五四时期的学者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西方小说三元素理论，即人物、情节、环境。许多学者撰文表达自己对小说的理解，如清华小说研究会的《短篇小说作法》、瞿世英的《小说的研究》、孙俍工的《小说写法讲义》、郁达夫的《小说论》、沈雁冰的《小说研究ABC》等，他们都以小说的三元素理论为基点[12]，提出不同于中国旧小说的新的小说观。

英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和文艺评论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一文中对小说的七个方面：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图式和节奏进行了剖析和探讨，以帮助大众加深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和鉴赏。对人物形象的分析，他提出了著名的“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的分类。他提到了七种小说文体的构成因素，而实际上小说文体的构成因素更多。一般认为小说文体在内容方面的构成要素有素材、题材、主题、人物、环境、情节等；在形式方面的构成要素有语言、结构、体裁、表现技巧等。而小说文体发展至今，其构成因素更多、更细，包括意象、形象、象征、叙事人称、时序（倒序、顺序）、叙事方式（对经典戏仿式叙事、词典式叙事、“百科全书式”叙事、“羊皮纸”叙事等）、情感、故事、结构、地方风俗、语言（词汇、语法、修辞、句式、语境、语言功能等）、小说以外的其他文学体裁和非文学体裁（在小说中的诗歌、散文、剧本和实用文体等）、虚构、表现技巧、情节（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等。

对小说分类的依据不同，分类结果也不同。例如，根据篇幅，可以划分为长篇小说（10万字以上）、中篇小说（3万—10万字）、短篇小说（3万字以下）。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中国长篇小说的分类主要是根据内容进行的，如神魔小说、讲史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小说、公案小说等。叶晗主编的《大学写作》根据艺术结构和表现形式的不同，把小说划分为话本小说、章回小说、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新体小说、现代派小说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小说的分类，主要是按照内容和题材进行的，如“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问题”小说、自叙传抒情小说、乡土文学、京派小说、革命文学、新感觉派小说、左翼小说、伤痕小说、改革小说、反思小说等。虽说分类主要是以题材划分，但是有时也涉及创作手法，如现代派小说和先锋派小说，主要是以创作手法来命名的。吴矛的专著《中国现代叙事类型的初始建构》[13]依据《文学的种类》[14]，把小说的题材和形式融合在一起形成小说类型，以此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说进行叙事类型分类。吴矛把现代文学分为四个阶段，认为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叙事类型：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阶段，20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人生写实派”和创造社“浪漫派小说”理论建构与实践阶段，30年代左翼文学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和京派小说与海派小说创作阶段，40年代“延安革命文艺”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和荷花淀派与七月派小说创作阶段。阿拉斯泰尔·福勒认为理论家将继续改写类型的历史，提供与新的习俗、审美乐趣或精神奥秘的标准相适当的新的家族谱系。[15]

综合小说类型理论，笔者把现有小说体式类型根据小说内容或形式或某一突出特色的文体元素分为传奇体、笔记体、社会剖析体、田园抒情体、话本体、章回体、日记体、书信体、对话体、侦探体、象征寓言体、自由联想体、词典体、传记体、讲话体、闲聊体、讽刺体、史诗体、女性文体等，划分标准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标准的，主要按照创作手法和结构、内容、语言等小说文体中某一具有突出特色因素来划分。不难发现，一部小说作品同时具有多种小说体式特征，既可以说它是传记体小说，也可以说它是传奇体小说。并且这里的体式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如果有一种新的小说体式出现，就会再加上一种。当原有体式分类不能表述新出现的小说类型时，只能增加新的小说类型。所以各种小说文体的出现既有先后的次序，又同时并存于文坛。各种文体的这种存在形态极像家族成员的存在形态。

可惜的是，五四时期开启的对小说文体的重视后来却因为对“文以载道”的片面重视而被逐渐淡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特别强调小说的宣传性，讲究教育意义和认识价值，则文体上就难以顾及”[16]。直到20世纪80年代，小说文体才又开始被重视起来。那么小说文体为什么需要改变和创新呢？是因为“小说叙事形式的真正的深刻的危机恰恰在于：我们身处的复杂的历史境况已经不再能够使用经典的小说叙述模式来加以描述”[17]。

每一种小说文本新形式即新体式的出现，对小说文体都有开创性的意义。有时几种体式结合在一起，在一部小说中同时出现，形成混合性文体。小说体式的创新有无限的可能性。笔者根据创作手法与艺术结构类型特征或题材内容对严歌苓的小说进行分类，划分出7种小说文体基本类型，对其进行重在形式的分析，解析出严歌苓对小说文体的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