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汉谣谚发展与传播研究
- 孙立涛
- 1861字
- 2025-04-28 19:00:22
前言
自古至今,学人智士或致力于古圣先哲“微言大义”的解读,或致力于经典诗文“风雅之奥”的探寻,其卷帙浩繁,令人喟叹。而同样需要人们去思考和诠释的民俗文化史料,相对来说似乎没有引起各代文人学者的足够重视。直接来源于民众生活的谣谚文化,可与史互鉴,并能补史之不足,是最真实、最可靠的史料。对其进行研读,有助于我们对一个时期的社会形态和人文环境有更清晰、更深刻的了解。只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虽有古今文人浩如烟海的著作与名篇,却未给我们留下多少有关谣谚文化的言论。大体来看,我国古代谣谚文化的发展和研究概经历了三个阶段:先秦至隋唐时期是文人著作对古今谣谚的自觉引用时期;宋元明清时期是文人对历代谣谚作品系统搜集整理的时期;民国时期至当代,学者对谣谚的性质、文化功能、社会属性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研究,但尚不完善。整体上看来,凭借现有成果我们很难得知某一时期谣谚文化的细节,只能从一些文集对谣谚的引用和辑录中窥视一斑,故谣谚文化亟须学者做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从文献记载的传说、甲骨卜辞、《易》卦爻辞中,我们能够体会到谣谚艺术渐趋发展的过程。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谣谚艺术已经发展成熟,这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这一时期流传着数量众多的谣谚作品,见载于《左传》《国语》《战国策》《孟子》《韩非子》等各种典籍之中,这些谣谚作品的内容涵盖广泛、形式多样、艺术手法高超,而且春秋战国之际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引用谣谚说理的风气,谣谚的社会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汉代正是继承了先秦谣谚发展的这一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谣谚文化的盛世。其实,先秦两汉时期的“谣”和“谚”虽有共通性,但本是两种体裁,时人对二者概念范畴的认识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从发展趋向上来看,“谣”与“谚”的艺术范畴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先秦到两汉,“谣”的音乐性在增强,“谚”的音乐性在减弱,不过二者在体式、风格、流传、应用等方面还是有很大的融通性的。所以,“谣谚”共称有其合理性,将它们合为一体论述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本书是专门针对两汉时期谣谚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进行的断代研究。通过细致考察历代文献可知,这一时期的谣谚作品数量多、类别多,时政谣谚、经济谣谚、哲理谣谚、品论性谣谚皆有,形式不拘,风格多样,且多数谣谚艺术表现力强。从地域分布上对汉代谣谚文化进行考察又可得知,两汉谣谚作品分布广泛:东起沿海,西至甘肃,北起辽宁,南至南海,都有谣谚作品产生和流传。其中京师地区的谣谚艺术尤为发达,各地亦均有特色所在,不同类别的谣谚作品其传播范围也或大或小。
汉代谣谚文化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共同开创的,谣谚作者除下层广大民众外,还有文人儒士、太学生、朝廷官员及谶纬家、政治活动家。故汉代谣谚文化同时也是一幅多功能的艺术画面,各类人士创作与传播谣谚的动机也各不相同: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它可以用来表达爱憎,可以用来传播生活经验,是民风民情的重要表现;而在文人官吏的日常交往活动或平时的文学创作中,以及朝廷官员上书言事时,它又被用作说理的方式;此外,一些政治活动家又把谣谚作为舆论宣传工具,或将其作为结盟的口号,或以此来宣传某个政治目的。与之相应的是,汉代谣谚的社会传播也比较复杂,其间并没有严格的阶级界限之分,同阶层并各阶层之间都有谣谚作品流传。而从传播的方式上来看,除主要靠口耳相传外,亦诉诸文字传播,文字传播中除书面语传播外,尚有碑刻和题壁。随着汉代谣谚流传渐久,多数谣谚作品都有变异现象发生,或量变,或质变。
汉代谣谚文化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谣谚艺术本身的发展、完善与传承外,还有官方发掘其功能,并利用相关政策加以运用的影响。当然,谣谚作为人类生活中的现实艺术,最主要的职能应是满足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在汉代,有适宜于广大群众从谣谚艺术中获得精神需要的社会环境,这是谣谚文化在汉代比较兴盛的根本原因。
总之,汉代民众在广袤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谣谚文化,这是人们认识汉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参考,是了解民众心声的重要渠道,而且汉代谣谚奠定了后世谣谚艺术的基础,对当时及后世的文人文学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均体现了汉代谣谚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本书的研究即建立在以上所思所想之上,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当代学者对谣谚文化领域的重视,同时也希望本书能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提供一些资料和参考。当然,限于笔者的阅历和能力,书中可能存在错误或不够完善的地方,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本书出版得到了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人才引育计划团队“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创新团队”的经费支持,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