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代陕西作家民间叙事的整体面相

纵观当代陕西作家民间叙事的整体面相，最突出的阶段无疑是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为代表的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在新时期以来民间叙事拓展自身话语空间的进程中，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一批陕西作家不仅以极高的创作艺术水准参与其间，更以其作品显在的民间叙事立场和价值取向成为这一阶段民间叙事话语的突出代表。作家们自觉抑或不自觉地站在民间的立场上进行书写，不仅创造了具有三秦大地地方性色彩的独特自在的民间审美文化空间，对转型期乡土民间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而且也以贴近个体基本生存与生命层面的写作向度表现出对于公开的官方意识形态话语抑或追寻现代性的知识分子话语进行解构与反思的功能意义，其创作取得了“现象级”的显赫实绩，达到了相当的文学史高度。但是，如果我们追溯新时期以来文学“陕军”民间叙事取得重要成就的艺术资源，从延安时期走来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第一代文学“陕军”的影响显然是无法绕开且十分重要的，《创业史》等作品深刻地影响了后来陕西作家的创作，也由此形成了数代文学“陕军”，尤其是第一代与第二代文学“陕军”之间一以贯之的鲜明的文学经验，一方面是其创作与民间生活之间建构起了深度契合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在对独特的民间文化空间的审美表达中形成了朴实厚重、大气磅礴的创作风格与艺术气质，具有在当代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史诗般”的恢宏气度。

如果就叙事立场来看，以柳青为代表的第一代文学“陕军”和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第二代作家之间无疑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在延续延安文艺传统的基础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话语格局中，第一代文学“陕军”在其创作中不仅不排斥，而且主动追随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他们所自觉秉持的是基于革命事业的叙事视角，例如在柳青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而创作的主流话语文本《创业史》（第一部）中，对“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18]做出回答的创作意图无疑显示了作家坚定的政治立场。而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新时期陕西作家则在革命叙事视角之外开拓出了新的“现代”与“传统”的文化视角以及新的审美空间。在新时期以来直至新世纪的写作中，第二代、第三代陕西作家既彰显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形态和启蒙精神，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民间的立场上进行写作，当他们运用民间的逻辑以及陕西民间独特的语汇去进行表达时，其创作也就实现了对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或知识分子精英话语的消解，达成了对这两种性质的文学话语进行反思的功能意义。

然而，尽管存在叙事立场的差异，两代作家之间却不仅建立起了深刻的精神联系，而且共同显示出深入生活、扎根民间的文学风气与习惯。对第一代作家而言，延安文艺传统带给他们的不仅是革命化的历史叙事立场，同时也使他们在情感上和精神上建立起了和农民之间的天然联系，在文学写作中显示出一种与民间社会生活与乡土传统之间密切关联，以及贴近民间世界生存与生命状态的叙事语态与叙事向度，从而体现了作家对普通农民生存状态的强烈体验与无限关切。以农民身份在长安县皇甫村生活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柳青，长期深入渭南、咸阳农村的王汶石等，都以其扎根民间的创作开启了当代陕西文学关注历史与现实、关注民间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也正因为深味现实主义的精髓，其作品在革命叙事视角之下依然散发出关注个体生存的人性光辉，折射出生命的价值。在第二代文学“陕军”以及以红柯、叶广芩、冯积岐、杨争光等为代表的第三代文学“陕军”那里，对于这一写作传统的承传和延续进一步走向了深化。由于陈忠实等第二代作家几乎都来自农村，具有典型的“农裔作家”的身份，因此他们对主流叙事的坚守就特别注重在其创作中探讨现当代历史发展对陕西农村社会的影响。而尽管第三代文学“陕军”在其创作中普遍地增强了现代感，并进一步拓展了自身的文化视野，有着更为自觉的文化意识，但在他们之中，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叶广芩的《青木川》、张浩文的《绝秦书》、冯积岐的《村子》、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等重要作品却都延续了前两代文学“陕军”关注现实与历史、关注农村社会变迁的传统。可以说在整体上，第二代和第三代“陕军”的创作主要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叙事，其作品中的民间文化审美空间主要地并非都市民间，而是居于其精神世界高处、并对都市形成无形挤压和排斥的乡土民间。他们更为自觉地在创作中讲述陕西或西部的乡村历史与现实故事，也更为自觉地建构起基于独特地方性的民间审美空间，其作品中的民间立场以及民间文化价值系统也更为明确和凸显。他们不仅注重从农民或“知识农民”的视角去反映自己的经验，并且在叙事立场上不再置身事外地将自己作为客观的评价者，而是在更为自觉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认同的基础上，在天然而强大的情感力量推动下立足于乡土民间生活，书写自身真切的乡村体验与生命感受，并在其间表达自身对于民间伦理与民间价值的批判性坚守与认同。这种写作立场与价值立场上的民间化倾斜在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以及红柯的创作中有着尤为明显的体现，他们的创作展示了民间社会自在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空间，充满了民间的意味。

从民间叙事的气象来看，从柳青出发，文学“陕军”形成和沿袭了朴实、厚重、雄浑的史诗风范。作为承传延安文艺传统的第一代文学“陕军”中最为重要的作家，柳青以其创作自觉地加入到了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在其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创业史》中，无论是从作家的创作意图来看，还是就作品的艺术构思而言，都显示了柳青坚定的进行宏大叙事的政治化写作立场，也就是站在建设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高度进行国家意志的政治宣传，反映声势浩大的合作化运动的过程和必然趋势，从而表现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历史风貌，以及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这种自觉的创作意识也使得柳青从根本上开创了当代陕西文学的重要传统，即坚持现实主义道路，并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注与观照中形成一种扎根民间的坚实作风以及大气磅礴的史诗气度，《创业史》也在概括历史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方面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成为“十七年文学”时期的重要创作。

从柳青所奠定的文学传统出发，新时期以来陕西作家的民间叙事普遍地承继了这一史诗传统，在整体上呈现出稳重、厚实、宏阔的艺术品格，展现出一种区别于其他地域作家的陕西风范与气象。无论是回首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演变历史以及现代以来中国人的生存命运，还是直面当代中国大变革时期的社会历史现实，新时期文学“陕军”敏锐地捕捉住了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在三秦大地之上乡土民间世界所引发的剧烈震荡，从而普遍自觉地以明确的底层视野和强烈的生存意识对农村和农民命运进行认真严肃的思考和描写。无论是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农村，还是百废待兴、处在历史转折点上的农村，抑或是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乡间生存法则与文化传统已然破碎的农村，当代陕西作家总是对它们予以饱含深情的现实主义表现，并在其间不断探寻底层大众的生活脉搏与伦理价值取向，由此形成了扎根民间的深沉厚重、大气雄浑的艺术风格，而《人生》《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浮躁》《秦腔》《青木川》《村子》《从两个蛋开始》《生命树》等，也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上一部部极有分量的力作，尤其是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更是以多部关注三秦大地农民历史命运的鸿篇巨制将现实主义传统开掘至文化的深层，并呈现出深邃、厚重的史诗品格，而先后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等作品也成为当代陕西文学以至当代中国文坛民间叙事的经典之作。

与第二代文学“陕军”相比，叶广芩、红柯、冯积岐、杨争光等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文学“陕军”则在传承对于民间历史与现实进行书写的创作传统时，呈现出更为开阔的创作视野。叶广芩的《青木川》站在人性的高度对历史进行反思，在予以民间叙事平等话语权力的同时也以多条线索的复调叙述，多侧面地对历史真相进行还原和复现，使得历史与人性的复杂纠缠在不同话语权力的转换中得到更加全面的揭示，显示出民间话语与传统意识形态话语平等对话，以至对其进行反拨和解构的力量。红柯的“天山系列”作品以宏大的史诗笔调和浪漫的诗意豪情对西域大地的民间历史与生存形态予以观照，并在其间追寻生命之根；与第二代“陕军”扎根陕西而形成稳重厚实的史诗风格相比，红柯创作的史诗性则根植于广袤雄奇的西域大地，充溢着雄浑的西域气息。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以“个人生活史”的写作方式，撷取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发生在“符驮村”的历史片断，讲述村庄中的个人在一系列动荡变化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生存面目与生活情态，在政治、食及性的交织碰撞中揭示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个人生命的悲剧性实质。在其对乡村日常生活中凡人琐事、野史村言的记叙中同样可以触摸到历史深处的脉动，以及他对历史本体、人的生存本体的洞察和思考，其创作也因此展示出既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而又开阔、深邃的文化视野。冯积岐广受赞誉的长篇小说《村子》则以一种扑面而来的真实笔致叙写关中“松陵村”自公社体制解体到农民个体经营20多年来的乡村演变历史，从地域、文化、心理等多层面剖析新时期以来农民所面临的焦虑、困惑、不安和迷茫，丰富而又深刻地揭示出“生活深层运动过程里令人心颤的复杂和艰难的形态”[19]，其稳重朴实的叙事风格更与柳青、路遥等一脉相承。

在整体性风范与气象之下，另一方面的事实则是，新时期以来陕西作家的民间叙事又存在着个人风格的明显差异，呈现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这种艺术的独创性首先是与他们所关注的文化地域不同有关。最为典型的，在第二代文学“陕军”中，路遥书写着陕北城乡之间的生存苦难与心灵困惑，陈忠实表现着关中地区厚重深邃的民间历史，贾平凹则对陕南故乡的民间生命活动与生存状态予以审美观照。而第三代文学“陕军”则以更加开阔的文化视野和现代意识走出了陕西本土；同时，更由于在他们创作的主要时期，文学因其边缘位置获得了极强的开放性，从而使得作家的叙事逐渐走向了个人化的极致，显示出一种与作家自身体验密切关联的个人性风格的不断生长，这在红柯、叶广芩、杨争光、冯积岐等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红柯的“天山系列”站在关中故乡的热土之上，回望他曾远走十年的新疆大地，以一种与其淡薄散漫的个性相一致的恣意想象抒写丝绸之路古道上被历史遮蔽的卑微生命，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充盈着丰沛的生命意识，瑰丽神奇而又汪洋恣肆，他对生命的诗性感悟，以及那种浪漫的、淳朴的文学诗性也因此成为其创作最鲜明的个人风格。女作家叶广芩创作的别开生面同样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有着密切关联，老北京贵族世家的出身与成长，以及长达四十年的陕西生活，不仅构成了叶广芩独特的人生，更使得北京与陕西成为作家脱颖而出的两块文学土壤。并且，恰恰是穿梭于记忆中的北京与现实中的陕西之间，给予了叶广芩独特的创作视野。几十年别离故乡的生活经历以及因之产生的距离感，使她在讲述京城百姓的人生、抒写对童年北京生活的眷恋与追忆时，将对故土的浓情以及最深沉的痛包裹起来，形成了更为沉稳、平静和淳厚的情感。并且，也正是站在西北遥望京城故土的独特生命经验，使得叶广芩对老北京的历史、风俗与人情，以及北京老百姓的价值观念有了更为透彻和超脱的感悟，而在那些以家族故事为基础的京味小说中，叶广芩也臻于一种较为洒脱的游刃有余的境界。同时，叶广芩在陕期间有着多年的县城挂职经历，尤其是常年穿梭于秦岭腹地，但与生于斯长于斯、“背靠”三秦故土进行创作的陈忠实、贾平凹等农裔作家相比，叶广芩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她始终有着“北京的孩子”的身份认同，以及长于京城贵族世家的归属感，因而在《老县城》《青木川》等“陕味”创作中，她是以城里人的视角面对陕西民间历史与现实，她既无限融入乡土民间世界，又形成了对民间乡野文明更为理解和宽容的情怀。南下深圳且跨界参与多部影视剧创作的杨争光同样在其小说创作中展现出独树一帜的艺术个性。在《从两个蛋开始》《少年张冲六章》等力作中，他既以深厚的乡土根性观照陕西关中一带的农村现实生活与历史变迁，表现出浓郁的乡土情味，又从人的本性出发对乡村社会的历次政治生活以及承传数千年的文化系统予以还原和解构，展示出独一无二的透彻、犀利和诡谲目光。在叙事上，杨争光忠实于自己的本性，任凭自己的真实性情来写，他既关注乡村现实生活与农民的生存哲学，呈现出相当的现实主义高度，又以戏仿、狂欢等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叙事笔调去表达对现实的洞察与体验；他的叙述语言既充满了荒诞意味和戏谑风格，又带着来自故乡的黄土地的泥泞况味和淳朴气息。与红柯、叶广芩、杨争光相比，冯积岐并未走出关中本土，其创作也基本囿于其所虚构的一个叫“松陵村”的地方，但基于作家三十多年地地道道的农民生活经历，以及多年的县城挂职履历，他在创作中真正体察到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生存状态，触摸到了农民生活的底蕴，并以自身“地主娃”的视角写出了最深沉的生活体验，从而在《村子》等作品中呈现出了震撼人心的“丝毫不见矫饰的巨大的真实感”[20]，既承传了文学“陕军”一以贯之的书写农民生活史的现实主义传统，又以其面对农村生活本来面目的真实、真诚在第三代“陕军”中独具一格。

总的来看，在叙事立场上的民间化向度，在叙事气象上的史诗风范与品格，以及在叙事风格上鲜明的地域性与个人性特征，构成了当代陕西文学民间叙事的整体面相。从叙事语态上隐匿的民间性向度，到对于民间宝藏毫不避讳的集体性开掘，以至民间叙事话语个人性风格的不断生长，数代文学“陕军”的创作扎根高天厚土的西北大地，书写以陕西为中心的西北民间社会历史与现实，充满了泥土的芬芳与民间的气味。可以说，当代陕西文学业已形成的民间叙事传统经受住了文学时空的考验，也以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因此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一支劲旅。由于当代陕西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坛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与典型性，对其创作中民间叙事话语的考察，不仅是对当代陕西文学重要基本面的一次总结，也应当能为当下中国文学民间叙事话语的发展路向提供些许有益的启示。放置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家们集体性的民间转向实现了当代文学的巨大转换，面对传统与现代转型冲突的宏大文化背景，民间叙事如何传承经验、扬弃传统，如何不断调适自身话语局限，如何在民间的续写中开拓创新，不仅是文学“陕军”所面临的挑战，也正是当下中国文学从民间叙事的高地再出发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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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页。

[2] 柯玲：《民间叙事界定》，《上海文化》2007年第2期。

[3] [美]阿瑟·阿萨·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姚媛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4] 陈思和、何清：《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5]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6] 陈思和：《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

[7] 参见陈思和《来自民间的土地之歌——评50年代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年第3期；陈思和、何清《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陈思和等《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

[8]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9]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10] 陈思和：《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

[1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4—858页。

[12]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13]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14] 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之一瞥》，载《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0页。

[15] 朱大可：《马尔克斯的噩梦》，《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6期。

[16] 莫言：《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17] 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载《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8—16页。

[18]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3页。

[19] 陈忠实：《村子，乡村的浓缩和解构》，载《陈忠实文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页。

[20] 陈忠实：《村子，乡村的浓缩和解构》，载《陈忠实文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3页。